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容纳五个人的寝室里，只有我一人，其他人都还没回来。

因为，我的室友也好，同学也罢，还是我的好友，在即将离开校门的时候，他们大多在感情方面有了明确的进展：住我上铺的“小广东”已经粘上了隔壁农大的“湖南妹子”，准备“夫随­妇­唱”倒Сhā门到长沙乡下搞科学种植花卉，“小广东”家里原本等着他拿了学位回去接他父亲的班——做“少当家”，掌管他家的服装公司，可是如今的“小广东”对于“皮尔•卡丹”“范思哲”什么的，没兴趣，他在课余时间都跟在“湖南妹”的后面在农大的实验大篷里跑前跑后，完全是一付乐在其中的模样；住在我对面的是“重庆仔”，他要同他的老乡回山城安家，他们俩人一起从重庆考学来到这里，每次寒暑假都相约结伴来去，情愫渐生，如今，彼此的工作单位也是同系统的——教育界，可谓志同道合；大我半岁的“江南书生”，不用猜，就知道这会儿他一定在学校对面的音乐学院礼堂里看毕业彩排，他所爱慕的那位女生是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他笑言今后自己作词，女友作曲，实乃“珠联璧合”。

环顾寂静的室内，刚想坐下来继续整理自己的东西。

这时，走廊上，有人一边敲着饭盒，一边呼朋引伴的涌下楼梯，我们204室离楼梯近，乱糟糟的脚步声、时高时低的说笑声、“铃铃铛”的敲击饭盒的声音，是声声入耳，回身推严门，重新回到床前整理书籍，将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书找齐，以便第二天归还；将上大学以来，自己购置的书分类打包——“让它们跟我一起去海南吗？”望着床上的四摞一米来高的书，不禁想。

“嗨，发什么愣啊！”同时，肩头上被人拍了一下。

扭头一看，却是“江南书生”，一脸喜气的站在身旁，“彩排完了？”

“还彩排？！今晚八点，在她们礼堂就要正式汇报演出了！”说着，递过来一张“毕业汇报演出 入场券”，“好不容易才弄到的，其它几个学校的也在弄，好歹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弄到两张，一会吃过晚饭，我们就过去。”说完，他已经爬上靠门口的那间上铺——那是我们同室五个人放行李的地方，“来帮我搭把手，你撑着上面的！”一边说，一边又麻利地跳回地上，我帮他将压在他的皮箱上的箱子尽量抬起，他双手拉着皮箱上的提手将被压在中间的皮箱渐渐地往外拽。“好了，可以放下了！”我放下抬起的箱子，他的皮箱也已经被拖出了，将皮箱移到地上，他蹬下身，解开箱子上的皮扣，从里面拿出一件还未拆去包装的浅蓝­色­衬衫和一只鞋盒，盒子里是一双锃亮的“三接头”的黑皮鞋。“瞧，这是我妈给我准备授学位典礼上穿的，今天，先派上用场了！”说着，就乐呵呵地坐在我的床边上拆衬衫的外包装。

“你现在就换上？”

“嗯……”头也没抬的继续取固定衬衫的大头针。

“吃过晚饭，再换吧！一会被冒失鬼溅上一点油汤之类的，你还怎么穿？”我一边捆书，一边说。

“对啊！你瞧我！”说着，停下手，“哦，对了，我不吃晚饭了，差点儿，让我给忘了，我还要去买花呢！你帮我收拾一下，我买花去了，一会就来！”话还没说完，就已经拉开门，奔了出去。

看着平素温文尔雅的他这会儿风风火火的样子，不得不叹服：“爱情是有魔力的！”

正当我帮着收拾“江南书生”的物品时，郑重回来了，他是我们寝室里惟一没有绰号的，因为他的名字“郑重”本身就是对他最贴切的概括。

“还没去吃晚饭？”——这算是打招呼吧！

“就去，你呢？”我也客套一句。

“忙完了就去！”说完，他坐到书桌前，扭开了灯，又要伏案工作了——他大二时就当上了学校宣传部的部长，如今，正忙着将他的学生会主席一职与下一任进行交接，忙是自然的！他在我们寝室里属于跟谁都是淡淡相交的状态，与他在学生会里的状态是截然不同。快毕业了，他的去向还处于保密阶段。也不见他有什么动向。因为，平时，交往有限，大家也不太留意。

“书生”很快就回来了，手里是一捧粉红的“剑兰花”，脑门上的汗珠也没顾上擦，一进门，就冲我说：“你看，这花漂亮吧？”

“你哪儿搞到的？”

“那还有谁？当然是我搞来的！”“小广东”挤进我和“书生”之间，双手搭在我们俩人的肩膀上，一脸得意的回答。

“是‘小广东’的女友帮我弄的！”“书生”一脸感激地说。

“我本来说，给他弄些红玫瑰的，他不敢要！”“小广东”从不放过揭短的机会。

“我想，让她老师看着，就那个……”“书生”难为情地说。

“这花也不错啊！你的心意是不言自明的！”看着“书生”羞红的脸，我不免解围。

当晚，“书生”准女友演奏的一曲萧邦的《幻想即兴曲》赢得了满堂喝彩，而“书生”的爱情也水到渠成——“准女友”成为“女朋友”！

初夏时节，大四的宿舍楼里已经见不到什么人了。我算是走得晚的，多少因心中的“北京情结”在作怪的原因吧！而郑重的去向也明确了——他将留校，至于是任教还是搞行政，则要在下学期开学才能知道，但这对于我而言，不存在任何意义。他继续住在我们原来的宿舍里，等开学时，再调整。

毕业就注定是要各奔东西南北的，前程怎样，每个人的心中憧憬很多，答案怎样，只能待时间来回答！

关于我毕业后去海南的事，我是在将要去海南的前一天才打电话告诉姐夫董明浩的，此前，他曾代我的双亲屡次打电话来询问我的分配情况，我一直没说，因为在我看来“就那样，没什么好说的。”而这种态度恐非父亲母亲大人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就以“尚未确定”来搪塞——董明浩的双亲都在新疆工作，自小由他的姥姥一手带大，和我们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而我爸妈又分别是他中学的数学老师和小学的班主任，他和我姐是上高中的同班同学，所以，我们全家对他是知根知底，当我姐同他确定恋爱关系时，我们全家是一致通过，用我妈的话说叫“放心”；我爸认为是“可靠”；我姐是“非他不嫁”；我呢，跟他亲如兄弟，“没得说”；我弟那时还是“小屁孩儿一个”，“明浩哥哥”的整天不离口。所以，在我考上大学离开家来读书后，他更像是我家里的长子一样，帮我妈搬煤扛米，辅导我弟的功课——我弟属我家三个孩子里读书最不用心的，我爸看惯像我姐和明浩哥那样的优等生后，就不大愿管我弟这种贪顽的家伙，我妈是教语文的，小弟的微积分还得让明浩来补。我爸妈也把明浩当自己的儿子看，所以，家里的大事小情总让他参与，甚至是委托他斟情处理。他的表现也的确让二老放心。这回打电话告诉他：我去海南工作的事，由他转达二老更妥当。通话后，他说：“放心去，家里的事，不用­操­心。”他绝口不评论分配的优劣，我喜欢。/这样的感觉——冷暖自知，何必多言呢？

第二天，坐上南去的列车，我有些默然！

离开校园，步入工作岗位是一次人生“归零”的再开始；离开单位，到商海中打拼，无疑是人生再一次“归零”，一切重新开始！在一年多里，两次“归零”，前一次是“必然的”；而这一次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将手中余下的烟摁灭在易拉罐做的烟灰缸里，伸手将放在写字台上的闹钟上好发条，然后，我翻身躺下，自言自语：“明天上午得去火车站接人”，大脑似乎因得到这一提醒而自动进入休息状态——多年来，我都是粘枕头就能睡着，一离开枕头，就­精­神百倍的人。

其实，不应叫“接人”而是去“见人”，因为，来人是“小广东”的堂兄：他初中毕业后，他就跟随家中的父辈走南闯北的经商了，来海南也不是一两次了。两个月前，在我与“小广东”的通信中，我流露了想从单位出来的意思，就是一时没想好下一步怎么做。回信中，“小广东”向我说起他堂兄——现在在做家电生意，改革开放这几年，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家用电器日益普及，这一行的生意很红火，生意做大了，接触面也就宽了，他堂兄的知识也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他堂兄一再要“小广东”去深圳帮他打理生意，可现在，“小广东”在湖南忙花卉的事还忙不过来，再说，眼看到年底就该当“父亲”了，那里还舍得离开，为这事儿“小广东”正犯难，恰好听说我要辞职出来，就积极促成他堂兄和我的这次见面：“我堂兄为人讲义气，有信用，天生就是块做生意的料，为人­精­明，但绝非斤斤计较、鼠目寸光之辈。你老兄的满腹才华和细致入微的­性­格一定能与他相辅相成。他虽然离开学校早，但一向对我这个有大学文凭的人怀有敬意，所以，你完全不必有‘秀才遇上大老粗’的顾虑！”“小广东”言尽于此，可谓肝胆相照，我辞职的决心已下，现又有了一个机会，我决定就此开始。

第二天上午十时二十分，火车欢快的鸣叫着准点进站了，车停稳的同时，列车员熟练地跳下车来，各个窗口都有人探出头来向站台上张望、挥手、叫喊，而站台上的人也是张望、挥手、叫喊——站台上下是一片热闹，有些身手矫健的旅客已经拎上随身的行李率先跳下车来……我举着写有：“接孙卫东”的纸板，站在站台上翘首以待，时不时会被匆匆来往的人碰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