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斯特小时候很喜欢听她妈妈讲自己家族的辉煌故事：“记住你的父亲来自苏格兰历史悠久且受人尊敬的麦卡洛家族。而他的母亲是来自沃尔特爵士家族的罗利家族。我自己是西伯里家族的人。我了不起的舅舅是圣公会（Episcopal）在美国的第一个主教。我的母亲是威尔士人，她的父亲是乔治·华盛顿的幕僚。” 艾斯特最终会一字不漏地把这个故事告诉给自己的女儿艾达，这一点在艾达的自传中已经有所提及。

这笔令人自豪的遗产足以消弭陋俗，使这个家族的­妇­女们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仅限于家族中的男人。实际上，艾斯特上过一家位于纽约州波启普夕（Poughkeepsie）的由卫理公会女­性­神学院开设的寄宿制学校，也上过一所挨着麦卡洛在宾夕法尼亚家附近的私立专科学校。到了18岁，她学过的课程足以让她成为爱米特小镇（Amity Township）学校里一名能讲授数学、地理学、阅读、写作和语法的合格老师。这在女­性­文盲率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年代里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作为一名学校老师，艾斯特赚得的收入只有他丈夫的四分之一。从事低收入的工作往往是未婚女­性­的命运。艾斯特的一些朋友和熟人把结婚当做逃避这些低工资苦差事的一种办法。艾斯特在婚姻中找到了其他的好处，但是，她同意很多­妇­女的看法——这是她们一伙中有见识的人——如果女­性­从事和男­性­一样的工作，她们就应该获得同样的报酬。

与她同时代的人不一样的是，艾斯特不仅关心同等报酬，而且还关心私人所有权和投票问题。她关注知识型女­性­先驱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卢克雷蒂娅·莫特（Lucretia Mott），还关注1848年在纽约塞尼卡·福尔斯（Seneca Falls）召开的­妇­女权力大会上所做的讨论。她想尽各种办法追踪早期女权主义者做出的后续努力，后来通过像全国­妇­女忠诚派同盟he Woman’s National Loyal League）这样的组织与苏珊·安东尼（Susan B Authony）一道共事。

当女权运动的目标不断扩大，女权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联合起来，为终结奴隶制而共同奋斗。正如历史学家艾伦·卡罗尔·杜博瓦（Allen Carol DuBois）在她的著作《女权运动和选举权：美国独立­妇­女运动的出现（1848-1869）》（Femini* and Suffrage: The Emergency of an Independent Women’s Movement in America, 1848-1869）中所阐述的那样，这个联盟的形成有喜有忧。人数相对较少却赞成参与政治的­妇­女们主张废除黑人奴隶制度，而不仅限于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

艾斯特·塔贝尔敏锐地意识到，作为孩子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她所付出的劳动不会得到报酬。她也知道，根据她和富兰克林居住地的情况，州法律可能会把她定义为经济上不能独立的人，对她丈夫的收入和有形财产都没有权利。但是她想要孩子。一旦富兰克林在艾奥瓦州发现了有前途的机会时，她就愿意搬到那里去把孩子们养大。

艾斯特和富兰克林都能很好地理解对方，能像搭档一样轻松地讨论这个困难的决定。他们知道搬到艾奥瓦州是一件体力上累人和­精­神上折磨人的事。在1857年，横贯大陆的铁路旅行还不可行，马车旅行也十分困难，而且对于孕­妇­来说危险度可能更高。离开父母，离开兄弟姐妹，离开朋友，都令人伤感。但是，艾斯特相信富兰克林一定能挺过这次旅行，并为日后与他会合找到办法。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