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孔在序言中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不满意，但是要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本是一种庄严境界，但庄严已被污损得太多，就像我在浙江看到的一座佛寺里，写着‘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和‘偷税漏税，来世罚做尼姑’。古人早就教导我们，庄严往往隐身在荒诞之中。进一步说，荒诞也是一种庄严。荒诞兮，庄严之所倚；庄严兮，荒诞之所倚伏。这句话一说出来，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在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是不要忘了，当你一个人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

我以为，真正的北大是属于民间的。在孔庆东的文章中，你读不出酸腐的学院气，而充满着鲜活的、暧昧的民间­色­彩和平民感觉。正是这种“山野之气”，使孔庆东比起许多拥有跟他一样学位的、然而面孔和文字却无比苍白的人来，更见­性­情面目。他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在他自己看来，这一身份比他是最高学府的博士要重要得多。所以，尽管我并不同意老孔的许多学术观点，我的文风也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我依然认为，一向“冠冕堂皇”的北大，应当有几个老孔这样的家伙，才能给象牙塔带来几分“烟火­色­”。

老孔既然身处北大，也得做学问。他做的是怎样的学问呢？他研究青楼文化、研究通俗小说，这些领域都是某些自以为高雅的先生所不愿触及的。而正是在这些领域里，老孔最见­性­情，也最见功力。他研究武侠小说颇有心得，指点金庸古龙，自称“野腔无调”、“指鹿为马”、“华山混剑”。殊不知，“混剑者”比“比剑者”还要高明。“混剑者”看出了“比剑者”的虚妄，乃旁观之，游戏之，撕破他们道貌岸然的面具，让他们露出“庐山真面目”来。

当然，老孔的某些剖析社会问题的文字，其观点我并不赞同。九十年代以来，北大中文系有一群年轻的博士、硕士，统统成了“新左派”的得力­干­将。他们许多都是老孔的同学，都是年龄三十多岁的文学评论家。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估计出现了不可原谅的偏差，他们把对当下的批评和对“文革”的怀念勾连起来。他们生搬硬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再涂抹上浓郁的民族主义­色­彩，居然在九十年代思想匮乏的大学校园里颇有些市场。他们甚至说，样板戏是了不起的艺术作品。这种说法，正如说清代的汉学是如何了不起的学术成就一样。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以千百万民众被屠杀和血雨腥风的文字狱为代价，换来那一丁点考据的成就，难道是一件有价值的买卖吗？同样，以剥夺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自由乃至生命、并大规模破坏历史文化为代价，换来八个所谓“­精­美绝伦”的样板戏，值得吗？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一般数学成绩都太差，连这样简单的账目都算不清楚。

老孔本人虽然没有他的同学们走得那么远，但也染上了某些病菌。老孔对“文革”、对毛泽东、对“革命”的许多看法，都是我坚决反对的。对这些问题，我与老孔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师友之间严厉的批评和激烈的讨论，本来就是北大最优秀的传统。

老孔的文字、老孔的幽默，是道学家的死敌。道学家最怕两件事，一是谈女人，二是说幽默的话。道学家会无耻地玩女人，却不谈女人，因为那太“下流”了，就像鲁迅先生在《肥皂》中所写的高老夫子，脸上写着“正义凛然”四个字，却是满肚子的坏水。道学家更害怕幽默，而幽默轻易就让道学家丢盔卸甲，就像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在嬉笑怒骂中摧毁政治人物们几十年营造起来的“尊严”。我在报刊上看到好几篇批评老孔的文章，都是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连声喝骂“成何体统”——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作者是鲁四老爷一流的人物，他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幽默，他们的生活准则是“事理通达心气平和”。但他们居然反应如此激烈，这也正说明老孔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老孔锋芒所及，凡社会人生、大千世界，涉笔成趣，妙笔生花。谈教育、谈电视、谈赈灾、谈新加坡人的自以为是、谈毛泽东诗词中的君王意识，都别开生面，鞭辟入里。书中尤其对高校和文坛学界中的怪现状有针针见血的猛刺。例如，他在谈到近年以来连连发生的诗人自杀事件时说：“我不赞成把诗人的自杀一律说成‘殉诗’，正像不能把烟鬼跳楼一律说成‘殉毒’，不能把妓汝上吊一律说成‘殉嫖’。请原谅我粗鲁的类比，其实换一种说法也可以，例如鲁迅说战士也­性­茭，但不能因此就奉为­性­茭大师。”比起引经据典的分析来，这样的文字文如其人，是“孔武有力”的。

《47楼207》和《空山疯语》是两本奇妙的书，在千人一面的旧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能够读到这样两本好书，是我们的幸运。古人说，好书当以烈酒下之，老孔的幽默就像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川菜，确实需要预备一瓶好酒来相配。那么，来一瓶什么样的酒呢？

还是让老孔自己来“点将”吧。

王朔：“流氓”也是一种伪装

王朔近来大发议论，骂遍天下。他自诩为民间、底层和体制外的代表，因此便获取了批评的豁免权。既然“我是流氓我怕谁”，他骂了谁，谁就活该倒霉。即使是圆滑世故、老谋深算如金庸者，使用太极拳法回应，最后也在这场争论中越陷越深，让王朔躲在角落里­阴­笑。

于是，其他被王朔谩骂的人物，一般都采取只当被疯狗咬了一口而自认倒霉的态度，不理不睬。连一向以政府发言人的形象说惯了伟大正确的话的白岩松，也对王朔无可奈何。他在被骂得狗血淋头之后，只好说：“只要王朔不骂我娘，我是不会应答的。”十大杰出青年不愧为十大杰出青年，一点把柄也不给对方抓住。

电视屏幕上的白岩松固然虚伪，但这是一种“明枪”般的虚伪；而我认为，躲在小说书页中的王朔更加虚伪，他的虚伪是一种“暗箭”般的虚伪。王朔说话似乎坦坦荡荡、无遮无掩，但是他守住了一个底线：绝不骂权势阶层，绝不说一句会给自己带来真正的麻烦的话。他才是演技派的“伪君子”。

王朔的小说我一部也没有看过，曾经翻开几页，实在读不下去就扔掉了。我是阅读俄罗斯和法兰西的小说长大的，我有我自己的阅读品位和审美标准。因此，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王朔艺术成就究竟如何，我无法作出评价。

在这里，我想谈论的是作为影视编剧和策划的王朔，以及作为社会文化评论家的王朔。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王朔之所以被媒体所关注，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两种身份——人们普遍认为，作为小说家，他已经“王郎才尽”。因此，在九十年代，作为影视制作者和社会文化评论家的王朔的意义，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小说家的王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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