这个演员最惹人注目的东西是他戴的眼镜。正如艾伦在论文中详细说明的，眼镜装着“非常厚的镜片，透过镜片看去，配戴者的眼睛都被扭曲了，给人一种视力极差的印象。”在这个实验中，说镜片“非常厚”还是太过保守了，实际上，像可乐瓶瓶底般的镜片如此之厚，以至于必须将其中间碾碎，“才能在确保足够的中央视力的同时，又能避免配合实验的人遭受头痛和眼睛疲劳的折磨。”

似乎这还不够，为了让人认识到演员的“视力恶化”有多么严重，演员和研究者还进行了这样一段提前设计好的对话。“对不起，这个测试需要有远距离视力吗？”演员心有歉意地问道。当研究者证实说这个测试确实需要有远距离视力时，演员解释说：“我的视力很差。”（好像他说的令人惊讶的一样）“我只能看到很近的东西。”研究者表现出担心的样子，之后，让演员读出墙上很清楚的标志。演员半眯着眼费劲地辨认着标志上的词语，不过，他失败了。到此，目的达到了。

研究者解释说，他需要五个人参加实验，他还说，如果少于五位试验对象，测试设备就无法工作。所以，他邀请演员参加测试，同时谈到：“只管坐着就可以了，你只要在那儿就行。因为你看不到问题，所以，你怎么回答都可以，随便。我不会记录你的答案的。”

但是，这样的演员——连同厚厚的眼镜——依然可以将试验对象从群体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在没有持不同意见者出场时，97%的试验对象都顺从了群体的意见，不过，当有严重视力障碍的配合人员身处群体中间，并给出一个不同的——不过同样是错误的——答案时，则只有64%的试验对象与群体保持一致。很显然，我们不会认为一个明显不合格的异见者，能像有能力的异见者一样，能将同样多的试验对象的观点扭转过来，但是，需要说明的重要一点是，持不同意见的人——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无论他们多么不合格——的出现，依然能让很大一部分试验对象脱离大多数人的意见，并给出正确答案。

为了弄清上述情形中蕴含的全部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一位家庭治疗师（Family Therapist）的洞见。波士顿的家庭治疗师戴维?坎特尔（Dāvid Kantor），导演了一出很可能是“真实电视”（Reality TV）（真实电视又称“真人秀”，就是把电视镜头对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志愿演员，将他们的言行、个­性­和品质，在规定的环境中拍摄下来做成节目播放。）的第一个“典型化身版”。在一个研究­精­神分裂症如何在家庭环境中表现出来的行动上，坎特尔在人们家里的各个房间安装了摄像机，之后，仔细研究了普通人长达数小时的生活录像资料。尽管坎特尔的研究并没有获得多少有关­精­神分裂症的成果，不过，他却发现了在每个群体动态中都会反复出现的一个规律。

在分析他研究的那些家庭的类型时，坎特尔发现，家庭成员会轮流扮演四种不同的角­色­。第一种角­色­就是“发起人”（Initiator）：也就是总有新主意、喜欢提出计划而且主张以新方式行动的人。不妨想一想马修?布鲁德里克（Matthew Broderick）在影片《春天不是读书天》（Ferris Bueller’s Day Off）中扮演的费利斯?布依勒（Ferris Bueller）。整个影片表现的都是费利斯以新奇而富有创造­性­的设想取乐的故事：逃学、开一辆老式汽车兜风、偷偷摸摸地潜入高档餐馆、参加­棒­球赛以及在游行队伍里大出风头等等。如果你和费利斯?布依勒式的人共处一室，那么，你很难不被他脑子里的各种新计划和新想法刺激得兴奋起来。你始终都会对发起人提出新想法充满信心，他们虽然并不一定是聚会的灵魂人物，不过，他们一定是最先提出搞一场派对的人。

如果说费利斯?布依勒可以代表发起人的话，那么，他们的对立面——也就是“拦截者”（Blocker）——就像费利斯的朋友卡梅伦（Cameron）一样。费利斯很想驾车兜风，而卡梅伦则担心被人抓住；费利斯想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可卡梅伦说他们没有预定座位。无论发起人提出什么新想法，拦截者总能从中挑出错来。“我们去迪斯尼乐园吧！”发起人大叫道。“不，去那儿玩太贵了。”拦截者反驳道。“我们开一间新公司吧！”“大部分公司都会在五年内夭折。”如果说与费利斯?布依勒呆在一起，会让我们很想出去­干­些开心的事情的话，那么，与卡梅伦呆上一分钟也会让我们兴味索然、什么都不想­干­。当然，我们很容易认为拦截者纯粹就是顽固不化的讨厌鬼。但是，就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在一个群体内，他们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保持平衡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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