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邺城反而日益繁荣，让人叹为观止的“铜雀三台”，文人们的华丽生活，现代而时尚的大都市，还时不时地掀起一股股“追星潮”，这就是邺城，那些流光溢彩的岁月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一、孙权攻合肥】
建安十三年（208年）底曹操还在江陵，孙权为了把曹操从江陵请回去，在东线战场亲自指挥了合肥战役。
合肥县属扬州刺史部的九江郡，旧城位于现在安徽省合肥市附近。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具体位置在今天合肥市以东，东汉末年，战乱不息，合肥县一度成为废墟。八年前，即建安五年（200年），曹操派刘馥任扬州刺史，刘馥扬州的新治所就放在合肥城，他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刘馥字元颖，沛国人，跟曹操算是老乡。他出身于刘氏宗亲，是个有本事的人，当初他单人匹马来到合肥空城，经过几年的治理，把这一带治理得经济发展、人口兴旺。他还重点加固了合肥城墙，在城墙上堆积了不少木石，没事时就组织大家编草苫，不停地编，积攒了成千上万个草苫，都堆到城墙上，还在城上储存了大量鱼油（鱼膏）。当时大家挺纳闷：刘刺史弄这些东西做什么？后来大家明白了，这些都是用来救命的。赤壁之战的这一年，刘馥去世了，这无疑是曹操的一大损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权率兵杀来了。
除孙权亲自率领的一路，孙权还派张昭带队进攻九江郡的当涂县。孙权的目的固然是给仍在江陵的曹操制造压力，但他也做好了另一手准备，那就是如果顺手的话就一举将合肥攻克，给赤壁之战再来个锦上添花。刘馥死后，曹操在合肥一带没有资历较高的人坐镇，臧霸率领的青州和徐州军兵团作为荆州战役的策应部队曾一度驻扎在扬州，但都远在长江边上的广陵郡一带，回防合肥一来需要时间，二来也意味着要放弃那些好不容易到手的地盘。
孙权大兵压境，一上来就很顺手，孙权的佯攻变成了真打，合肥眼看要失守。
曹操接到消息后，命令一个叫张喜的部将前往救援。张喜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此前驻扎在与扬州刺史部相邻的汝南郡，之所以现在把他派去，可能是他的防区离合肥最近，他带领的人马只有一两千人。
孙权在前线调集的人马号称十万，保守估计也应该有三四万人，一两千人长途驰援不知道还有没有效果？但是，孙权听说曹操的援军来了，居然就下令撤退了（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张喜稀里糊涂立了一件大功，但此后他仍然默默无闻，在正史上也就露了这一次脸，原因是曹操阵营里的能人实在太多了，想混成大腕级的人物真不太容易。
其实，不是张喜本事大，而是孙权这边打不下去了。
孙权率大军攻到合肥城下时，正好遇到下连阴雨，一口气下了好多天，这可苦了守城的兄弟们，因为那时的城墙都是夯土结构，最怕雨水泡（时天连雨，城欲崩）。正在此危难关头，刘馥留下的成千上万的草苫发挥了作用，守城军兵把它们盖到城上，保护城墙。
大家这时才明白刘刺史有先见之明。不仅如此，储备的大量鱼油和木石也派上了用场，一到晚上城上就燃起鱼油火把，把城上城下照得一清二楚，让下面的人无法乘夜偷袭。木石肯定是给攻城的敌人准备的，招呼爬墙的敌人，没有什么比大木头和石块更过瘾的了。
因为刘馥有先见之明，生前做了大量精心准备，合肥城得以不失。孙权围住合肥前后多达一百多天也没有什么进展。
另外，合肥城能够保住，还与一个人的贡献息息相关，这个人是蒋济。蒋济字子通，当过郡吏，此时是扬州刺史的主要助手（别驾），类似于副州长和州秘书长之间的角色。刘馥死后，曹操任命原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温恢为新刺史。温刺史到任时，孙权围城正急，援军虽然已在路上，但人数很少，不足以救急。
为了稳定城里的局势，蒋济悄悄建议温刺史，对外诈说接到了张喜的书信，说有四万人马正往这里赶来，目前已经到了雩娄。蒋济还假装派人迎接援军，回来时分成三个小分队，一队进城，告谕城内军民，让大家增添信心；另外两个小分队故意让敌人捉去，并有意让孙权“缴获”伪造的张喜的书信。
孙权正因久攻合肥不下而郁闷，张昭那边进攻也受挫，没有攻下当涂，弄得进退维谷。张昭独立带兵似乎只有这一次，看来学者从戎要格外小心，不是读过兵书的就都是诸葛亮。
据《三国志张传》记载，孙权急了，想亲自冲锋陷阵（权率轻骑欲身往突敌），孙权的秘书长（长史）张赶紧死死相劝，孙权才打消念头。
现在，孙权看到俘获的书信，上面有四万人马正往这里驰援的消息，管它是真是假，反正有情报显示曹操本人已动身离开了江陵，此次战役的基本目标也实现了，现在刚好是个台阶，撤吧。
孙权下令烧掉攻城的器具和营寨，从合肥城撤退。
立下大功的蒋济此时还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以后他成为曹魏的重臣，身仕魏文帝、魏明帝以及齐王曹芳等几代，官至太尉。魏正史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了曹爽，控制了朝政。蒋济作为忠心于曹魏的老臣，处境十分尴尬，他于那一年去世。
孙权的情报没错，曹操确实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底到十四年（209年）初之间从江陵撤退，与半年前南下时顺风顺水、一路所向披靡相比，曹操的返程显得很压抑。他甚至没有在襄阳作停留，直接由南阳郡境撤到了许县。
曹操也没有在许县停留，此时合肥城外仍处于胶着状态，曹操决定亲自去解围，会一会孙权。建安十四年（209年）三月，曹操率主力向扬州刺史部转进，这时接到合肥前线的战报，孙权已经撤军了。
既然战事不那么着急，曹操决定在老家谯县一带对部队进行了休整。
官渡之战结束时，曹操也曾重返故乡，在此练兵。然而，今非昔比，那一次是打了大胜仗，这一次打了大败仗。
不过，这对曹操没有太大的影响，有人喜欢衣锦还乡，而在遭遇失败和挫折时不敢面对故乡和亲友。曹操不那么看，十多年的戎马生涯，早已让他把胜败看得很淡，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起。
曹操很认真地在谯县一带练起了兵。
谯县位于涡河边上，这条河通船运，而且可以直通淮河。曹操这次练兵，重点操练了水军，他在此设立了临时造船基地，加紧打造战船。当然涡河比不得淮河，更比不得长江，曹操这时候造出来的，也只能是排水量较轻的战船（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
曹操认为，水军是自己的一个弱项，是赤壁之战导致全败的主因，要战胜孙权，重新夺回荆州，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水军。
这一年秋天，曹操在谯县练兵也有三四个月了，从四面征调以及新打造的各式战船也有了相当数量，曹操决定率领包括水军在内的主力前往合肥前线，让水军在实战环境下接受考验。
他们走的路线是：由涡水进入淮水，再由淮水进入淝水，直达合肥城外。曹操发布军令：“近来大军多次出征，遇到疾病蔓延，让许多官兵死在了外面，造成夫妻不能团聚，百姓流离失所，有仁爱之心的人难道愿意这样吗（而仁者岂乐之哉）？这实在是不得已呀。现在命令，死者家里凡是没有产业来养活自己的，政府不得停发其口粮（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地方行政长官要经常抚恤慰问，以了我的心愿（以称吾意）。”
曹操亲自坐镇合肥，在这里调整充实了扬州刺史部以及各郡县的官吏（置扬州郡县长吏），并大兴水利工程，推行屯田建设。
曹操在此前后逗留了好几个月，亲自主持重修了芍陂等水利工程。芍陂又叫安丰塘、期思陂，最早由春秋时期楚国著名宰相孙叔敖主持修筑，是一个人工水库，被誉为“世界塘中之冠”，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
芍陂的位置在今天安徽省寿县南，处于淮河众多支流的包围之中，周围又是广阔的良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史记》说它“周百二十里”，水域面积比今天大得多。
曹操重修芍陂，发挥它的灌溉、航运作用，配合周边地区的屯田，使这里成为重要的粮食基地，这对进一步巩固合肥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扬州刺史温恢、州政府别驾蒋济、绥集都尉仓慈等人的领导下，曹操在扬州的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合肥作为战略要地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今后这里将成为曹魏和孙吴争夺的焦点，双方多次在此展开攻防战。这一年底，曹操重返谯县。
可是，他一走这里又出事了。
【二、皖西民变】
赤壁之战后，曹操与孙权、刘备之间的对抗暂成均势，曹仁从江陵撤退，孙权则被击退于合肥。中线的襄阳、东线的合肥成为曹军的前沿基地，形成了两大战场，这种对峙格局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曹操对合肥很重视，除了任命温恢、蒋济、仓慈等人管理经济、政务、屯田事务外，还从其他战场上抽调了乐进、张辽、李典等率部移防过来，巩固东线战场。
但是，各部还没有完成布防，内部却出现了叛乱。
叛乱发生在属于“曹统区”的九江郡六县（今安徽六安）和潜县（今安徽霍山）。这里是现在的西地区，位于大别山区的北部，自古以来这里民风强悍，加上地处山区，适合打游击，在古代经常是强人出没的地方。早在官渡之战前后，这一带就有许多变民，规模比较大的有陈乾、梅成、雷绪几股。当时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无力东顾，便派刘馥担任扬州刺史维持局面。刘馥很有本事，他虽然是光杆司令一个，但很快打开了局面，使“曹统区”的面积一点点扩大，又重修了合肥城，给曹操现在与孙权对抗创造了条件。
刘馥开拓扬州有一项重要措施是招安变民，梅乾、陈兰、雷绪都先后被刘馥招安了，从建安五年（200年）前后一直到建安十四年（209年），这些人倒也挺老实，一直没有闹出过什么事。这其中刘馥个人的威信作用不可低估。
可是，建安十三年（208年）刘馥去世，紧接着曹军与孙权打了好几个月的仗，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一定负担，曹操虽然紧接着推行了一系列恢复生产、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但民心不稳已成现实。
但是，这似乎也不能成为大规模叛乱的原因。
在《三国志蒋济传》里好像能找到答案。据蒋济传记载，对于如何经营淮南，曹操开始并没有太大信心，他甚至想把淮南民众迁到北方去，以避开战乱。曹操征求蒋济的意见，蒋济表示反对。
曹操说：“当年我与袁绍在官渡相持，整体迁移过燕县、白马县的民众，似乎并非不可行。”
蒋济回答：“那个时候我弱敌强，不迁走必然被敌人占去。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势力足够强大，民众不会有其它想法。同时，老百姓都有怀土情结，不愿意迁徙，如果硬力推行，大家必然心中不安。”
曹操仍然没有采纳蒋济的建议，而是下令在江淮之间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此令一下，果然引起民众的恐慌，据《三国志》记载，有十多万人跑到孙吴控制区，曹操赶紧下令停止了移民活动。对这件事，曹操下次再见到蒋济的到时候还曾当面自我检讨过。
《三国志》等书虽然没有交代陈兰等人再次叛乱的原因，但是从时间上来看，这两件事刚好发生在同时。
叛乱影响到刚有点规模的合肥基地的安全，看到这种情况，已经身在谯县（今安徽亳州）的曹操立即调兵遣将，镇压叛乱。
史书记载这时大的叛乱仍然是陈兰等三股，但梅乾写成了梅兰，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还是两个不同的人，不得而知。他们活动的主要地区是九江郡的六县、潜县，具体人数不详，但从接下来曹操的军事部署里可以看到，这次叛乱的规模相当大。
曹操下令成立临时“剿匪司令部”，由夏侯渊代理总指挥（行领军），下辖于禁、臧霸、张辽、乐进等部，归张辽指挥的，还有张、牛盖等部，曹军的精税和顶尖将领一多半参加了此次行动。
如此兴师动众，一来说明陈兰等人来势很猛，力量小了不解决问题；二来说明曹操对合肥基地的重视，赤壁之战后曹操不能再输了，即使是民变，他也不敢大意。
夏侯渊没有直接参与赤壁之战，他的任务是负责后勤保障。在两年前，即建安十二年（207年），济南国、乐安国发生了黄巾余部徐和、司马俱等人的叛乱，刘氏宗族里的济南王刘甚至被杀。身为典军校尉的夏侯渊负责镇压民变，斩杀了徐和，收复诸县，积累了丰富的平乱经验，所以这一次把他调了过来。
夏侯渊除担任总指挥外，还直接负责对付雷绪这一股。梅成这一股，由于禁和臧霸对付，张辽率领张和牛盖所部对付陈兰。
曹操后院起火，刚从合肥退兵的孙权也没闲着，他跟陈兰暗中建立联系，派韩当率部支援陈兰。臧霸接到命令，率所部开到皖县一带阻挡韩当，使吴兵不得通过。双方先后战于逢龙、夹石，曹军均获胜。臧霸接到情报，说孙权派了数万人乘船由进入舒县支援陈兰，于是移师舒县堵截，孙权的军队闻风撤退。
臧霸不干，下令连夜追击，一夜狂追了一百多里，于天亮时分终于将敌人追上，双方展开一场激战，曹军大胜。
陈兰没等来外援，在张辽、张等人的进攻下渐渐招架不住。正在这时，他却意外地等来了其它援兵。其实这也算不上援兵，而是梅成那一股。梅成开始向于禁投降，于禁没有察觉有异，就接受了。谁知不久，梅成重新与陈兰勾结，他们联兵一处逃入潜山。
潜山山脉里有一个天柱山，山高道狭，陈兰凭险据守。张辽想发起进攻，手下将校劝道：“兵少道险，难以深入。”张辽说：“现在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啊（此所谓一与一，勇者得前耳）！”张辽下令强攻，一举斩杀了陈兰和梅成。
此次皖西作战张辽立功最大，事后曹操论功行赏，张辽增食邑二百户，加上此前的一千户，达到一千二百户，并且获得了“持节”的殊荣。曹操在颁奖令中说：“登天山，履峻险，斩杀陈兰、梅成，这都是荡寇将军立下的功劳啊。”
这两股民变被彻底镇压后，夏侯渊对付雷绪也进展顺利，雷绪被击破。此战接近尾声时，并州一带又发生了民变，首领商曜等人攻占了太原城。曹操下令改任夏侯渊为“西部剿匪总指挥”（征西护军），到并州平乱。从济南国到皖西再到并州，夏侯渊成了“剿匪专业户”。
乐进也增加了五百户食邑，达到一千二百户，于禁增加了二百户，达到一千二百户。
民变平息后，曹操下令乐进、张辽留在合肥，加上接到命令刚刚到达的李典所部，由他们三人共同守卫合肥，其它各部人马撤离。
在这次民变中，有人举报说蒋济与叛军勾结，参与叛乱活动。有关部门报告到曹操那里，曹操压根不信，他当着于禁等人的面说：“蒋济怎么会干这种事（济宁有此事）？如果真有此事，说明我不会识人。这肯定是假的。”后来经过查实，确实是诬告。
曹操看来对二十多岁的蒋济特别欣赏，后来干脆改任他为丞相府人事处副处长（丞相西曹属）、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
【三、求才令】
曹操于建安十四年（209年）十二月到谯县，因为皖西战事未定，他一直留在了那里，到第二年的三月才回到邺县。
这段时间，随同大军出征的曹丕逗留在谯县。二十三年前，曹丕就出生于这里，但他很小便离开了故乡，对谯县的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了。
曹丕有一篇题为《感物赋》的文章，记录了这次重回谯县的经历。在这篇文章的序言中曹丕写道：“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天下各地城池损毁严重（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谯县城内只有原交通部从部长（从太仆）的宅子还完好。南征荆州，回来时到达乡里就住在这里。我在庭院中种了几棵甘蔗（乃种诸蔗于中庭），经过夏秋两季，甘蔗开始茂盛，之后衰败，从中我悟出了兴废的无常，慨然而叹，于是写了这篇赋。”
经过连年战乱，故乡谯县也是满目疮痍，城池荒废了。曹丕住在从太仆的旧宅中，从是姓，太仆是官职相当于交通部长。从姓很少见，在《三国志何夔传》里记录了一个叫从钱的人，有人怀疑他就是曹丕所说的从部长。
看来曹丕心情还不错，除了感叹人生无常之外，还有闲情逸致在庭院里种几株甘蔗。
在“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所写的一首诗里，有曹丕等人宴饮的描述。这首诗写道：“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郡，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四牡向路驰，欢悦诚未央。”
诗中的“丰沛都”即谯县，诗中描写的季节是冬天，与此次驻军谯县时间吻合。虽然是寒冬季节，但一点都不影响大家轻歌曼舞，以至于长夜忘归。
刘桢字公干，大曹丕一岁，此时二十四岁。曹丕、曹植都跟他关系很好，他不仅是“建安七子”之一，在七子中成就也属于比较高的，后世把他与曹丕并列称为“曹刘”。他的母亲出身于名门，从小对他教育严格，以至于刘桢小的时候就被称为神童。后来刘桢被曹操征辟，此时在丞相府担任副处长（丞相掾属）。
大约在此前后，还发生了田畴屡次让封事件。
在北征乌桓之战中田畴立下大功，由于他率部投奔曹操，并给曹军指路，曹军才取得北征乌桓的胜利。当时曹操就曾上表为田畴请封，拟封他为亭侯，食邑五百户。
但是田畴拒绝受封，他认为当初只是为了避难，所以率众逃入山中隐居，立志不问仕禄（志义不立），如果因此而得利，将不是他的本意，所以反复推让。曹操也理解田畴的志向，不再勉强。
后来，田畴把自己的家属以及宗族三百多人都迁到邺县居住，曹操赐给田畴车马谷帛，田畴都分给宗族、朋友。
赤壁之战后，曹操又想起了田畴，有点后悔前面答应田畴让封的事（太祖追念畴功殊美，恨前听畴之让），曹操说：“这虽然成就了一个人的志向，但是于国法而言是不合适的（此为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于是旧事重提，再次要给田畴封爵。
《先贤行状》记载了曹操为此发布的命令：“（今河北景县）县令田畴，至节高尚，家乡遭遇变乱，隐身于深山，研习处世之道，百姓从之，最终发展成一个都邑。袁绍强盛时，请他出来被他拒绝，他慷慨守志，以待明主。等到我奉诏征定河北，田畴欣然受命，陈述攻破胡虏的计策，率令所部山民开山引路，提供后勤保障，出其不意斩杀蹋顿于白狼山，直捣柳城，田畴立下了大功。大军回师，根据他的功绩，表封他为亭侯，食邑五百户，但田畴恳切推辞，前后多次。如今三年过去了，每次赏赐他都推辞，此事固然成就了一个人的高洁，但却与国家法度不符。应该按照前面所封，不要再推辞下去了（宜从表封，无久留吾过）。”
命令下达，田畴继续上疏陈述心志，表示拒绝，甚至以死自誓。曹操不听，甚至想强迫田畴来接受封赏（欲引拜之），但是尝试了四次，都没有成功（至于数四，终不受）。
如此一来事情就变了质，面对荣誉推辞是一种美德，但到了这种情形仍要拒绝，似乎就变成了一种固执。有关部门认为田畴的做法很有问题，属于以自己的小名节来对抗公理（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建议免除田畴的一切职务，追究其刑事责任（宜免官加刑）。
曹操对这件事很重视，如何处理迟迟不能决定，于是交给曹丕，让他与大臣们讨论。曹丕认为田畴的举动跟当初子文辞禄、申胥逃赏相同，应该予以鼓励而不是强夺他的志愿。曹丕的观点得到了尚书令荀、司隶校尉钟繇的支持。
子文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臣，他曾担任令尹，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坚持不接受俸禄；申胥即申包胥，他也是楚国的大臣，曾经立下大功，楚王要奖赏他，他干脆逃跑了之。
事已至此，也就拉倒了。可一向开通的曹操偏偏在这件事上也固执起来，他仍然要给田畴封侯（太祖犹欲侯之）。
曹操心里其实已经有些不快了，这不仅是面子问题，而是担心田畴的举动将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在难以预料。
田畴一向跟夏侯关系不错，曹操让夏侯去做田畴的工作（太祖语曰：“且往以情喻之，自从君所言，无告吾意也。”）。夏侯不仅去了，而且找个借口索性住在田畴家里，想跟他来个长谈，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田畴知道夏侯的来意，任凭你怎么说，就是一言不发。
夏侯没招，临走时拍着田畴的背说：“老兄，主公情谊殷切，能不能给点面子呀（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田畴仍然不松口：“为何说得这么过分呢！我田畴只是个负义逃窜的人罢了，幸蒙主公恩典才得以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难道是通过出卖卢龙塞来交换赏禄吗？即使国家照顾我，我也于心中有愧（纵国私畴，畴独不愧于心乎）。将军你是一向了解我的（将军雅知畴者），居然也这样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求自刎于将军面前吧！”田畴一边说，一边涕泣横流。
夏侯看确实毫无余地，具实报告了曹操。曹操慨叹无语，此事只好作罢。不久之后，曹操以献帝的名义征调田畴任议郎，五年后田畴去世，死时四十六岁。
田畴或许确实是个不慕功名利禄的人，所以一再让封。田畴举动的背后，没有对曹操或者朝廷的不满，相反田畴一再恳切表示，自己对现状已经很满足，对曹操充满了感激之情。
对于田畴的忠诚曹操未必会多想，但是这件事让他有了另外的想法。他想到的是，田畴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名士，如果有才能的人都效仿他，干脆连出来做事也不屑一顾，那问题可就大了。
曹操一向认为，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尤其是当前诸雄对峙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人才流动的方向就是霸业的走向。
为了消除田畴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春天专门发布了一道《求才令》：
“自古以来受命于天或者中兴之君，何尝不想得到贤才君子来一块儿治理天下呢？那时他们得到这些贤才都不用走出闾巷，这难道是有幸相遇吗（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这是上面的人不去主动征求他们呀。如今天下尚未平定，正是求贤若渴之时（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作赵氏和魏氏的家臣适合，但当不了滕国、薛国的大夫。’如果一定是高洁之士才能用，那么齐桓公如何能成霸业呢？现在天下真的没有穿着粗布衣服、怀有大才在渭水之滨垂钓的人吗（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或者没有像陈平那样私通嫂子、接受贿赂而无人推荐的人？你们要替我发现那些出身卑微的贤才，只要有才能就加以引荐，以便给予任用（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条命令很重要，提出了“唯才是举”的著名观点，是曹操人才观的集中体现。为了阐述什么是“唯才是举”，他举了四个古人做例子，他们分别是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
孟公绰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令文中关于孟公绰的那两句话是孔子说的，原文是“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语出《论语·宪问篇》。孔子的意思是说，以孟公绰的才能，当个家臣可以，当大夫则能力就不够了。
曹操引这两句是反着说的，意思是人各有所长，不要求全。
如果只有高洁之士才能重用，那么齐桓公成就不了霸业，这是因为促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关键人物是管仲。管仲这个人很有能力，是个改革家，但他也有缺点，早年他与朋友合伙经商时经常欺骗对方，不诚实，这些事被记录在《史记》中。
吕尚就是姜子牙的原型，以平民之身垂钓于渭水，终于被周文王发现，受到重用，辅佐周文王一举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
陈平是刘邦手下的能人，是西汉的开国功臣，担任汉朝的丞相。但是在《史记》和《汉书》等史料中，记载着陈平接受贿赂、与嫂子私通等劣迹。
曹操用他们的故事想说的是，人不能求全，不能求其出身，也不能苛求道德品质的完美，只要他有才能，就可以加以任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不凡的功业。
曹操要求有关部门发现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这样的人才时，一定要及时举荐，不要让人才埋没和流失了。
曹操的人才观在那个时代是与时俱进的，是进步的。汉代以来，品评人才时最看重的是名节，即孝与廉、忠与义等，强调的都是思想品质，以至于选拔人才还专门有“孝廉”这样的科目，靠着一般人做不出来的孝行或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廉洁，很多人不仅获得了声誉，而且走上了仕途。
先不说这样的选拔是否科学，是否给那些沽名钓誉、善于做秀的人提供了机会，就是真正孝与廉的人，未必都是人才，仅思想品质好却没有工作能力、干不出业绩，古往今来都是白搭。
尤其在诸雄争霸中，庸才不仅干不成事，还会误事，这时最需要的是确实有能力的人，才能应该成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至于其它方面，能兼有更好，如果不能兼有，则不必求全。
这条命令的发布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曹操又发布了两次类似的求才令，使曹魏在人才争夺战中进一步占据了优势地位。
【四、“自明本志好文章”】
但是，田畴让封事件还是让曹操有所不安。他想到，会不会有一部分人对自己有看法，不明着说，而用不合作、不入仕、不受封来表达？
曹操心里有点没底，这件事又发生在赤壁失败之后，时机相当微妙。建安十五年（209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曹操一直在邺县度过。虽然不打仗了，但他心里一点都不轻松。
他心里在打仗，但不太清楚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敌人。
曹操相当苦恼。《求才令》颁布后，这种苦恼的心境仍然没有得到排解，这倒不完全是由田畴事件引起的，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曹操内心里都存在着一些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在此时集中爆发了。
事情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人，如何处理与这个人的关系，如何摆正自己与这个人的位置，下一步如何继续相处，这些都像缠绕不清的枯藤一样，纠结在曹操的内心深处。
有谁会让曹操如此上心和伤神？这个人今年二十八岁，自身没有任何实力，顶多算一介文士吧，但足以让曹操感到头痛和不安，因为他是当今天子、献帝刘协。
曹操把刘协迎接到许县已有十年了，当时刘协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如今眼看也快三十岁了。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刘协才是这个帝国发号施令的人，曹操是帝国的丞相，刘协是他的顶头上司。
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先不说刘协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曹操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即使刘协敢干、曹操愿意，曹操手下众多文臣武将也不会答应。跟着领导奔事业，领导的事业也就是大家的事业，同在一条船上就是命运共同体。韩馥的悲剧告诉人们：无论领导还是部属，保守和退却都是自杀行为。
但是，如果长期不能还政于天子，总会有人多想，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有这样想法的人数正在一天天增多，有的出于忠君的习惯认识，有的出于对曹操的不了解而产生的不理解，有的则别有用心。
自从南征张绣前曹操到许县最后一次拜见天子，五六年过去了，曹操再也没有见过天子的面，他以天子名义发布命令的事，都交给荀办了。而最近以来，曹操交给荀办的具体事项也越来越少了，更多的事情都由御史中丞郗虑出面办理，御史中丞被称为“副丞相”，既是曹操的助手，又是朝官的领袖之一，名义上更是荀的上级，由他出面办理朝廷事务，也没什么不妥。
曹操把丞相府放在邺县，并安排梁习、董昭等人调集北方各州郡的人力、物料对邺县进行大规模改建，摆出了一副长期扎根在此的架式。但是，大家仍然会认为，丞相应该跟天子在一块儿，曹操如果另起炉灶明显缺乏先例，即使情况特殊，也必须给出一个说法来。
建安十五年（209年）冬天，献帝下诏增加曹操的食邑。曹操目前的封爵是武平侯，武平是豫州刺史部陈国所属的一个县，这个县侯是十五年前献帝刚到许县时下诏封赏的，当时曹操的食邑是一万户。
十五年来，在曹操的主持下不少人先后封侯，有的一再增加食邑，而曹操的武平侯却一直没有变过。在目前的爵位分封制度里，刘姓以外的人到了县侯一级也就没有了，如果再增加的话，就只能增加食邑数了，按说以曹操的资历和实力，增加食邑是正常的。
不知是出于荀的想法还是郗虑等人的主意，或者是献帝本人的意思，献帝下诏在曹操原有武平县一万户食邑的基础上，再增加阳夏县、柘县和苦县三个县各一万户作为曹操的食邑，使曹操总食邑数达到四万户。这三个县都属于豫州刺史部的陈国，与武平县相邻，地理位置大体在如今的豫东地区，介于太康、柘城、鹿邑等几个县之间，其中苦县是老子李耳的故乡，与曹操的老家谯县相距仅几十里。
所谓食邑，就是享受封地内一定规模户数的赋税，这是一项可以世袭的政治和经济特权。食邑一万户即“万户侯”，几乎是人臣享有此项特权的极致，四万户的食邑规模在本朝历史上属于空前的。
面对这项荣誉，曹操却不打算接受。十五年来他从未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曹操非常看中实际，对于这种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反倒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进行攻击的事，他当然不会做。
他让手下的秘书们拟了一份上表进行推辞。这一点都不难，田畴为这些事刚刚上过好几道表，有陈琳等大笔杆子在，这份例行公事的上表一定会一挥而就。但是曹操看了并不满意，他不想总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他想换个写法。
曹操本人就是优秀的文学家，他的文章和诗歌水平都很高，在曹操本人亲自主持下，或者干脆就是由他亲自动的笔，写下了这篇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
“我开始被举为孝廉，那时候还年轻，自认为不是隐居深山获得名望的人（自以本非岩|茓知名之士），只是担心被天下人当成无能之辈，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郡太守，建立政绩，获得声誉，让天下知名人士都知道我（使世士明知之）。所以我在济南除残去秽，整顿官场。不过，也因此得罪了宦官，又被当地强豪所恨，我害怕给家族招来祸患，于是称病辞官。
“辞官之后我年纪还不大，环顾一同被举为孝廉的人中，有人已经年满五十了，还不觉得自己老，我自己心里暗想，再过上二十年，等天下清平了，我才跟他们年龄相仿（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所以我回到故乡，在谯县以东五十里的地方筑精舍，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在低洼之地，用泥土封住四面的墙以自闭（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断绝与外界的来往。但是，这也不能如愿。
“后来我应征为都尉，又升为典军校尉，想在讨伐黄巾军的过程中为国家立功，最大的理想是封侯、被拜为征西将军，死后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也就是这样的志向了。不想却遇到了董卓之乱，各地都大举义兵，当时我本可以召募到更多的人马，不过我常常提醒自己，不愿意多招（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多了必然骄纵，与强敌相争容易招来灾难（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所以，汴水之战我有数千人，后来到扬州募兵，也不过三千人，这是因为我本身的志向有限呀（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来当了兖州牧，破降黄巾三十多万。袁术在九江郡僭号，他手下人都纷纷称臣，城门改名为建号门，袁术穿的衣服都按天子形制制作，两个老婆争当皇后（两妇预争为皇后）。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有人劝袁术即帝位，并公告天下。袁术回答：‘曹公还在，我不敢这样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来我讨伐他，俘虏了他四个部将和不少人马，让袁术走投无路，最后病死（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后来袁绍盘据河北，兵势强盛，我考虑自己敌不过他，但为国家考虑，决心以义灭身，留取后世的英名。所幸打败了袁绍，诛杀了他的二个儿子。还有刘表，自认为是宗室，包藏奸心，摇摆不定（乍前乍却），占据荆州坐视天下，我又消灭了他，天下于是基本平定。作为宰相，人臣所能达到的对我来说已经到顶了，已经超过了我之前所有的理想（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今天我说这些，好像很自大，实是想消除人们的非议，所以才无所隐讳。假使国家没有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霸呢（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能有的人看到我势力强大，又生性不相信天命事，恐怕会私下议论，说我有夺取帝位的野心，这种胡乱猜测，常使我心中不得安宁。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名声被传颂至今，是因为他们的兵势强大，仍能够尊重周朝天子啊。
“《论语》说‘周文王虽已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能尊奉殷王朝，他的道德可说是最崇高的了’，这是因为他作为强大的诸侯仍能侍奉弱小的天子啊。从前燕国的乐毅投奔赵国，赵王想与他图谋攻打燕国。乐毅跪在地上哭泣，回答说：‘我侍奉燕昭王，就像侍奉大王您，我如果获罪，被放逐到别国，哪怕死了，也不忍心谋害赵国的普通百姓，何况是燕国的后代呢。’秦二世胡亥要杀蒙恬的时候，蒙恬说：‘从我的祖父、父亲到我，长期受到秦国的信任，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三十多万，按势力足以背叛朝廷，但是我自知就是死也要恪守君臣之义，不敢辱没先辈的教诲，忘记先王的恩德。’我每次阅读有关这两个人的书，都会被感动得悲伤流泪。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一直担任皇帝的亲信和重臣，可以说是被信任的，到了曹丕兄弟，已经超过三代了。
“我不仅对诸位来诉说这些，还常常将这些告诉妻妾，让她们都深知我的心意（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我告诉她们说：‘待到我死去之后，你们都应当改嫁，传述我的心愿，使人们都知道。’我这些话都是出自肺腑的至要之言。我所以这样勤勤恳恳地叙说这些心腹话，是看到周公恐怕别人不相信，有《金》之书可以表明他的心迹。但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廷，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啊。
“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一旦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因此不能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不能干的啊。先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让他们接受，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作为外援，从确保朝廷和自己安全的角度着想（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每当我读到介子推逃避晋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赏赐，每次都放下书本感叹，以此用来反省自己。我仰仗着国家的威望，代表天子出征，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想要办到的事，做起来无不如意，心里有所考虑的事，实行时无不成功。就这样扫平了天下，没有辜负君主的使命。这可说是上天在扶助汉家皇室，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啊（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
“然而我的封地占有四个县，享受三万户的赋税，我有什么功德配得上它呢？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地，可以辞退一些。现在我把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赋税交还给朝廷，只享受武平县的一万户，姑且以此来平息诽谤和议论，稍稍减少别人对我的指责吧！”
这篇文章很长，之所以全文引录，实在因为它太重要了，也写得太好了。曹操从回顾自己的奋斗历史写起，边叙边议，有点像口述自传，把参加工作、当太守、参军、起兵反董卓、消灭袁绍等群雄这些事一一道来，像一份自传，他回顾历史不虚饰，也不回避内心每一个真实想法，所以读来真诚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