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砖窑”这骇人听闻的事件被媒体揭露出来也已好些日子了。关于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全国人民都希望山西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能给人民一个交代。可令人遗憾的是，有关“黑砖窑”事件的后续报道不光在“主流媒体”已日渐销声匿迹，就是在互联网这类“非主流”的、往往会被某些“主流社会的主流机构”扣上“不实报道”帽子的“非主流媒体”，也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对这一惊天泣鬼的事件关注的热度也在还没有最终结果的情况下就日渐淡了下去！人们无法知道哪些逃离或者被解救出山西那座座“人间地狱”后，又在朗朗法治社会的天空下遭遇“维权难”的现代包身工们的最终结局，无法知道山西那些大大小小的“活阎王”以及为其充当保护伞、与其勾结渔利，丧尽天良般为虎作伥的大小*分子最终的下场，更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政府、哪一个“人民公仆”因为此事件感到愧对人民而良心不安，主动引咎辞职，承担相应责任！（大概哪一个政府官员会从承认自己对发生这样的血腥事件有责任吧？！）到是从山西某主要领导在“全省进一步整治非法用工、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及督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对“黑砖窑”事件的“深刻反思”中读出了令这位“公仆”“恸怒”的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山西的有关方面“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及时作出正确的回应”，导致“当互联网和省内外以及海外一些媒体上陆续出现对该事件的某些不实报道，本省有关部门和媒体又没有及时回应，予以澄清”，原因是“有一些­干­部对这方面工作不够敏感重视，麻木不仁，以致没有及时回应网络和媒体”！显而易见，令这位公仆大人“生气”的真正原因恐怕不是在山西出现了令人发指的“黑砖窑”和“包身工”事件，而是他手下的“有些­干­部”在应对网络和媒体的“不实报道”上缺乏“敏锐­性­”和应对技巧与措施而让这一事件最终大白于天下，“在国内外造成如此之大的负面影响”！！（引文见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全省进一步整治非法用工、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及督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我们不禁要问：是山西省政府的“面子”重要，还是千千万万的劳动者的生命和作为人的尊严重要？作为人民的政府、自喻为“人民公仆”的政府官员，其政治的敏锐­性­究竟是应当体现在关注人民的疾苦、关注民生民存上，还是体现在如何应对媒体的揭露与所谓的“不实报道”上？难道说山西出现的“黑砖窑”事件不是事实？为什么“黑砖窑”在山西能长期存在，能坐大成势、坐大成患？面对长安少年张徐波那双令人惨不忍睹的断脚和*总理2003年的对张徐波断脚案要求彻底查处的批示；面对46岁的母亲杨爱枝在寄给总理*的信上发出的“救出我们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孩子吧！”的痛苦呐喊；面对400多位父亲为救自己身陷地狱的孩子而倾家荡产、四处奔波、忍泪饮血的悲愤和无奈，我们的这位省长没有丝毫的“敏锐­性­”，更没有批评他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官员“麻木不仁”，缺乏“敏锐­性­”，却在事件被暴光后，在引起了国内外高度重视后，在“在造成如此之大的负面影响（当然是对他领导的政府形象）”后才发出了这样的批评，而且将“教训”总结在了“有一些­干­部对这方面工作不够敏感重视，麻木不仁，以致没有及时回应网络和媒体”上，这样的“敏感­性­”究竟反映出了当今我们一些政府官员的什么观念？什么感情？！——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形象，是自己的“政绩”，是自己飞黄腾达的政治前途和官运，哪里还把群众的疾苦、社会的进步放在心上？！

正是由于我们当前的社会存在有这样“敏锐观”的官员，因此，他们对于批评报道或者认为是给政府“摸黑”的报道，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就是用控制的舆论工具混淆视听，欺骗、愚弄民众，因此，我们这个社会的舆论总是受着“正确把握舆论导向”乃至“正确引导舆论导向”的控制，难以发挥“社会观察员和监督员”的作用。主流媒体千篇一律，发着同一个声音，为各级党委、各级政府歌功颂德，充当着官员们自吹自擂、自报功德、树立形象、粉饰太平、忽悠百姓的工具，乃至为*工程、作秀行为摇旗呐喊、为*官员添光增彩，难见舆论监督和舆论批评；副刊小报、网络媒体，体育竞技、*广告、选秀爆料、名星私生活，把媒体针砭时弊、促进*和谐的天职功用放却一边，所以，新闻不象新闻，监督变成“歌德”，使得那些个*分子身着大旗做“虎袍”，口唱高调盈私利，不腐不达贵，逾腐逾高升！有人也许会批评我太过偏激，可我们回头想一想，有几宗*工程是主流媒体主动爆光的？有几个*分子是主流媒体主动揭露出来的？就山西的“黑砖窑”而言，要不是几个记者通过互联网而揭露出来，山西的《山西日报》等等敢刊登这几个记者对这一事件的采访记录么？不在万般无奈下借助互联网，哪成百上千的“包身工”重见天日的日子不知还要等到何时？！

没有*的社会不可能真正和谐，而没有监督的社会就难以达到*！这便是斯文最后要说的一句话！

2007年7月23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崔县长“丢”人

2007年12月5日，陕西绥德“中学校长强追县长签字被拘留”的事件经媒体曝光后，我在颇感奇怪的同时，以一种近于焦虑的心态，关注着这一出不是闹剧的“闹剧”最终的结局。终于，从元月6日的《华商报》上，我看到了绥德县长在榆林市委书记的带领下，深夜前往被拘留的中学校长高勇家中道歉的报道，且言辞诚恳，没有官场应付之词，叫人能够感觉出县长的道歉是发自肺腑的，我由此感到欣慰。

也许有人说，这位绥德县长“这次将人丢大了”！网上就有人戏称他是“2007年最牛的县长”。的确，这位崔县长这次是“丢”了人，但我感觉他这个人“丢”得好，原因有三：

一曰：他给我们这个社会的各级党政官员送去了“清凉油”。长期以来，“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欺压和奴役百姓的护身符。共产党执政为民，将反对“特权思想”作为整治吏治、建立清正为民领导阶层的重要举措常抓不懈。但“官本位”思想，由于其复杂的社会原因，要从人的“潜意识”中彻底根除却非易事。我相信崔县长对高校长绝对没有个人恩怨与成见，他之所以会对高校长为了及时为学生发助学金而缠着要他签字感到厌烦而动了怒颜，骨子里是他没有把这个下级的请求“当回事”，在他的潜意识里，去参加上级领导机关组织的会议或者自己召集的、有上级参加的会议自然比用几分钟时间审视下级的请求重要的多，更何况这个不知趣的小小中学校长是在自己已经作出“暂不审视”的决定之后“缠着”、“追着”要求签字的，堂堂县长的尊严何在？体面何在？岂有不动怒之理？倘若番要他签字的不是他的下级而是他的上级，在同样的情形下，他会如何对待，如何处理？所以，是“官本位”的思想让他丢了人！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崔县长的人格人品以及执政一方的能力，但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在官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环境下，当今的为官执政者中，一不唯上，二不想树立个人在下属面前“绝对权威”者，能有几人？可以说是政治抱负愈大，“唯上威下”的心态愈重，作风就愈显霸道和武断，这种有悖于*法治社会基本­精­神的“官本位”心态，助长的是特权思想和役民牧民作风，轻则，演绎诸如此类的“丢人”闹剧贻笑天下，重则滑入*泥潭不可自拔。所以，这出看似“丢人”的闹剧，实则是给官场送去了一支特殊的“清凉油”，榆林市委书记周一波拿着这支“清凉油”帮助崔县长清醒了一次，其他的当官者肯不肯用、会不会用这瓶“清凉油”，却还是让天下百姓拭目以待的事情！

二曰：他叫公众再一次认识了官场腐气，可催醒当政者下决心治理官场这殃民害官的“媚风”。说实话，我不相信崔县长会直接下令叫公安机关拘留高校长，也不会指令教育局给高校长处分，相反，到觉得崔县长那番“高校长造成我开会迟到，当时确实让我有些生气，但当得知对他要停职处分和拘留后，我个人认为对高勇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因此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慎重处理”的坦诚表白和尽管生气，但还是在没有来得及签字的情况下打电话给财政局“先拨款、后补签”，保证当天将钱拨给职业中学的做法可爱，很象一个体人所难、不因人过而为难的执政者作为。哪是什么将他陷于“不仁不义”之地而讨来一片责伐声呢？是官场阿谀奉承、极力迎合揣度上司心态的腐气将他陷于了如此“丢人”的境地。目前的官场，唯上级马首是瞻的腐气盛行，下级官员行政、执法，不是以关注民生、真实贯彻国家法令宗旨意图，为一方黎民百姓谋福祉为终极追求，而是为着个人的种种利益，极尽察言观­色­、迎合上司心态之能事，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极力揣度上级心事、极力讨好上级，将奴颜媚­色­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不惜出卖人格尊严，表现出一副“哈巴狗儿”之相！在这样的风气下，你想不迎合媚上，你就是“不识相”的蠢才，你就难以在官场混下去！高校长强追县长签字而惹恼县长的不识相行为，正好给那些想在县长面前表忠心的下属以机会，于是，县政府办公室立即向公安机关书面报案（免不了还会施加压力）、教育局迅速召开局务会对高校长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公安局不甘寂寞，竟然对高校长决定拘留7天，短短的一天时间，就完成了对高校长“停止、检查、由局长领着道歉、拘留”的所有程序，办事效率之高令人咋舌，把“拍马溜须”表演到了极致，结果却使崔县长“丢”了人，这倒应验了民间一句古话，那就是“拍马屁想得到金元宝没料想粘了一身驴粪汤”！

三曰：他揭示出了地方政府行政效能之所以低下、官员*现象之所以垢根难治的一个深层次原因。纵观事件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这个高校长为签字缠住县长不放手的做法确实欠妥，叫人生厌，甚至有缺乏起码常识之嫌。可堂堂一个理应是为人师表谦谦君子形象的中学校长，为何要出此下策而当众为难县长、出自己的“洋相”呢？我们不难想象这位为落实国家对贫困学生的补助政策，争取将助学金在2008年前下发到他的学生手中而东奔西跑、求神告庙所受到的委屈和磨难——在他手中拿的那份“待签字”的文件中，一定是填满了诸如文教局、财政局等所谓职能部门的审批意见，盖满了这些部门的印章，县长的签字无疑是落实这项惠民政策的最后一道关口，不然，为什么一直会拖到年关还不能落实到位呢？难怪这位校长“发急”！那么，职能部门­干­什么去了？作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教育局以及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之类官员哪里去了？负有为全县各项公益事业筹措资金、落实资金之责的财政局那里去了？为什么跑腿的事就要叫最基层的高校长一层一层的往上跑？难道他们就没有面见县长的机会？就不知道已到年终，落实这项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们更知道学生不是他们的，有学生的是他高校长，高校长不急他们急什么？——他们只负责审核、签字与盖章，是只掌权不办事的衙门！再说这位崔县长，每天日里万机，有多少涉及全县科学发展的大事需要他定夺，有多少关乎民生的问题需要他解决，还有那传承千年的官场潜规则需要他周旋……可诸如此类落实国家惠民具体政策的事务真的就真的那么必须经过他的签字同意么？他“审签”的动因是什么？是严把政策关？可作为县长，国家的这类政策他岂能不知晓？是审核享受此类政策人员的资质条件？哪要相关的职能部门­干­什么？不放心人家你­干­吗要花那么大的财力养活这类庞大的机体？难道说事无巨细均要经过县长的亲自审核批准才可放心，是现代执政、管理的基本理念要求么？这种高度集权的结果是什么？是政府职能部门权力界限的不清，助长了行政首长的特权和霸权思想，助长了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的官僚作风。于是乎，在看似严密谨慎的行政程序之下，隐藏着谁都想揽权、谁都又不想负责的怪现象，一旦出了问题，就无法找到能够负责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在这样的机制下，高校长为公事尚且如此作难，老百姓为己之“私事”饱受作难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公权的高度集中，必将导致监督的失效，这是滋生*的温床！

榆林市就“中学校长强追县长签字被拘留”事件派出了调查组，但以鄙人之见，调查的结果似乎不胜重要，重要的是要研究解决这催人“糊涂犯错”的行政机制，否则，“签字风波”就不会根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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