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如此。“你们不会相信在我身上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朋友艾琳（Erin）对我们说。前一天，我们刚刚和她谈过我们在损失厌恶上的发现——它是如何扭曲和误导我们的思维和判断的。她告诉我们，当时，在旧金山一条交通拥塞的街道上，她正坐在汽车里等绿灯。她愤愤地说：“我前面的那个白痴就是不动。已经变成绿灯了，可他还是停在那儿。”连想都没想，艾琳就把脚踩到了油门踏板上，准备突然转向，沿着逆行道绕过那个家伙。但是，就在她马上就要这么­干­的时候，她想起了我们给她讲过的乔丹的例子。“我意识到，我正处于损失厌恶状态，我想避免时间损失，随后，我想：‘我这是在­干­什么呀？’”所以，她没有对短期冲动（试图节约几秒钟的时间）做出反应，而是选择了长期观点（认识到，那几秒钟的时间，不值得自己拿生命冒险。）。

当我们过于看重短期目标的时候，我们避免遭受损失痛苦的自然倾向，更容易扭曲我们的思维。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选择了长期的观点，那么，顷刻间，潜在的损失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可厌了。因为亲身经历让乔丹深知草率判断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而有害，所以，他决定把长线思考的价值传授给自己的孩子。他告诉我们：“我发明了一个投资游戏，这个游戏着眼于更长的时期。”乔丹要用这个游戏应对学校介绍给孩子们的投资方式。“如果你看到学校的投资游戏，你会发现，这个游戏的困难在于，你必须在一个学期内完成：这是个很短的投资期。所以，你在得到一笔假定的资金后，你会挑选几家公司，看看哪个公司能在几个月后胜出。但是，这种方式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投资游戏中，你关注的是个非常短的时期，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市场循环期。你考虑的是一个在三个月内可能崩盘，也可能在三个月内大幅飙升的市场，你并没有真正着眼于公司的根基。所以，我做的就是把时间屏障拆掉。”

结语（2）

乔丹花时间帮助孩子们评估他们熟悉的那些板块中的公司——玩具制造商、食品生产商、连锁餐馆等——并购买了几只优质股。但是，比起选择哪家公司来，他的关注点更多的在于投资期。那么，乔丹的孩子们要多久检查一次他们买入的股票价格呢？“他们每年核查一次股票。”他说。一年一次——哦，这可是相当长——长——长的时期了！

如果说避免错误决定——这种决定会导致损失厌恶——的方式是放眼未来的话，那么，摆脱牵累——牵累是指我们无法放弃某一计划的力量，尽管它显然已经失败了——的解决之道，就是“戴上禅宗的眼睛”，并学会“让过去成为过去”。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发现自己陷入了这样的情境——我们必须接受既成事实的事实，这时候，更好的办法是转变方向，而不是让自己越陷越深。

无论你是聘用了令人失望的员工的首席执行官，是经受着店内促销毫无成效的市场营销经理，还是不断为一个没人买的新产品提供后援的公司，“让过去成为过去”策略都是适用的。有些时候，坚持到底就是毫无意义的。正如一位风险投资家在管理投资的预期时谈到的：“有时候，你得知道什么时候朝它的头上开一枪。”

英特尔公司（Intel）的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在其名为《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的著作中，讲述了他和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如何在1985年决定退出记忆芯片行业、并将所有资源集中于微处理器这一新兴领域的故事。当时，他们的核心业务是记忆芯片。正如格鲁夫谈到的：“我们优先考虑的事情，是由我们的身份决定的，毕竟，记忆芯片指的就是我们。”但是，英特尔公司在记忆芯片业务上亏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是高质量、低价格、大规模生产的日本芯片进入市场的一个结果。很显然，英特尔公司必须做点什么了。格鲁夫说：“在我的办公室，我和英特尔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戈登?摩尔正在讨论我们的困难处境。我们的情绪非常悲观。我望着窗外伟大美利坚（Great America）游乐园里那个在远处转动着的摩天轮，之后，我转过身，面向戈登，我问他：‘如果我们被踢出去了，董事会随后请来个新首席执行官，你觉得，他会做些什么呢？’格鲁夫毫不迟疑地回答：‘他会让我们脱离记忆芯片业务。’我木无表情地盯着他，之后说：‘为什么你和我不走出门，之后再回来，然后我们自己­干­呢？’”这就是英特尔公司征服牵累的影响，并做出专注于微处理器业务这一重大决策的过程，这一决策为它成为美国商界最成功的传奇之一铺平了道路。

当我们发现自己无法判定是否继续某一特定计划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会很有帮助：“如果我刚刚抵达现场，并面临着按照现有的状况投入该项目以及完全放弃该项目的两种选择，我会选择投身其中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很可能已经被牵累的隐形力量控制住了。彻底决裂可能会让人觉得心神不宁，但是，这种方式却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

处理扭曲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价值归因的结果——的最佳策略，就是观察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只看起表象。你的最初印象可能是错误的，你必须做好接受这一事实的准备。只是意识到我们正在基于假设——对某个情境或者某个人价值的假设——做出判断，就能让我们摆脱这种影响和控制。还记得那个“索贝”饮料实验吗？在那个实验中，比起那些喝了同一种饮料“全价版”的人来，那些喝了“便宜索贝”的饮用者，在思维敏捷度测试中的表现更差。在那项研究的一个变化版本中，研究者实施的实验过程与以前一样，不过，这一次，在测试开始前，他们问参加者，他们饮用的饮料价格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思维专注程度。研究者想让参加者考虑这样一个事实：饮料的价格与饮料的功效毫无关系。的确，那些饮用了“便宜索贝”而且回答了这一问题的学生，思维敏捷度得分并没有降低，他们的表现与那些饮用了全价饮料的学生完全一样。

结语（3）

与此类似的，当伊丽莎白?吉布森（Elizabeth Gibson）在曼哈顿上西区（Upper West Side）的一条街道上步行，发现夹在两个垃圾袋之间的一个艺术作品时，也必须与自己价值归因的本能倾向斗争。她本想走开，不过，随后，她还是停下了脚步，想了想那个作品。“我真的和自己争论起来。”吉布森对《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说。“我差点儿就走开了。”她说。“可它实在是在让人无法抗拒，尽管它的画框很廉价。”所以，吉布森把它带回了家，并挂在了墙上。几年以后，她发现了这幅画作的出处。这幅名为《三人行》res Personajes）的作品，是著名艺术家鲁菲诺?塔马约（Rufino Tamayo）的画作。这幅画曾被盗，后来，又被人扔掉了。如果吉布森晚来二十分钟，它可能就会被垃圾工人收走了，结果，这幅画在索斯比拍卖行拍出了一百多万美元。如果其他路人知道这幅画原属于一家博物馆，那么，他们当然会迅速拿到手里，不过，他们是根据周边的环境来评价它的，所以，都没有理会。

无论是在清仓折扣店还是在别致的专卖店购物，我们时常都要与自己因为某件商品的价格而有意排拒它的倾向斗争。相反，我们应该自问：“如果这是别人送我的礼物，我会喜欢它吗？如果买它花了1美元——或者1，000美元——我对它的感觉会怎样转变？”把影响我们对一个人或者一件物品价值判断的因素了解得越清楚，我们被价值归因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小。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影响都能被轻易战败。对我们来说，不对别人和所处情境做出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始终都在评价、判断周边的世界（同时，我们也会受到他人的评判。）在进行招聘面试时，我们可以通过制订迫使我们专注于客观数据的系统化程序，来降低判断偏差的倾向。但是，如果当我们没有可以遵循的“脚本”、无法获取客观数据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种实用的方法，能减少与判断随之而来的偏差呢？

心理学家弗朗茨?伊佩汀建议，我们可以利用称之为“个人构念理论”（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也译为“个人构建理论”）的原则，来克服自己屈从于判断偏差的倾向。“这一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如果我们减小了可能­性­的范围，而且只专注于对某一情境或者某个人的单一解读结果，我们就会在判断上犯错误。我们所有人都有某种“眼镜”，都有某种“构念”（Construct）（构念是美国心理学家凯利的人格理论的基本概念。他将个人在其生活中对环境中的人、事、物的认识、期望、评价、思维所形成的观念称为个人构念。人们用构念来解释自己个人的经验、预测现实。——译者注），用以筛选我们遭遇的无休无止的信息流中的信息。比如，当我们遇到陌生人时，我们会根据他们的穿着是名贵还是寒酸、他们的皮鞋是否光亮、他们看起来是开明的还是保守的、他们是信奉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以及是新潮的还是落伍的对他们做出判断。只要它们有助于我们快速评价某个情境，并有助于我们构建如何应对的临时­性­前提，那么，这些构念就是有用的。在时间有限和信息量有限的前提下，这是能让我们快速理解周边世界的途径之一。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谨慎，不要过度依赖这些最初形成的判断，因为它们会阻碍更为­精­细的评价。它们会使我们观照世界的视野变窄，会让我们更容易被草率的判断推出正轨。

个人构念理论教给我们的是，要保持灵活­性­，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事物。伊佩汀解释说，这就叫做“判定­性­思维”（Propositional Thinking）（也称为“假设­性­思考”）。它让你学会轻松面对复杂甚至有时是矛盾的信息，让你学会在得出结论之前，花时间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事情。判定­性­思维就像在对某人下结论之前，强迫自己先行来一个“等待期”一样简单。

我们对公正摇摆的情绪反应，同样会让我们难以驾驭，而且很难释怀。应对公正摇摆的一个方法，就是尽量客观地评估事物，不要屈从于情绪­性­判断或者心理上的判断（我是应该完成我的目标呢，还是给别人一个教训？）。可是，如果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环境——我们的行为是否公正，要基于其他人的判断——该怎么办呢？

结语（4）

答案来自杜克大学进行（Duke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的成果，听起来就像一个拙劣笑话的开头：电缆工、银行家和医药代表有什么共同之处？研究者杰克?格林伯格（Jack Greenberg）分析了来自不同行业的员工如何看待对他们的绩效评价。他发现，不管所处行业如何，对员工来说，感觉到自己是绩效评价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都是无比重要的。在绩效评价开始之前以及评价过程中，如果管理人员恳请他们发表意见；如果在绩效评价访谈过程中有双向沟通的途径；如果员工有机会对某个评价提出质疑或者给予反驳，那么，员工就更倾向于认为，绩效评价的过程是公正的。换句话说，如果员工参与到对自己绩效评价的过程中来，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过程更公正。就员工对提高工资的认识问题，另一项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当我们做出会影响其他人的决策，或者采取会影响其他人的行动时，让他们参与进来，有助于让他们确信这个过程是公正的。如果可能，最好能将我们的决策过程告知他们——也就是将我们的想法与他们沟通：“我知道，这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我想，最佳行动路线是这么、这么做。”将我们的不安和不确定­性­说出来，可以将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迫在眉睫的问题上，从而，一个潜在的不和就被转变成了一个通力协作的行动，同时，这种方式还能让人们客观评估事实，而不是被过程不够公正的感觉所左右。

在群体背景下，事实上，一个拦截者的出现，能使决策过程更理­性­，更不容易“出轨”。大部分人都认识某个倾向于扮演“魔鬼代言人”（Devil’s Advocate）的人。这一词语出自罗马教廷，是指被指定反对罗马教皇职位提名者的牧师。这位牧师要代表魔鬼的立场，可以说，他起到了平衡辩论的作用。尽管没人会通过扮演魔鬼代言人的角­色­在一场广受关注的辩论中获胜，不过企业却应该对不同意见做出积极回应——甚至索­性­直接鼓励某个人扮演这样的角­色­。当然，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异见者也会犯错误，不过，讨论异见者提出的观点，可以为辩论拓展眼界。

﹡﹡﹡

生活在一个我们可以预报飓风的时代，一个可以用复杂的­干­预手段医治疾病的时代，一个可以探查宇宙的时代，一个可以从企业系统化运作方式中获得好处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忽略这样的隐含事实——我们人类依然会受到非理­性­心理力量的影响，这一力量会阻碍我们对周边世界的理­性­观察。事实上，我们都曾受到过那些与理­性­和理智毫无关联的因素的影响和控制。从NBA的教练，到国家首脑，从想聘用员工的经理人，到研究我们为什么会那么行动的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思维有过各种各样的体验、情绪和认知。只有辨识并理解这些影响的隐­性­世界，我们才有望削弱它们的影响，才有望抑制它们对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生活的影响力。

资料来源（1）

前言

为保护医生和病人的隐私，前言中的医生和病人的名字均为化名。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