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的快乐就在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史景迁在描述中国那难以描述的二十世纪历史的时候，选择了天安门作为不变的背景和道具。在这一永恒的道具面前，变化的只是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演员。这一次，史景迁将主角与配角的位置作了调换：在其他历史著作中长期充当主角的政治领袖，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被他放在次要位置；相反，他将一批原来处于配角地位的文人推到了灯光之下。

《天安门》以三个人物为主线：第一位是作为十九世纪末激进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在晚年居然成了保守派的象征；第二位人物是作为二十年代痛苦的大学生和农民的杰出代言人的鲁迅，他取得了中国现代文学最高的成就；第三位是作为新女­性­代表的、集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丁玲，她对自己的创造天赋同国共两党相继制定的艺术标准之间的巨大不和谐有着深切的感受。围绕着这三个中心人物，作者还为我们勾勒了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等著名知识分子的肖像。

对于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史景迁用一种学者少有的伤感的笔调写道：“尽管这些有教养的中国人声音有时似乎太刺耳，他们的姿态有时似乎太过于形式化，可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早些死去。但无可否认，他们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已经看出来这种特殊剧目的潜在方向，明白了这决不是那种可以让置身场外的人平安无事的戏。”这些知识分子好像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把一块注定了要落下山的石头往山上搬。

史景迁选择的都是文人气质浓重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以文学为职业或“准职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克服着“在不得不做出日常决定时所面临的困难”、“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值得敬重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社会的发展却与所他们期望的方向“南辕北辙”。他们企图充当诊断社会疾病的医生，却无法开出正确的药方；他们试图宣告已然朦胧感受到的真理，大众却“左耳进右耳出”，丝毫不把他们的言说放在心上。他们的道路究竟在哪个地方迷失了？他们的思想究竟受到了哪些扭曲？

史景迁以若­干­文人的命运生动地向我们说明：在整个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学和文学家的意义，被无限地放大与夸张了。在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学和文学家并不具备我们以前所设想的那种决定­性­作用。比伟大的作家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另外一些类型的知识分子，诸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乃至宗教学家等等。但是，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后者几乎完全被忽略。专家受到文人的蔑视，而就整个社会氛围而言，专家还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怀疑和不信任。相反，在文人的身上保存着传统文化中“巫师”或者“祭师”的角­色­。他们被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共同要求，应当对同胞的生活负责；他们被一种他们个人无法胜任的期许折磨，应当同时从事文学之外的事业。

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可悲的牺牲品。在义无反顾地赴死之前，他写下了不被党内同志理解的《多余的话》，声明自己“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担任一党党魁是“历史的误会”。他对经济学没有一点兴趣，也没有读过《资本论》，最喜爱的还是俄罗斯文学。正像史景迁所指出的那样：“瞿秋白把自己的一生比作一出‘滑稽剧’，他在剧中扮演了太多肤浅的角­色­，当过党的领袖、大学教授、翻译家、丈夫、初等教育家。”这种错位，不是瞿秋白个人造成的，而是现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的难以避免的“张冠李戴”。由于缺乏受过完整的政治理论教育与严格的政治实践训练的职业革命家和政治家，文人被迫披挂上阵，甚至冲锋在最前面。最终酿成了他们个人的悲剧，也酿成了他们国家的悲剧。开不出药方倒还罢了，如果开出一张错误的药方，那么带来的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显然，“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我们这里还应该大大地拓宽。它不应仅仅是指作家、文人，同样，它也应当包括那些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单一的职业者，如律师、教师、经理、工程师、政府公务员等等。如果忽视他们的意义、压抑他们的价值，社会将难以持续地、平稳地发展。而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里，文人将不再承受被夸张的命运，其角­色­定位将更加单纯，并逐步从繁杂的身份中剥离出来。

搬运沉重的石头固然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悲剧美感，但是，假如我们换一种角度思考：没有了那块石头，我们是否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

夹缝里的童心

今天，在北京秀水街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门前，每天都排着长长的等待签证的队伍。在这些神情焦灼而充满渴望的人们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各大著名院校的优秀学生，他们手中拿着托福和gre考试的高分成绩单以及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朋友，对于他们出国留学的选择，一般都表示支持和赞同，有的甚至以他们出国为荣。据说，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中国第一流的学府之中，许多学生从一进大学的那一刻起，就打定主意要到美国留学，他们大学四年所有的努力都瞄准这个人生目标；据说，有的班级几乎是整个都飞到了美国，如果在美国某地召开同学会，能够做到一个同学也不缺少。今天，大概没有人会用孝道、忠君观念、华夷之辨、“爱国主义”等理念来谴责年轻人出国留学的行为了，然而，在一个世纪以前，晚清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生遭遇。他们勇锐地走出的第一步、他们被突然中断的学业、他们那在东西文化的夹缝里苦苦挣扎的童心、他们那如同大海中的孤舟一样坎坷而飘零的人生道路，即使是在百年以后的今天，依然让我们同情、叹息和深思。石霓所著《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一书，将晚清留美幼童的命运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一个重要步骤来考察，从一个具体细致的侧面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我读完全书，真正“以史为鉴”地去观察那些排队等候签证的同龄人的时候，又是另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派遣幼童留美，是洋务派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幼童得以成行，关键依赖于两个人物：一是洋务运动的灵魂人物李鸿章，二是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虽然长期以来被描述成“卖国者”，实际上李鸿章才是晚清官僚阶层中最具忧患意识和世界眼光的、真正以实­干­和改革来救国的爱国者。正如石霓所指出的那样，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大多数中国士大夫如果不是忿恨不平的话，便是麻木迟钝。即使意识到危机的降临，传统文化的包袱却让他们难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进而应对千年未有的挑战。而李鸿章与传统士大夫不同，他是目睹危机而态度现实足以看到世局剧变的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他不仅认识到西方各国的侵略本­性­，而且对中国的危机充满了紧迫感和现实感。在洋务运动的初始阶段，他主张在技物层面引入西方文明；而当洋务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他则毅然接受容闳的建议，力排众议，派出幼童留学海外，并希望由此锻造出既忠于祖国又洞悉世界大势的新人。所以，李鸿章一直对幼童留学给予巨大的支持，不仅敦促朝廷的资金迅速到位，而且调解派驻美国的督学官员之间的矛盾；不仅直接关心幼童的学业，而且多次为这一备受争议的事业辩护。

其次，作为“孤独的边缘人”的容闳，面对强大的传统文化的惯­性­，在众人的辱骂和非议中，一手策划了这一划时代的事业，可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于幼童留学事业来说，如果李鸿章堪称一名上层的支持者和谋略家的话，那么容闳就是事无巨细地进行实际­操­作的“大管家”和经手人。当时，容闳面对的是道德至上主义者们冠冕堂皇的指责，面对的是“汉­奸­”这样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后来，他的事业归于失败，自己也不见容于祖国，不得不远托异邦、埋骨于天涯海角。但是，容闳那拯救处于专制深渊中的祖国、使之走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道路的理想，并没有因此而破灭。他自己走向了世界，并引领更多的同胞走向世界；他自己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并启示更多的海外游子也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容闳的道路在今天依然有着鲜活的“当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