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回家才过几，老爸便问起我成绩什么时候出来。其实老爸是估计应该出来了才问的，因为往些年都是这样的——分子在放假后五天保能出来。我现在是一听到关于考试读书之类的话就“头痛”。我挠挠头，厚起脸皮笑着应付，以为能含浑过去。想不到老爸都追问起大学的把握。我实在烦了，在老爸面前又能怎样，我只好低下头，说：“这些话谁也拿不定。”

老爸好像闻到了什么话风，骤然严肃了好多：“不好好读书将来到要讨饭去。”还叫我好歹也得打个电话问问班主任。上学期最后一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我自己清楚。我推脱说明天打，然后就闭进了房间。

堂屋的电视还在开着，没一会儿就被关上了。老妈在厨房收拾着，不时发出碗盘相碰的声响，没一会儿，她的声音出现在堂屋：“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啊？”

“念书！念书！现在是越念越孬，不又是一张白铁！”老爸的话音不是很高，却很很闷。

“分数还没出来吧？”老妈总是站到她儿子这边。

“我们这些人，一年到头，做牛做马都不吭一声。叫他问问班主任，都要等到明天！”老爸唉声叹气地说。

我坐到写字台前，写着寒假里的学习计划。只有回家才知道，读书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老爸老妈的头发又白了许多，皱纹又深了许多，我禁不住自责。此刻，我那个什么当作家当诗人、浪迹天涯的念头统统溃不成军。我变得现实了许多，因为我身在一个过于现实的世界，很多人家因贫穷，甚至连年都不愿过。我这才觉得老姜说的实在：要想在农村实现作家梦真是太难。

隔壁房有了拨电话的声音。我猜也能猜到，那是老爸在打电话给老曹。现实总是无法逃避的，尽管我这样对自己说，但还是屏住了气，闭上眼睛，听着。我听清了老爸低声下气的陪笑声，和疲倦的“嗯嗯”声。

我最害怕的还不是面对爸妈，而是二姐，我太对不起二姐。在农村，很多女孩挣钱都是自己留着，为出嫁时做准备，可二姐却一点一滴全都主动交给了家里，说给弟弟上学。想到这些，我的泪珠就悄悄爬上了面颊。我举起右手，正准备甩自己几计耳光，但又打住了，因为我怕老爸老妈听了会伤心。

我麻木的身心就一天天在题海里浸泡着，按照学习计划一秒秒地过着。老爸老妈怕我的眼睛承受不住，总是劝我写写玩玩，可我倔犟的­性­格有谁能拗得过呢。

春节到了，我为自己放了六天假（不过晚上仍得坚持到十二点），想得最多的人就是童思宇，一想起她，我就按下她家的电话号码。

童思宇在电话中说，她也在补课，期末考得不怎理想，她家人只是随便提了一下叫她们要好好学习。她也变得现实了许多。她还说，跟我的快与不快都发生在梦中。她安慰我说没考好不要难过，说凭我的聪明补一个寒假就会没问题的。

“我对不起你……”我在电话中说。

“我也一样。”

“你真好！”

“都过去了，过去就让过去吧，还想它­干­什么呢。我们要原谅别人，也要原谅自己。”

每次连续学习两三个小时后，我的眼睛就难受起来，里面像塞满了细沙。我总是用冰冷的手按住它，或用钢笔贴在眼皮上,冷冷它,这样会舒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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