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流行和变色龙效应（1）
精神病的爆发。
糖衣片和百忧解。
被骗的以色列军官。
怎么能听起来漂亮。
你觉得自己有多老？
爱情桥。
它具备了成为流行病的条件。从1994年到2003年，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也称为“双相障碍”、“双极情感性精神病”）的儿童人数急速增加，双相情感障碍是以极度失望、绝望和情绪极度高涨交替循环为特点的疾病。1994年，在美国，在19岁以下的孩子中，每10万人只有25人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但是，到了2003年，病例的数量急速上涨了令人惊愕的40倍。这种罕见而且很严重的疾病如果只增长一倍或许还有新闻价值，但40倍的增长水平清楚表明，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一个解释是，罹患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孩子数量急速增加了。就在10年前，每年接受这种疾病诊断的儿童还只有2万人，但是，单单在2003年这一年中，就有80万儿童接受过诊断，或许，这一结果表明了孩子们在长大成|人过程中发生了极端的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确认。此外，因为双相情感障碍会大大增加患者自杀的风险，所以，如果患者数量急剧增加了，那么，我们会看到，年轻人的自杀率和自杀未遂事件的比例也会相应地大幅增加。但是，在此期间，美国儿童的自杀率水平却根本没有增加——事实上，这一比例还下降了23%。
另一个解释是，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孩子一直很多，只是最近十年来才开始有更多的父母带孩子向精神病医生寻求帮助。这一解释的问题在于，如果确实有很多人蜂拥跑到精神病医生那里，那么，除双相情感障碍疾病之外，患有其他精神病的人数也应该会增加，但是，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并没有同步大量增加。
我们因此听到了第三种解释：如果罹患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儿童数量并没有增加，而且带孩子向精神病医生寻求帮助的父母数量也没有增加，那么，发生变化的就只能是被确诊的儿童数量了。对这种解释的进一步探究，不但将我们引向了前一章谈到的两个判断陷阱的更深处，而且还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个强大的新陷阱——这一陷阱既能影响心存偏见的人，也能影响被判断的人。
事实表明，即使是医疗界，也无法抵御判断偏差的引诱。正如人事经理的教训告诉我们的，做出判断的陷进之一就是，我们倾向于信赖自己偏好的那些信息。要想弄清这一力量是如何促成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流行的，我们需要跨越大洋、穿越时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喧闹的德国去看看。德国一位名叫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的心理学家，为心理疾病开发了第一个分类系统。克雷佩林的诊断系统并不是依据客观、科学的数据，而是根据他自己的直觉判断制订的。他创编的某些分类名称直到今天依然还在沿用，其中包括燥狂抑郁病（Manic-Depressive Disorder），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双相情感障碍疾病。不过，他的有些诊断则过于模糊，坦白地说，是让人不知所云——比如，他将其称之为“带有明显歇斯底里特征的人”的类别，这一类别包括“梦想家、诗人、骗子和犹太教徒”。
然而，精神病医生发现，克雷佩林的诊断系统是个很有帮助的工具（他被视为现代精神病学之父），因为它创造了疾病诊断医学模式的一个类别。如果一位病人去看内科医生，说自己咽喉疼、头痛而且发烧，那么，医生可以进行快速检查，以诊断是否是链球菌性喉炎，并开出对症药方。同样，在克雷佩林的诊断系统中，如果一位去看精神病医生的病人显示出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症状，那么，医生就可以根据这一系统做出诊断，然后，选定一种治疗方案，并开出必要的药物。事实证明，直到现在，这个诊断医学模式在精神病医生中间依然很流行。
1980年，精神病医生使用的诊断手册新版本，也就是DSM-III，扩大了双相情感障碍的范围，将那些症状不很显著的病人也包括在内。疾病的确诊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住院检查了——因为出现狂躁症状而接受住院检查。现在，这一新诊断方法的依据包括以下普通的描述，比如，“感觉沮丧或者空虚”，“眼睛含泪”，显得“疲惫”、“犹豫不决”或者“失眠”，“比平常更爱多说话”，遭受“注意力不能集中”的痛苦，或者“自尊心过强”，等等。即使只能满足一部分标准的人，也会被归入双相情感障碍病人的范围。书包 网 想看书来
第五章 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流行和变色龙效应（2）
随后，正如英国精神病学家戴维?希利（Dāvid Healy）谈到的，20世纪90年代，制药公司开始对这种以前很罕见而且少为人知的疾病予以关注。它们的商业性活动包括发行新杂志，建立双相情感障碍的社团组织、召集年度会议，为新治疗方法大作电视广告，为心理健康从业者举办研讨会等。在这段时期，父母们和临床医生很难躲避有关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声音。希利医生说，随之而来的，就是滚雪球效应。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的病例越多，临床医生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这种疾病的确诊率也便越来越高，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该疾病的诊断。被归入到这种疾病的新症状标准，使双相情感障碍疾病变得颇为普遍，以至于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收治了成群结队的学龄前儿童。希利说，甚至有一个两岁大的幼儿也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病人。
现在，双相情感障碍的流行主要基于以下几个“任意而为”的理由：当为心理疾病分类时，克雷佩林依据的是他自己的直觉，而不是确实的科学数据；1980年，诊断手册扩展了他最初的定义；其后，制药企业的市场推广活动，又将更多的人引入到了这一领域。因为看到了双相情感障碍的发展态势，所以，精神病医生们开始觉得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病例。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自己已经陷入了判断偏差的第一个陷阱——“武断地贴标签”。
对任意信源（Arbitrary Information）的信赖本身，就已经造成了足够多的问题，但是，第二个陷阱——也就是我们忽略那些与我们的最初判断相左的客观数据的倾向——将这一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了。最近，心理学家布鲁斯?万姆波尔德（Bruce Wampold）向我们解释了第二个陷阱发挥作用的机理。万姆波尔德博士信赖经验性的数量证据，是个客观数据的信徒。他以自己获得数学学位和心理学学位所受的训练，发现了精神疗法（也称为“心理疗法”）成功的奥妙所在。对精确性的执着追求，意味着万姆波尔德必须有足够多的数据，才能确保自己获取全部真相。只有在考虑了对精神疗法有效性的所有科学研究结果以后，他才开始进行荟萃分析。
万姆波尔德进行的典型回顾性研究和分析是这样的：一组出于各种理由寻求治疗的真正病人，被随机分配给不同的治疗专家，有些专家采用“诊断医学”模式，另一些专家则不遵循这一模式。经过一个疗程之后，病人被问及，他们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如何。另外，他们还被问到，他们的忧虑是否有所缓解以及他们对治疗的总体感受如何。这一涉及到数千位病人和数百位治疗专家的回答和各种变量的实验，为万姆波尔德带来了丰富的数据。当他处理这些数据时，得到的结果令人震惊。
万姆波尔德的发现表明，使精神疗法成功的，是三个截然不同的要素。第一个，也是最容易理解的是才能。就像既有出色的经理也有蹩脚的经理一样，有些治疗专家确实比其他人更富才干。有些临床医生——无论其理论定位如何——因为对病人施治的高效和成功而引人注目。万姆波尔德发现的第二个要素称之为“联合治疗”herapeutic Alliance）——指施治者与病人之间关系的质量。比起那些与病人关系不佳的治疗专家来，与病人拥有良好关系的治疗专家取得的治疗结果更好。第三个要素是：该项研究是否允许治疗专家采用他们觉得最舒服的治疗方法。
令人惊奇的是，诊断模式在精神疗法中并没有什么作用。也就是说，采用诊断医学模式的治疗专家施治的病人，比那些并没有采用诊断医学模式的治疗专家施治的病人，治疗的结果既不更好，也不更糟。正如我们采访万姆波尔德时他告诉我们的，“诊断模式是不相关的，采用哪个诊断模式并不重要。你只管去诊断各种症状——忧郁、恐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但诊断的模式却并不重要。某种治疗方法对应某些心理失调的整个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具有重要影响的并不是某种特别的治疗方法，而是治疗专家与病人的协作能力产生了协同效应。”书包 网 想看书来
第五章 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流行和变色龙效应（3）
需要明确的是，万姆波尔德并不是说精神疗法是无效的。实际上，他的荟萃分析发现，这种疗法对病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非常显著的疗效。他也不是说采用诊断医学模式的治疗专家工作不出色。他的全面研究只是表明，诊断医学模式自身及其在治疗上应用并没有什么优势。
那么，有人可能会说，尽管确诊的数量急剧增加，不过，孩子们还是从服用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药物中得到了好处。的确，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官员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推出的百忧解（Prozac），帕罗西汀（Paxil），西酞普兰（Celexa）左洛复（也称为“郁乐复”）（Zoloft）等
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SRI），是自杀率降低的原因所在。就像事实表明的，使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施治的孩子更不容易感觉沮丧，也更不可能自杀。
但是，对这些数据更为仔细的研究，却揭示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2002年，一个研究小组分析了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关于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疗效的所有治疗数据和统计数据。他们研究了“47位病人服用安慰剂的短期疗效随机对照试验”，试验对照的药物主要是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他们的结论震惊了精神病学界。综合了所有的研究成果并仔细分析了所有数据之后的结果表明，就使病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感觉更好而言，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的临床疗效并不比安慰剂更好，也就是说，没有其他成分的糖衣片和百忧解的疗效并无二致。
内华达大学的精神病学和行为学教授戴维?安东纽奇奥（Dāvid Antonuccio）博士向我们解释说，“就以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治疗病儿的随机对照试验而言，16个患儿中只有3个孩子取得了疗效。16个人中只有3个人。此外，这些药物无疑还有产生严重副作用的风险。
尽管确凿的数据已经表明，诊断医学模式并不能带来疗效（万姆波尔德的研究成果论文于1997年发表），而且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并没有什么临床效果，不过，精神病治疗专家依然还在遵循这一诊断医学模式，并开具这类药物。即使是经验最为丰富的专家，一旦开始采用这一诊断模式，也很难停下来。
但是，诊断的另一个环节我们还尚未探寻，那就是被诊断人受到的影响如何。那些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的孩子们怎么样了呢？这一诊断结论的潜在影响是什么？为了研究这一问题，同时，也为了揭示做出判断的第三个也是最令人惊奇的陷阱，让我们到以色列去看一看，在以色列，105名士兵即将参加一个为期15周非常艰苦的指挥官训练项目。这是一个非常严格而且极为紧张的训练过程，受训者要接受艰苦的体能训练，需要心理上的全神贯注，每个训练日的训练时间达16小时。
这些未来的指挥官们并不知道，这个特殊的训练项目与他们的前任所接受的训练并不相同。在训练课程开始之前，心理学家多夫?艾登（Dov Eden）告诉负责这一培训项目的军官，军方已经收集了每位受训者的全面数据，艾登解释说，这些数据包括“心理测试分数、从以前的训练中采集到的社交数据以及以前的指挥官为他们评定的分数。”
根据这些全面的信息，艾登告诉培训官，每位士兵都被归入了三种“指挥潜能”（CP）中的一个，这三个类别是：“高”、“一般”和“不详”（因为信息不足）。来自不同类别的受训者，被平均分入四个训练班。“你要将每位受训者所属的指挥潜能类别抄录到他的个人记录本上。此外，我们需要你在训练开始时，记住自受训者的姓名以及对他们指挥潜能的预测。”
当然，受训者并不知道这一切。同时，培训官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指挥潜能及其相关的数据完全是杜撰的。得分是被随机赋予受训者的，与他们的智力水平、既往表现以及个人能力毫不相关。
然而，15周以后，当艾登回来时，他发现了颇不寻常的东西。训练项目即将结束时，士兵要接受一个书面测验，这一测验旨在检测他们学到的“战术、地形测量、标准操作程序，以及诸如航海和精确发射武器等实用技能”的新知识。这项测验并没有受到操纵，而是常规训练程序的一部分，是在训练结束时对所有士兵的检测。但是，这也正是将士兵划入不同指挥潜能类别所产生的影响显现出来的地方。在这个测验中，培训官以为其指挥潜能分数很高的士兵的表现（平均得分为），要远远优于指挥潜能“不详”和“一般”的士兵（他们的平均得分分别为和）。只是贴上了拥有高领导潜能的“标签”——尽管是随意贴上去的——就直接带来了实际能力的提升。不要忘了，无论是培训官，还是受训者，都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受训者就拥有了他们被赋予的特质。书包 网 想看书来
第五章 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流行和变色龙效应（4）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军界。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校区（SUNY Albany）的心理学家所做的荟萃分析认为，这些判断效应在职场中同样会发挥作用。如果你有幸为一位看重你而且信任你的老板工作，那么，你会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表现，以满足老板对你的更高期望。从另一方面说，没有什么比一个认为你没有能力的上司让你觉得更无能、更气馁的了。
万姆波尔德认为，当一位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学家为某个病人贴上双相情感障碍、焦虑或者消沉的“标签”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他解释说，诊断中固有的问题之一是，“这一过程存在着让一切都符合诊断结果的压力，所以，一旦诊断结果出来了，所有的行为和决定便会合情合理了。”当一个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的孩子出现“悲痛的”或者觉得“悲伤或者空虚”的表现时，这些情感就会被解读为症状的组成部分。心理学家弗朗茨?埃坡丁（Franz Epting）解释说，当我们“被贴上标签”时，“我们很容易开始按照人们赋予我们的方式付诸行动。”我们会去迎合他人的判断为我们创造出的模式。“从而，让我们在真正的自我与我们被赋予的特质之间产生混乱。”
换句话说，这一“贴标签”的过程会产生潜移默化、自我因循的效果：当我们接受他人赋予我们的特质时，他人的判断便会得到强化和再次证实。不妨看一看在以色列的士兵和培训官身上所发生的情形。当艾登告知培训官，受训者的智慧潜能得分实际上完全是虚构的、而且哪个人得到什么分数完全是随机的时，他们都坚定地认为不可能，同时，他们确信，艾登一定是在和他们开玩笑。为努力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还提出了这样的证据：在结业考试中，那些指挥潜能分数高的士兵的表现，确实更为出色。当然，这是一种循环逻辑。结业考试证实了最初的判断，受训者只不过是将自己的能力，“装进”赋予他们的先验判断模型中罢了。
这就是判断的第三个陷阱：当我们为他人打上某种烙印或者给他人贴上某种标签时，他们会接受我们所赋予他们的特质。在心理学界，这种对期望的反应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he Pygmalion Effect）（也称为“毕马龙效应”、“比马龙效应”）（这一效应是指我们会接受他人赋予我们的正面特质）和“高莱姆效应”（Golem Effect）（这一效应是指我们会接受他人赋予我们的负面特质）。不过，我们更喜欢概括性的“变色龙效应”he Chameleon Effect）这一表述方式。这一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说51位等待电话铃响起的女士，与以色列指挥官培训研究项目中的士兵拥有很多共同点。这51位女士应募参加一个关于交流的研究项目，她们只知道，自己将会与一位随机选定的先生进行简短的通话。当电话铃响起时，女士们便开始与对方进行看似很普通的闲聊——她们谈到了天气和自己在大学学习的专业，都是些一对陌生人经常会聊到的东西。但是，这些女士们并不知道，在不知不觉间，她们就参加了一场“神秘舞会”。
这场舞会的前奏在几分钟前就开始了。电话另一端的先生们也应募参加了一个关于交流的研究项目。不过，不像那些女士们，每位先生在与自己的伙伴通话之前，都收到了一份关于通话伙伴的“个人情况信息表”和照片。先生们不知道的是，尽管个人情况信息表是真实的，不过，照片并不是。事实上，照片是别人的照片，是研究者事先选择的照片，半数女士非常漂亮，而另一半则相貌平平。
即使不是心理学家，你也能猜到，先生们在快速看了一眼个人情况信息表之后，又仔细地看了看照片。在看过情况表和照片但还没有与指定的女士通过之前，每位先生都得到了一份“印象问卷”，该问卷要求他们为对伙伴的期望评分。
这个调查的结果很说明问题。无论个人情况表都写了些什么，看到漂亮女士照片的先生都认为，与自己通话的会是个“友善的、泰然自若的、幽默的而且擅长社交的女士”。另一组先生——也就是认为自己将会与不那么富有吸引力的伙伴通话的先生——则认为，那些女士会是“不怎么友善的、难以应付的、不爱开玩笑的而且不善于社交的人”。
第五章 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流行和变色龙效应（5）
一旦先生们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就很难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女士们了。是的，就像你能想象得到的，他们把这些先入之见带到了通话过程中。
与此同时，参加研究项目的女士们还独自坐在房间里。她们并不知道，自己的照片——真实照片或者相反——已经被先生们看过了。所以，当电话接通后，她们与先生们只是随意闲聊。
这就是这项实验真正开始的地方。研究者给通话录了音，之后，将对话中先生们的声音去除。剩下的片段只有女性的声音，研究者将这些录音播放给第三方——由12个普通人构成的一个独立群体，他们对这项研究的内容一无所知，而且从未见过任何一位参与实验的人。这个新群体对先生们的先入之见同样一无所知。
听过对话中女性们的声音后，这个评判团要使用先生们早些时候用过的“印象问卷”，对每位女性进行评估。
不同寻常的是，评判团的成员在不知不觉间就进入了那场神秘舞会——也就是先生们和女士们参与其中的那场舞会。先生们依据她们的（假）照片，为女士们赋予了某些特质，而评判团成员单单根据女士们的声音，就为她们赋予了同样的特质。
评判团为什么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呢？毕竟，他们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位参与实验的人，没看过任何人的照片，而且也不了解先生们的先入之见。他们也没听过先生们的对话，而且对这项实验的性质一无所知。
答案就在于变色龙效应的诡异作用。不要忘了，先生们在与“漂亮的”女士们开始对话之前，就已经认定她们是优雅的、有趣的、从容而镇定自若的人了。
先生们一旦形成了这种观点，他们与女士们互动的所有方面便都会受到影响。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你认定和你通话的人是颇具魅力的人，情形会如何。你很可能会更投入，倾听得也更专注，你会发现自己更深地沉浸在了与对方的互动中。
当“漂亮”的女士与神秘的陌生人对话时，她们忍不住会对先生们发送的信号做出反应。不知不觉间，她们就接受了先生们希望她们拥有的特质。研究者解释说：“最初在先生们的头脑里形成的事实，现在则变成了女士们的真实行为。”女士们下意识地接受了先生们认为她们“漂亮”的观点，并据此付诸行动。换句话说，被人视为是漂亮的人，让这些女士真的觉得自己漂亮了。
被人称赞漂亮以后，人们总是会走得更加昂扬、笑得更灿烂，谁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但是，变色龙效应只是暂时改变你的自我感觉呢，还是确实具有长期效应？耶鲁大学进行的新研究表明，判断和长期效应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那就是我们的健康。
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一家养老院的老人们中断日常活动，参加了一个特殊听力测试。老人们带上耳机，耳机为每只耳朵分别传送音高逐渐升高的三个声音。老人每次听到一个声音，要举手示意。如果听到了每个声音后就举起了手，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满分6分。如果你错过了六个声音中的四个，那么，你就只能得到6分中的2分，这个分数意味着你的听力已经相当弱了。考虑到所有参加测试的人都超过了70岁，所以，他们的平均得分只有分就不足为奇了。
接下来，老人们要完成一个看似与听力测试毫无相关的任务。“当你想到一位老人时，”研究者问他们，“你最先想到的五个词语或者短语是什么？”
研究者记录了每个人的答案，并将每个答案按照两个不同的衡量标准分门别类：一个衡量标准是从非常正面（比如“富有同情心”）到非常负面（比如“虚弱”）；另一个衡量标准是从外在因素（比如“白发”）到内在因素（比如“应验丰富”）。
得到了两组看似毫无关联的数据以后，这项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就宣告完成了。三年以后，当同样的老人再次受邀参加听力测试时，两组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便被揭示出来了。
光阴荏苒，并不奇怪，老人们的听力得分都下降了。但是，所有参加者的听力下降水平并不相同。听力退化更为严重的，是那些主要以负面语言和外在因素来描述老年人的人。研究者发现，即使在统计上去除了那些导致听力水平下降的其他因素（年龄、健康状况，等等。）以后，对老年人外在因素的认识和负面的认识，在过去三年来，依然使一个人的听力测验分数平均降低了分——相当于年龄增长8岁的听力下降水平。
第五章 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流行和变色龙效应（6）
为了确认是老年人自我判断而不是其他因素影响了听力，研究者分析了在第一次听力测验中得分很高的老人。他们发现，在以负面语言和外在形象描述老人的人中，即使是在第一次听力测试中得分很高的人，也和那些在第一次听力测试中得分很低的人一样，都经历了听力下降。
换句话说，对老年人的负面感觉确实能让人们的身体更快老化。这一效应并不仅限于听力。类似的研究还发现，对老年人的负面感觉，也是造成记忆力退化、心血管功能退化的原因，甚至还能将人均预期寿命减少年。
这些研究揭示出了心理学和生理学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为弄清这种联系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卡布兰诺峡谷（Capilano Canyon）看看，它的美丽在太平洋西北部颇具代表性。以莽莽山峦为背景，原始森林郁郁葱葱，森林被一个动人心魄的峡谷隔开，卡布兰诺河（Capilano River）在峡谷中流淌。这个峡谷是温哥华最著名的胜景，来此游玩的游客和当地人络绎不绝。
森林中栖居着一座很小但很坚固的木桥。木桥高出地面十英尺，木桥的材料是结实的雪松，木桥两侧装有护栏，这座桥为人们穿越河流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通道。
离这座木桥不远处的峡谷上游，建有卡布兰诺吊桥。这座桥建于1889年，这个摇摇晃晃的索桥的跨度为450英尺，离地面230英尺高。每当有风吹过峡谷，吊桥便会摇晃起来，这时候，即使是最稳健的徒步旅行者也难免会腿脚发软。
这天，在景区游览的徒步旅行者并不知道，第二座桥还拥有让他们的念头“摇晃”的神奇力量。
在一天的不同时段，研究者让一位年轻的女助手分别在两座桥的桥头等待他人。对这项研究，这位助手只知道，自己一定要严格执行特定的程序。她被告知，要去接近年龄在18岁到35岁之间的男性，一次接近一个人，接近他们的时间是当他们走过每座桥的桥头时。她要和每位男性简短地聊两句，之后，向每个人说一段话，这段话是事先准备好的——我是个学心理学的学生，正在做一项“身处美景对创造性表达的影响”的研究。
之后，这位助手要请每位男性填写一个简短的调查表。当对方完成以后，她要提议，等有时间时，会告诉他有关这项研究的事情。为此，她要撕下调查表的一角，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上面，然后，将小纸片交给他。大多数男性欣然接过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之后，走进暮色。
研究者还派出了一位男性助手，让他带着同样的指令去接近走过每座桥的男性。他同样将关于心理学研究的那段话讲给他们，而且同样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们，以便他们询问有关该项心理研究的事情。但是，与他的女同事不同，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这位助理不断被实验对象拒绝，对他的提议，他们总是说：“谢谢，不过，不必了。”最后，只有三个充满好奇心的人给他打了电话。
可另一方面，那位女性助理的电话则开始响个不停。不过，让人感兴趣的是，到底是谁给她打电话呢？在16位走过安全木桥的男性中，只有两个人给她打了电话。然而，在走过吊桥的18位男性中，一半的人给她打了电话。
给女助理打过电话的人，不太可能是因为他们突然之间就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兴趣，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对心理学研究的助理发生了兴趣。可是，难道当她与走过吊桥的人交谈时，奇迹般地变得更漂亮或者更吸引人了吗？为什么那些男性这么想给她打电话呢？研究者认为，答案就在于两座桥摇晃程度的不同。
不妨想象一下走过高出峡谷数百英尺的吊桥的情景。每走一步，都觉得吊桥不堪重负、摇晃不止。你会屏住呼吸、心率加快，额头沁出冷汗。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在这种情形下，肾上腺素会让你激动不已，那种感觉就像你深深迷恋上某个人一样。
当走过木桥的人看到研究助理时，他们大都在打量一番后认为，她只是个勤奋的研究助理而已。但是，对那些走过吊桥的人而言，紧张和肾上腺素却转化成了对助手颇为强烈的浪漫情怀。他们的生理反应似乎影响到了他们对助手的感知。但是，这一现象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是不是吊桥的特性本身，就扮演了确定谁能走过吊桥的“过滤器”角色呢？
走过吊桥的人，可能恰好是比走过木桥人更有勇气、更勇敢的人，所以，他们更想冒险给女助理打电话，为了验证这种可能性，研究者又回到了卡布兰诺峡谷，进行了一项后续研究。在这次研究中，他们让那位女助理只是等在吊桥的桥头。有些人一走过吊桥，女助理就去接近他们，而对其他些人，则在他们走过吊桥十分钟之后，女助理才去接近他们。如果说选择走吊桥的人的确是更勇敢的人，那么，你会觉得两群人中给女助理打电话的人数量也是相等的，而不管她是何时接近他们的。但是，研究者证实了早期的结论：刚刚走过吊桥就遇到女助理的人，比那些走过吊桥十分钟以后——这时候，他们的紧张感已经消退了，他们的肾上腺素浓度也降低了——才遇见女助理的人，更可能给她打电话。在心理学界，这座吊桥因为具有提高男###漫情怀的能力，而赢得了“爱情桥”的绰号。
正如这些例证表明的，我们总是在不断地与他人相互发送和接收暗示信息和微妙信息——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影响和被影响，即使我们理性的大脑并不知道这一秘密。当人们走过一座吊桥时，当人们为成为指挥官而接受训练时，或者当人们与一个神秘的陌生人通电话时，做出判断的人和被判断的人在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变色龙效应就对我们产生了影响。
第六章 在法国，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1）
谁想哄骗百万富翁？
分割馅饼。
感情用事的汽车经销商。
治愈重罪犯和风险投资家的谈话。
俄国的公平。
理性的马奇根加人。
亨利（Henri）双唇紧闭，那样子就像刚刚吃了一勺酸败了的烧糖卡士达（Crème Br?lée）。他眨着眼睛，好像想摆脱嘴里的恶劣味道。背景音乐变得越来越吓人。
对亨利来说，那天是以一个非同寻常的而且充满希望的信件开始的。在有望参加Qui Veut Gagner des Millions节目的数千人中，他有幸被选中，这个节目是法国版的《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当亨利坐上舞台上的高凳时，灯光暗了下来，之后，主持人吉恩-皮埃尔?福柯（Jean-Pierre Foucault）将这位参赛者及其女朋友索菲（Sophie）介绍给了大家，索菲正在观众席上为亨利鼓劲。
无论在哪个国家摄制这个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都会遵从以下规则：参赛者要回答多选题，随着比赛奖金数额的增加，多选题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开始的几道多选题回答起来总是易如反掌，比如：
“小红帽”要去看哪个家庭成员？
A. 她的妈妈。
B. 她的姐姐。
C. 她的奶奶。
D. 她两次搬走的远房堂兄弟。
题目会变得越来越趋向不引人注意的琐事，比如，“哥伦布从西班牙到新大陆的航行，有多少水手随他一同前往？”如果参赛者遇到了麻烦，他们可以使用三种求助方式中的一种，这三种方式是：给一位朋友打电话寻求帮助，去掉错误答案，或者让现场观众投票。
最初几个问题，亨利回答得非常圆满，但是，当主持人问他“Du’est-ce qui grāvite autour de la Terre？”——也就是“围绕地球转动的是什么星球？”——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备选答案被大声念出来时，亨利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些答案：
（A．）月球。
（B．）太阳。
（C．）火星。
（D．）金星。
亨利又大声念了一遍主持人提出的问题，努力思索着那些备选答案。当不祥的音乐再次响起时，他咬紧嘴唇。看到参赛者的一筹莫展已经变成了惊慌失措，主持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慢慢来，别着急，如果你碰上了麻烦，可以使用求助热线。”
考虑到必须借助别人的帮助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亨利决定启用“问现场观众”的求助方式。你可能会认为，亨利让现场观众投票的决定很英明。毕竟，即使有些人给出了错误答案，总体而言，观众通常都是正确的。然而，结果表明，观众并不总是公正的。亨利很快就会痛楚地意识到，我们对“什么是公正”的非理性感知，会戏剧性地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
“好的，现场观众，请举起你们的答案牌。”主持人说。“请帮亨利回答这个问题……围绕地球转动的是什么星球？如果你知道答案，请回答，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可以放弃。
（A．）月球。
（B．）太阳。
（C．）火星。
（D．）金星。
“好了，你们现在必须投票了。谢谢！”
当观众投票的时候，镜头对准了亨利的女朋友，她穿着绿色套头衫，戴着时尚的红色眼镜，看起来对自己的男朋友为什么不能自己给出正确答案深感困惑。之后，画面换成了法国观众的全景，镜头捕捉到了他们脸上的沮丧表情——这是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亨利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迹象。
说亨利不是伽利略显然是文过饰非。无论是因为他上小学时在科学课上睡觉，还是因为他被身处聚光灯下的紧张震慑住了，总之，亨利是被难住了。
当观众的答案揭晓时，亨利深深吸了一口气，艰难地咽了口口水：这可是非同小可的时刻——要想留在节目中，他必须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正像你可能预计到的，观众中没人回答金星围绕地球转动。不过，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确实有2%的人选择了火星。接下来，情况就变得很奇怪了。“如果你允许，”主持人说，“我得说，在我看来，结果的分歧的确太大了。”42%的观众为正确答案——月球——投了票，其余56%的观众都为太阳围绕地球转动这个答案投了票。
亨利愣住了，这时候，我们或许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国的教育体系是不是出了严重的问题？但是，观众展现的并不是无知。
第六章 在法国，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2）
要想弄清为什么法国观众会那么投票，我们需要先来看一下德国的一个实验，所有要像孩子一样分东西的人都与这个实验有联系。柏林的研究者将随机选取的两个陌生人分别带入两个房间。每个参加者都被告知，他或她会与一个伙伴配对，对方的身份不能透露。他们两人会得到10美元的钱——但是，如何分钱，取决于他们自己。不过，他们要遵从以下让人犯难的规则：参加者彼此之间不能交谈，不能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分钱方法，也不能协商。而是随机指定某个人决定如何分这笔钱。
第一个参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分这笔钱，而他们的伙伴会被告知自己得到的数额，他们必须决定是否接受第一个人的这种分法。如果他们接受第一个人的分法，那么，双方便可以得到自己的那份；如果他们决绝接受，那么，双方便都会空手而归。
这个游戏只能玩一次，所以，参加者没有第二次机会。此外，参加者被告知，游戏结束以后，他们的身份不会被透露，双方分道扬镳。
让我们站在分钱人的角度来想一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平分的方式。事实上，到他们做出选择的时候，大部分参加者确实做出了平分这笔钱的决定，这样，每个人就能各得5美元了。此外，所有被告知这一分钱结果的伙伴，也都接受了这样的分法。
有趣的部分在于，如果第一个人分给自己的钱超过一半会出现什么结果。正如你能想象得到的，他们的伙伴为这种分法感到愤愤不平。但是，他们接下来的反应却完全有违经济常识。参加者并没有拿着自己分得的那部分钱离去，大部分被给予不公数额的人拒绝领取那些钱，他们选择了空手而归。
从纯理性观点来看，对那些接受分钱结果的一方而言，应该可以接受任何结果。毕竟，有钱总比没钱要好。2美元虽然不如5美元，不过，依然比一无所获要好。然而，无论这样的观点多么合乎逻辑，绝大多数被给予不公数额的人确实拒绝了那样的分钱结果。他们虽然空手而归，不过，他们觉得自己捍卫了公正。
另外，当分割不够公平时，人们空手而归的意愿，并不会受到金钱数额的影响。当用100美元代替10美元重复这一实验时，参加者接受不公正分割结果的意愿并没有变得更强烈。
这项研究表明，我们对公正抱有根深蒂固的信仰，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去捍卫它。正是这种对公正原则的坚守，影响了《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的法国观众。连基本天文学知识都不知道的亨利，真的有资格得到一百万欧元吗？对那些法国观众来说，答案——52%的选票数对46%的选票数——是响亮的“没有！”他们故意选择了错误的答案，因为如果亨利连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那么，对他们来说，亨利在他们的帮助下在节目中继续前进就是不公平的。
当亨利根据观众的选择作答时，你可以听到观众们忍俊不禁的笑声。对他们而言，给不配得到奖赏的参赛者提供正确答案是不公平的。
在观众看来，亨利是应该知道答案的。
但是，如果他是个观众对其期望较低的人——比如说，一年级学生——结果又会如何呢？他们是会表现得很苛刻呢，还是不会指望一个孩子知道答案？“分钱者”实验的另一个版本，为我们清楚地揭示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参加者得知了同样的规则，只是与他们配对的不是另一个人，他们被告知，与他们配对的是一台计算机，而且由计算机来选择分钱方式。当计算机提出了“不公平”的分钱方式时，参加者们并没有表示拒绝。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偏向计算机的不公平分钱方式，尽管他们曾经拒绝过由一个人提出的同样分钱结果。
换句话说，就公平而言，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导致了我们如此不合情理的反应——这就是“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也称为“程序公正”、“程序公平”）。我们不会指望一台计算机会公平行事——但是，我们当然会要求人要公平。
想一想，如果我们参加一个类似的实验，在实验中，允许分钱的人与我们沟通，结果又会如何呢？设想一下，如果他告诉我们，他陷入了财务困境，额外的钱对他很有用，那么，我们很可能会接受少于一半的数额。考虑到已经为不公平的分钱方法提出了很好的理由，那么，我们会认为，自己并没有被别人占便宜，从而，更可能接受对方的分法。
第六章 在法国，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3）
不过，即使是最精于算计的人也会被公平控制。当你想到汽车经销商时，你一定想象不到，公平在他们的职业生活中其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他们的推销术有油腔滑调和蒙骗顾客的恶名，不过，事实上，他们自己的钱财也常常被人——汽车制造商——骗得精光。大部分汽车经销商的运营规模都较小，与汽车制造商比较起来，他们也没有多少定价权。比如，如果你是个福特汽车的经销商，那么，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就是你的唯一供应商，他们可以控制价格，而且可以控制你的库存结构。经销商经常出了高价却被蹩脚的存货——那些很难卖出但制造商需要脱手的车型——“套牢”。
当研究者与经销商交谈时，他们发现，经销商以一种荒谬得令人吃惊的方式，来评价自己与汽车制造商的关系。一项对汽车经销商的全国性调查揭示出，他们并不是只关注自己与制造商的交易结果（我是不是多付钱了？我拿到的是高质量产品吗？），而是更在乎制造商如何对待自己。对经销商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自己是否得到了一个好的交易，他们评价交易的标准，是下面这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细节：制造商是否“尽力弄清经销商所在地区的情况”，其行为方式是否“客气、有礼貌”，以及“是否尊重经销商”。结果证明，就经销商对结果的总体满意度而言，这些公平因素比主要的经济数字更重要。
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是：很显然，对客户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感知到对待自己的过程的公平，而经理们通常却“给利润和结果赋予了太大的重要性”。研究者们建议，经理们应该在培养与顾客的关系方面，投入更多的“努力、精力、投资和耐心。”
我们都曾经从商店买到过有毛病的产品，也都曾在餐馆吃过不可口的饭菜。如果商店的店员或者餐馆的服务员对我们很友好，而且尊重我们，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忽略这个倒霉事，或者至少也会原谅他们。正如汽车经销商研究项目所表明的，他人如何对待我们——过程是否公平——与我们对最终结果的满意度密切相关。
关于公平，让人尤其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人们觉得自己能发出声音到底有多重要呢？一组研究者让来自巴尔的摩、底特律和菲尼克斯的数百名重罪犯填写一个调查问卷。这些人的罪名包括持有毒品、欺诈以及武装抢劫等。调查问卷的第一部分由有关事实的问题构成，比如，他们犯罪的类型，以及在监狱服刑的时间等。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转向了对公平感知的问题：人们是怎么对待你的？你对判决结果感觉如何？律师对你好吗？
调查问卷上的问题，都可以归为两个类别中的一种：一类是特定的结果——也就是罚款、缓刑和服刑时间；另一类是过程看起来的公平程度——接受调查的人如何评价自己在法律体系的经历。
研究者将结果列表分析后，他们发现了一个独特的规律。就像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在评价审判过程的公平程度时，接受调查者认为审判结果非常重要。比起那些受到最高刑罚的人来，那些量刑较轻的人自然认为审判更公正。
但是，结果表明，无论他们犯了什么罪，也不管他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刑罚，接受调查的人都为过程赋予了与判决结果几乎一样的重要性。就构成他们总体满意度的所有环节而言，诸如他们被捕时警察对待他们的方式等短期的经验，看起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被接受调查的人赋予最大重要性的因素之一，是他们的律师与自己共度时间的长短。律师与自己共度的时间越多，接受调查的人对最后结果越满意。这时候，你可能会认为，这样的结果是相对的：如果某个被控重罪犯被判长期徒刑，那么，如论他和律师共度了多长时间，他都会愤怒不已。但是，结果却表明，律师的行为会让他的感觉大不相同。换句话说，尽管结果可能并无二致，不过，如果过程让我们觉得冷淡和无情——也就是没人听取我们涉及到自身利害关系的声音——那么，我们便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判断整个过程的公平性。
事实证明，被人倾听的渴望并不仅限于重罪犯。当你走过加利福尼亚州洛帕克市（Menlo Park）的沙山路（Sand Hill Road）时，看到不起眼的两层办公楼，你不会觉得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闪光点。不过，走近查看，或者看到几辆法拉利跑车疾速驶过的时候，你便会意识到这个地区的富足。某些全国最大的高技术公司的初创地就在这些办公楼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六章 在法国，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4）
坐在他们的豪华办公室里，研究者正在就给企业家们的奋斗提供支持的问题，向硅谷和来自其他地方的风险投资家提问。尽管具体的问题与向罪犯们提出的问题并不相同，不过，这些问题也都可以归为两个类别：一个类别是投资的结果，另一个类别是与公司打交道的过程。调查问卷包括关于他们与企业家打交道的具体问题，比如，“首席执行官以什么频度为他们提供风险企业表现的及时反馈呢？”以及首席执行官是否能让他们持续了解“风险企业的最新表现”。
你可能会认为，风险投资家——也称为“VC”——在论证投资的过程中会比重罪犯更善于分析、更公允。简而言之，一个出色的投资，就是能为你挣钱的投资。但是，当我们看到风险投资家们的答案时，很显然，他们也为“倾听自己的声音”赋予了不成比例的权重。
当分析这一结果时，研究者们注意到，“企业家的及时反馈，能让投资者觉得企业家更公道，他们会更信赖企业家，会对企业家的战略决策给予更多的支持，而且对风险企业运作监测的频率也会更低。”如果将投资的财务回报比作囚犯的刑期——可度量的客观结果——那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有些像辩护律师了。一位时刻与自己保持接触的首席执行官，能让风险投资家形成对风险企业满意得多的印象。
但是，对希望从投资上获得良好回报的投资家来说，对沟通的强调，会对他们造成伤害。沟通只是有关投资的所有关系中的一种，实际上，首席执行官与风险投资家接触的频率，与风险企业的成功并没有什么关系。风险投资家对风险企业评价的唯一标准，应该是运营结果——公司运作得如何。说不定沉默寡言的首席执行官，可能恰恰是夜以继日地忙着让企业达到既定目标的人。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虽然程序正义的掌控以及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的渴望很重要——无论我们是汽车经销商、罪犯还是风险投资家——不过，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对公平的定义方式也大相径庭。比如说，《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中的亨利把名字改成了亨里在美国观众面前参赛。美国观众则几乎肯定会帮助一位参赛者的，不管他表现出来的能力如何，数据显示，在美国，“向现场观众求助”的结果是，观众给出正确答案的比例超过了90%。
当把《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引入俄罗斯时，节目制作团队注意到，那里的观众经常给出错误答案——而错误的答案并不只是给亨利这种“糊涂虫”的。俄国观众不会厚此薄彼——无论是面对聪明的参赛者，还是面对不那么聪明的参赛者，他们都会故意给出错误答案。事实上，俄国观众如此热衷于给出错误答案，以至于参赛者已经认识到，要对“向现场观众求助”的方式保持警惕。
当我们与《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制作团队联系，让他们解释俄国的这种现象时，他们也感到很费解。但是，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一位俄国历史的专家——为我们提供了颇为有趣的见解。那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最后一周，就在他准备回英国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他。霍金斯是赫鲁晓夫时代俄国文化的专家，他对社会主义在俄国为什么会最终失败的问题尤其感兴趣。他没有想到，自己的研究有一天会为解释《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的奇怪现象有所帮助。
为了解开什么原因促使俄国观众给出错误答案的迷局，霍金斯把我们带回了俄国的农民村落时代。霍斯金解释说，20世纪之前，农民社区是以“连带责任”（Joint Responsibility）的原则治理的。社区中的每个人都会一起行动——无论是缴税、为军队输送兵员、保持社区的和平，还是捉拿罪犯。农民越来越喜欢互施援手。
在苏联政权统治期，随着国家变得日趋工业化，人们将乡村的古老习俗也带到了城市。霍金斯解释说，尽管生活在苏联式国有公寓中受限颇多，而且困难重重，不过，人们之间相互借钱以及相互借用厨房用具、火柴之类东西的风气颇为普遍。他说：“那些都是很小的东西，当然，你能看到，这种现象在其他社区也很普遍，并不只限于俄国，但是，我想，这种现象在俄国更普遍，而且也更在预料之中。”这种心态在工厂中也很盛行，在工厂里，“俄国人不断要为彼此的生活负责”。
第六章 在法国，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5）
但是，如果你是“出头鸟”，或者被视为“异类”，那么，这种为你提供支持的互助式社区，也会转而敌视你。在霍金斯看来，这种态度转变，源于这样的认识：“脱离行为准则的人——无论他们非常富有，还是极为贫穷——对整个社区是危险的。无论是哪种情况，人们都有一种查找其根源并对那些与自己不相称的人表达愤恨的倾向。”
霍金斯解释说，这就是关键所在。“如果有人变得非常贫穷，那么，很显然，他们会成为社区其他成员的负担；如果有人变得非常富有，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做坏事：他们会成为罪犯，他们的行为会危害社区。”
这种财富观与西方的财富观恰恰相反。霍金斯思忖道：“总的来看，如果有人变得很富有，美国人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俄国，寡头政治集团成员（Oligarch）”——寡头政治集团成员是指在苏联解体后，发现迅速赚取“快钱”途径的精英企业家群体。——“最好的也是通过可疑的手段获得财富的，这是俄国人憎恶的第一件事。我想，这些人变得比其他人富有的多的事实本身，是他们憎恶的第二件事。”
从这一观点来看，很显然，俄国版《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的观众认为，参赛者试图脱离观众独自致富——他们为什么要帮助这种不公平的行为呢？
亨利和俄国参赛者用自己的方式，冲击了公平概念——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下的公平概念——的核心支柱。在莫斯科是公平的事情，在巴黎或者柏林就不一定是公平的事情。所以，随着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弄清不同文化对公平解读的差异，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研究者约瑟夫?亨利奇（Joseph Henrich）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平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探索。首先，亨利奇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重复了分钱实验，实验对象是研究生。他决定，要用他认为对学生来说不小的一笔钱进行实验，所以，他拿出了160美元，以研究生在大学里工作每小时9美元的工资标准计算，这笔钱相当于他们天的工作所得。亨利奇的实验规则与最初的实验完全一样：这个游戏你只能玩一次，而且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与你配对的是谁。
就像在最初的那个研究项目一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中，一般的分钱方式都是平分——50／50，分钱者的伙伴也都接受了这种分法。游戏结束以后，亨利奇与参加者进行了访谈，以弄清他们在得知自己分得的数额时是怎么想的。有些词语反复出现，那就是：公平。参加者说：“我想，如果我分给对方的不到一半，那么，我的伙伴就不会接受。”结果证明，参加者对分钱方式的决定是正确的。当被问及，他们是否会接受80／20的分法时，也就是自己得到32美元的分法，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对这种方法表现出了蔑视。他们说，那么分是不公平的，他们宁愿空手而归。有些人甚至表现的更为极端，他们说，任何自己得到的不足50%的分法都绝对不会接受。
接下来，亨利奇带着这个实验上路了，他要去往这个世界上一个最偏远的地方。亨利奇来到了秘鲁的亚马逊河流域腹地，拜访马奇根加（Machiguenga）部落。因为离最近的大城市也需要8个小时的行程，所以，马奇根加已经与现代社会隔绝了好几个世纪。马奇根加人虽然生活在小村庄里，不过，每个家庭都自给自足，自己制作工具，自行播种和收获粮食。
亨利奇带了一个阿拉瓦语（Arawakan）翻译，阿拉瓦语是马奇根加人的母语。接下来，他需要找到相当于马奇根加人天工作所得的东西。因为马奇根加人没有自己的货币，所以，亨利奇要弄清，他们偶尔为雇用当地劳力的采伐公司和石油公司工作能挣多少钱。结果是，他们天的工作所得是20秘鲁索尔。
这个数额就是亨利奇用来进行分钱实验的钱，亨利奇向马奇根加人详细解释了游戏的规则。但是，在亚马逊流域的这个地方，游戏得到了显著不同的结果。
不像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参加者，也不像日本、印度尼西亚和以色列的参加者，平均而言，选定分钱方法的马奇根加人，分给伙伴的数额少的令人吃惊。尽管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最普遍的分割方式是50／50，不过，大多数马奇根加人采用了85／15的分法——有利于做出分钱决定的人的分法。
第六章 在法国，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6）
更令人惊奇的是，不像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参加者——他们对如此之低的比例很愤慨，当把这些偏向一方的份额呈递给马奇根加人时，他们几乎都接受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对这样一个合理的经济模型笃信不疑：从纯客观的角度和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接受任何数额的金钱都比空手而归合乎逻辑。
游戏结束后，在对马奇根加人的访谈中，接受方说，人们同意接受任何数额的金钱是顺理成章的。亨利奇解释说：“有几个人很清楚地表示，他们会接受任何数额的金钱，不管‘提案人’（分钱者）得到的是多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了提案人的不公待遇，“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是‘回应者’（选择方）而不是提案人只是因为运气欠佳。” 马奇根加的选择者认为，任何数额的出价都是慷慨的赠与。而那些“切蛋糕”的人，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战利品”分一半给有幸“沾光”的人。
部落的有些成员的确是按50／50分钱的。亨利奇对他们访谈后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曾在现代社会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他们觉得，50／50分法才是公平的行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马奇根加人并不比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更理性，他们只是对公平的解读不同而已。在俄国，一个人发财是不公平的；在美国，分钱者只有提出平均分割才是公平的；而在亚马逊丛林，人们则遵循“我捡的就是我的”的原则。
通常情况下，虽然我们并不会将公平视为一个非理性的力量，但是，它确实能戏剧性地影响到我们的认知，而且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
我们都曾经历过需要为自己争取有利地位的情形。从客观而合乎逻辑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全神贯注于迫在眉睫的问题，也就是他人的提议或者我们要求的价格。但是，通过说出我们提出报价的理由，或者说出要求有利地位的理由，通过解释我们是如何确定报价的，或者解释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提出那样的有利地位，通过将我们认为什么是公平的做法与对方沟通，那么，就像与客户共度很多时间的律师、频繁与投资者沟通的企业家一样，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受益。
在工作中，当我们忙于完成某个项目时，我们不要假定最后结果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而应该谨记：在项目完成过程中，我们要经常让团队成员参与进来，要经常把项目的进程知会他们。同样，当我们在另一个国家旅行时，我们会想，“尽管语言不同，不过，公平的原则却并无二致。”我们要抵御这样的诱惑。因为正如事实表明的，公平的含义会发生“摇摆”，无论是与一个汽车经销商还是与一个马奇根加人打交道，我们都应该谨记：“此公平”并非总是“彼公平”。
第七章 奖金和可卡因（1）
瑞士的毒物迷局。
研究生管理考试的叛逆者。
愉快中枢的魔力。
劫持利他主义。
“共产主义中学”的快速时间。
期望因素。
企业界、军队和政界的领导者，一直在寻找更有效地激励下属的方法。可是，在奖金和为了提升绩效表现的激励手段之间，真的存在不为我们所知的隐秘吗？为人们提供“财务胡萝卜”，会出现什么出乎预料的结果？为了得到一个观照激励和奖金之间关系的独特视角，让我们到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去看看，在那里，研究者获得了惊人的发现。
瑞士的乡村，总是让人想到田园诗班的绿色草地、绵延的雪山以及穿着吊带花饰皮裤吹山笛的男人等景象，根本不会想到乘装有毒废物的大箱子堆积成小山丘。
但是，20世纪40年代，因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心存恐惧，瑞士政界领导者启动了一个核武器项目。其后不久，这个项目的重点，就以典型的瑞士风格转向了和平的目标——核能发电，现在，五个核电厂为瑞士提供了40%的电力。虽然国家拥有了清洁能源的项目，不过，任何核能生产都会产生核废料——而这些核废料必须要放到某些地方。
1993年，瑞士政府将两个小镇确定为存放核废料的备选地点，但是，政府不知道小镇的居民会做何反应。他们会感到愤怒吗？还是因为很清楚国家核能项目的重要性，而“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
苏黎世大学的两位研究者同样对此充满好奇，并决定为这个问题寻求答案。他们向小镇居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假设全国核废料存储合作组织（National Cooperative for the Storage of Nuclear Waste，NAGRA）完成钻井勘探后，提出了在你们的家乡建设低辐射和中等辐射核废料存储设施的建议。联邦政府的专家论证了这一建议，最后，联邦议会决定在你们的社区建设存储设施。”在市政厅的一个会议上，他们被问及，他们是接受这一提议呢，还是拒绝？
很自然，想到核废料存储设施离自己的家如此之近，还是让很多人感到害怕。不过，与此同时，无论是出于社会责任、民族自豪感，还是只是觉得这是合理的事情，接受调查者中还是有的人同意为了公众的福祉而自担风险。然而，对政府而言，另一半接受调查的人——那些声称反对在镇上建设这类设施的人——依然是个很大的障碍。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是否能得到解决，研究者以一个看似很合理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测试，以便将反对建设核废料存放设施的人“拉上船”。他们与来自同一个社区的另一群人进行了交流，并将同样的提议告诉了他们，不过，他们补充说：“此外，议会决定，为当地社区的所有居民提供补偿，补偿金额是每人每年5，000瑞士法郎（大约合2，175美元）……这些补偿由瑞士的所有纳税人承担。”同样，在市政厅的一个会议上，他们也被问及，他们是接受建设核废料存储设施的提议呢，还是拒绝？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金钱刺激应该使住得离核废料存放设施很近的问题更容易忍受。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觉得，让某人做令人不快的事情或者很困难的工作的最佳办法，就是提供某种金钱奖励或者财务激励。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父母把对孩子的奖励，与他们在家庭杂务——比如，扔垃圾以及修剪草坪等等——上的表现“捆绑”在一起的原因，同时也是当雇员接受更具挑战性或者更耗时的工作时，雇主会为他们发放奖金的原因。我们可以就此推想到，奖金越高，人们越愿意去做你付钱让他们做的那些事情。
不过，不管实际提供的金钱有多少，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任何数量的金钱都应该比没有更好。的确，研究者提出的5，000瑞士法郎的奖励，可能还不足以说服所有的居民，不过，这么多钱至少应该让某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回心转意。
但是，结果并非如此。
出于某些理由，当研究者将经济补偿引入到双方的平衡状态时，表示接受建设核废料存储设施的人的比例非但没有增加，而且还下降了一半。小镇居民并没有受到财务激励的促动，相反，他们一齐倒向了反对建设这一设施的一方：在所有被告知可以得到金钱补偿的人中，只有的人同意在自己居住的小镇附近建设核废料存储设施。这一结果除了有违经济理论法则以外，而且也不合情理。
即使当研究者将补偿金额增加到了更诱人的4，350美元——而且后来又增加到了6，525美元——可是，当地人依然坚守自己的反对立场。事实上，只有一个接受调查者改变了自己的念头，当把钱放到桌子上时，他接受了那笔钱。
第七章 奖金和可卡因（2）
长期以来，经理、教师、父母，当然，还有经济学家，其行为一直遵循这样的假设——金钱刺激可以提升人们的积极性。但是，心理学家渐渐发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非那么清晰明了。要想弄清瑞士发生的情况的实质，我们需要看一看有关经济补偿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一观点清楚说明了金钱刺激和我们大脑中两个截然不同部分之间的离奇关系。
洞悉这一神秘关系的第一个线索，可以在以色列的一所大学找到，在那里，40个学生拿着2号铅笔坐在教室里，准备参加一个模拟研究生管理考试（Graduate Management Aptitude Test，GMAT），这是被大多数商学院采用的入学考试。
不过，这些以色列学生并不是真的要申请上商学院，他们参加这次研究生管理考试，只不过是一个心理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尽管他们都清楚，在模拟考试中即使得了高分，也不会收到攻读工商管理硕士的入学通知，不过，研究者依然鼓励这些志愿者们发挥出最佳水平。
与此同时，研究者还组织了另外40名学生，并向他们介绍了一个奖励措施，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个措施听起来像是个合情合理的激励方式。在请求参加者完成50道题的测验时要发挥出最佳水平以后，研究者谈到了这个具体的奖励措施：学生每答对一道题，就可以得到美分——当然，这些钱当作退休金虽然远远不够，不过，比什么都没有还是要好的——第一组学生就什么都没有。
仔细查看一下学生们的实际得分表，这个表是按照分数从最高到最低的顺序排列的。看看你能否发现其中让人吃惊的规律：
分数（最高分为50分）
没有得到奖励的学生 每个正确答案得到美分奖励的学生
49 50
48 44
48 44
45 43
42 40
42 39
42 36
40 35
37 35
37 35
37 34
37 34
36 32
36 32
36 31
35 30
34 26
34 26
34 26
31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