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人和拦截者一定会陷入互不相让的僵局，正是这时候，“支持者”（Supporter）出现了，并会支持这一方或者拥护那一方。如果需要做出一个决定，那么，你可以肯定的是，支持者一定会偏袒某一方。第四种角­色­——也就是“观察员”（Observer）——会坚持公正的中间立场，而且往往只是评论正在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我们对是否要去迪斯尼乐园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在群体中，大多数的紧张状态存在于发起者和拦截者之间。发起者所想的，都是关于发动新行动的问题。他们有丰富的新设想，他们可能会盲目乐观，而且有一种贸然投入行动的倾向，但是，当遇到创新问题时，他们的创造力、­精­力和­干­劲会成为很有帮助的工具。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拦截者则会对新决定是否明智提出质疑。他们不是兴高采烈地跟着凑热闹，而是唤起大家注意可能随之产生的潜在恶果。

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人们和组织天生会受到发起者的吸引，因为他们能为人们和组织带来新鲜的活力和全新的思想，他们总是嫌天空太小。我们同样也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同样的人和同样的组织，总是想把拦截者“清理”出去。

比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第二次对伊战争之前的那些日子，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是如何反对法国的。当时，作为发起人角­色­的美国政府，为了说服政治家和外国政府与美国一起对伊开战，提出了无数证据。白宫人员群情激昂、跃跃欲试、积极准备——很快，就获得了公众的支持。

但是，当总统试图促动联合国通过一项支持对伊战争的方案时，法国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nimique de Villepin）却坚称：“我们不会允许一个授权诉诸武力的方案通过的。”同样，当布什总统想抓紧时间搜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法国总统雅克?勒希拉克（Jacques Chirac）则宣称，对联合国监察员无需他人介入便能完成工作“充满信心”。当美国已经做好进攻的准备时，德维尔潘却以“朝鲜政府”的问题提出警告……“朝鲜并不比伊拉克好到哪去，而且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令人遗憾的是，这可不是猜测，而是确实存在。”

为此，法国很快就被贴上了蓄意阻挠者的标签，美国国会颇为沮丧，并真的正式通过了一项提案，将国会大厦自助餐厅的法国炸薯条（French Fries），重新命名为“自由炸薯条”（Freedom Fries）。随后，法国大使馆以典型的拦截者风格反驳说：“我们正在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处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不会在乎你们给土豆起的名字。”

不过，反思过去，法国当时确实提出了一个很好的主张，而那一主张本应该得到更密切的关注的。可是，因为他们与拦截者的角­色­太契合了，所以，他们便成了布什总统的眼中钉。

虽然我们很容易对他们不加理会，不过，事实上，拦截者在维持群体平衡方面，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位拦截者承担着“制动器”的功能，能阻止群体走向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道路。即使拦截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过，至少在争论中增加了一个观点——从而，促使其他人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布雷耶解释了拦截者的角­色­在最高法院是如何发挥其必不可少的功能的：“如果某人要写书面异议……那就说明他们有独到的观点，说明他们有想得到认同的观点。屡见不鲜的是，为回应（持不同意见的人的）意见和观点，（大多数人的）观点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偶尔——一年可能有一到两次——整个法院的观点都会发生改变。

即使持不同意见的人没有改变法院观点的足够选票，不过，他们依然会影响案件的判决过程。“异见会纳入其他人的考虑范围。他们必须回应，或者必须给予重视。”

布雷耶回忆说：“去年，我曾对那个涉及到种族隔离、废止种族歧视、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平权措施是一个政治术语，是指政府推动的一系列面向包括黑人、­妇­女、和其他的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弱势团体在内的弱势群体的倾斜政策和措施。——译者注）案件的审理表示了强烈的异议。我是怎么表明自己的强烈感受的呢？我写了一份长达77页的异见材料——我从来没这么­干­过，从来没有。我以前写的最长的异见材料是20页左右。所以，那份材料是不同寻常的，后来，我在法官席上辩解了20分钟，这也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我知道，这种行为确实不同寻常。如果你认为出了错误，你就能找到表达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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