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所经历过的生活，就是千百万法国人经历过的生活。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怀疑，他们的希望都与我们相同。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永远有的麻烦事，事关夫妻生活的困难，事关爱情的力量。对于我们来说，唯一不同的事情就是来自公共生活、路人皆知和媒体广告的压力。诚然，在一对男女之间，一切都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当一切都属于公共生活时，日常生活的小事就变成了大事。为了应对这些事件，就必须具备一种我自信无法拥有的充沛­精­力！这就是一种要对现代政治生活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这里我所谓的“现代”生活，不是指“现代­性­”的词义。我不需要这种现代­性­的词义。我所谓的“现代”生活，是指“当代”的词义。这种朝透明的私生活发生的演变，在十年前——仅仅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而今却变得不可避免了。在此情况下，直面问题和不是力图用转弯抹角的方法说话，反正都一样。

我之所以在这里写C.萨科齐，是因为时至今日——在我和她初次见面已近二十年的今天，用法语念她的名字，仍令我激动不已。C就是塞西丽亚。塞西丽亚，就是我的妻子。塞西丽亚就是我的一部分。不管我们夫妻俩经历过多大的考验，我们没有一天不是在相互说话中度过的。事实就是如此！我们过去不曾想过背叛任何人，而今我们不能也不会彼此远离。究其原因，这倒不是过去缺少尝试······但现在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互说话，相互倾听，相互领会，相互凝视，这一切都会产生作用。我们最终意识到，其作用在我们中间，对我们来说具有生命攸关的意义。

人们经常指责我想要导演我们的夫妻戏。对于这种指责，我表示理解，我也丝毫不想把自己的责任减到最低程度。但是，我希望人们理解，一切都不是我导演的，因为一切都是真诚的和真实的。我们的家庭生活是由彼此组成的。彼此都为了对方。我在公共生活中露面就是显示我的私生活，因为在我的身上，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已经融为一体了。 在这个整体中，一切都不是弄虚作假的，绝对如此。

当我意识到自己让塞西丽亚过多地曝光时，恶已铸成：压力太大，攻击太多，我对她的关心不够。此时此刻，我们夫­妇­没有进行抵制。于是变成了一场风暴。一切都过去了······只剩下其余的事情。即使在今天，我还难以提及这些往事。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考验。我从未想象过自己也陷入深深的动荡之中。在这场巨大的风暴中，我找到了两种慰籍。首先是塞西丽亚，她同样受害，但不管此事可能显得奇怪，她总是相信我们的未来。其次是来自一些陌生人的多种多样的见证，这些陌生人对我们吐露了隐情，说他们也曾经历过同样的不幸。现在，人们经常指责政治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生活”。那好吧，现在我可以说，我在生活中冒过险了！甚至也许是此种冒险迫使我显示出自己身上的人情味——无疑，我过去是缺少这种人情味的。当然，这样的考验决不是一件值得人们骄傲或妒忌的事情。更加深刻地或者更加简单地说，问题就在于爱情。考验就是分离，而不是对虚荣心的伤害。

今天，我和塞西丽亚，我们真的团聚在一起了，真正团聚在一起了，肯定是永远团聚在一起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塞西丽亚要求我为我们俩讲述那段往事。塞西丽亚要我当她的代言人。不过，假如由塞西丽亚出面来讲，那她就会比我讲得更好。然而，我从塞西丽亚的要求中认出了她的腼腆和脆弱，或许也有她对自己丈夫的信任。

从今往后，让我们不再谈论此事。因为即便我说得很少，我也希望读者明白，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因为在我的眼里，C.萨科齐是举足轻重的。

这里，我还特别希望，除了众所周知的事情之外，大家都非常理解和同意，我们的历史只是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家庭的历史，而这个女人、这个男人和这个家庭并不否认自己的错误，但他们却要求得到人们的尊重，以便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宁静地携手前进。至于这里所讲的人生，我们现在知道，它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单纯的。在人生中，我们像大家一样需要爱情。时至今日，我知道爱情是那样珍贵，以致它必须得到保护。过去的往事将永远作为我们的经验教训。

降低物价：一个公正而可能的行动范例(1)

2004年4月，当我决定同实业家和商场老板就大商场降价问题进行谈判时，我遭到了来自法国经济界的强大压力。实业家和商场老板对我解释道，家乐福集团的股市即将崩溃，这样就会使家乐福集团——这是一家在法国拥有45000名领薪者，在行业中排名世界第二的大集团，也是法国最大的国际企业之一——变成世界第一大集团沃尔玛公司的一个猎物，遭到那些粗暴的和不可接受的社会方法的折磨。这些人硬说，降低物价会使法国农业食品工业的许多企业变得脆弱起来。平时，这些实业家和商场老板习惯于如此敏捷地相互争夺。但是，这一次他们却相互支持，希望维持现状。有一位商场老板——我认识这位老板，但这里我不想点他的名字——向议员、记者和舆论制造者散发了一份《白皮书》，其目的是要根据荷兰的事例，证明在法国降低物价一个百分点，最终就会取消几千个就业机会。但我认为，严格地说，荷兰的情况与法国毫无关系。

所谓《白皮书》，就是一种作者不愿署名的公文报告。当我在2002年担任内政部长时，我做出的首批决定之一就是取消法国情报总局所写的《白皮书》，并要求每一份报告都要作者署名。其理由是，现在不再是1940年维希政府时期；在法国有言论自由；那些有话要说的人应当敢于承担责任。

单单是降低物价和《白皮书》署名这两种风险，就会使不止一位部长难于动弹。但最坏的情况却是，财政部的技术专家体制在降低物价上所持的反对观点。因为这些专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压力是毫无用处的。在他们看来，财政部长很久以前就不再拥有权力了，至少在制定物价方面是这样。

我不赞成财政部专家所持的观点。诚然，我手中没有任何降低物价的司法权。但是我确信，如果我使用依靠社会舆论的方法——因此，就是依靠消费者的方法，那么这些对话者就不能对我说一个“不”字。自从1998年法郎过渡到欧元以来，法国通货膨胀的迹象低估了物价上涨。政府想要像同治安恶化打交道一样，来同物价上涨打交道：要把物价上涨的事实同物价上涨的感觉区分开来！对此，法国人并没有弄错。因此，行动是必不可少的。行动对消费者来说是公平，对经济来说是有用，因为这样做有利于消费，最终也有利于生产者和商场老板。事实上，由于此次降价行动，消费品价格从2004年9月以来不停地下降，远远地低于有关协议最初确定的2％。家乐福集团并未被沃尔玛公司收购。任何一家法国农业食品企业都没有遭到破产，政府开始对1996年投票通过的、曾使通货膨胀偏离变成可能的愚蠢的法律进行修改，并使修改的方向符合消费者利益。然而，上帝知道，最初我是单枪匹马杀过来的。

有人报道说，在2004年6月那个著名的达成降价协议的夜晚，我威胁工业大集团说，如果它们不签协议，那我就要上电视台，就它们的税率做法发表意见。这则报道属实，而且我应当这样严格去做。法国政府的财政部长是所有法国人的部长，而不是某些企业的部长。我有什么权利，让某些大工业集团或大商场继续躺在法国人身上大发横财呢？

我认为，令法国政治遭到名誉扫地和政治人物失去合法­性­的不是权力缺失，而是政治人物不去行使他们手中权力的事实。问题的关键恰恰是一种放弃政治意志，在想象力的贫困化中呈现两重­性­的形式。由于人们厌恶政治真空的天­性­，这种放弃政治意志的局面持续越久，非政治力量也就越占上凤。

时至今日，批评法国证券经纪人公司的某些企业赚取令人难于置信的高额利润是合适的。可是，我们不要把时间用于大发议论，在毫无实际意义的重要讲话中揭露这些人和那些人，而是要努力看清事情的细节。如果这些利润像那些重大的生活资料一样是非法所得，那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实行改革。如果这些利润不是非法所得，那就让我们对这些企业的成功欢欣鼓舞吧。

降低物价：一个公正而可能的行动范例(2)

我通过降低日常消费品物价一事，证明了财政部长还能对法国人的日常生活施加影响。这也是一种摆脱财政部这个陷阱的方式——假如我远离国内具体问题的卷宗，去参加大谈特谈理论的重大国际研讨会，那么财政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陷阱。许多朋友都认为，我不该接受财政部长的职位；我将遇到风险，一种脱离那些从2002年以来特别关心我的法国人所关注的日常问题的风险。但是，我很快就消除了自己的害怕情绪——而这种害怕情绪在我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时，既丰富过我内心的想法，也丰富过我真诚而友好的情感。因为据我所见，不管是什么政府部门，行动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凡是行使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能和都应实行同样的原则和同样的意志。问题正在发生变化，但根本问题却依然如故：要说服 法国人，并通过行动使他们重新获得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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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1)

欧盟伙伴国就像法国一样遭到国际束缚，但它们却成功地适应了新的形势，而丝毫没有失去其特­性­的东西，甚至生活得比我们还好。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范例。在我看来，英国在这些伙伴国中是最壮观的范例。我们记得，英国似乎是一个在20世纪70年代末完全被法国超越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比法国低25％，是一个以为自己注定要遭到失业和工业转产，甚至工业消亡的国家。人们是否扪心自问，为什么英国人购买了我们在多尔多涅、佩里戈尔、吕贝隆、萨乌瓦和其他许多地区的房子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今天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法国高10％，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法国人更高。英国人是我们的朋友，我对他们毫无敌意，但是我的雄心是不让法国最美丽的乡村变成英国人的度假村！

更为严重的是，伦敦将会变成法国的第七大城市。这个英国的首都在如饥似渴地吸收法国青年，使这些包括我们自己女儿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那里定居下来。仿佛在伦敦获得成功要比在国内更加容易似的。更加糟糕的是，仿佛一个想要发展的法国青年在国内获得成功是那样可耻，以致他不得不远走伦敦似的。这种小视法兰西未来的看法，我是不接受的。我不忍看到法国青年的离乡背井——他们是法国社会中最有活力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一部分。近年来，已经有一百万法国人到外国去生活，这是一种人口损失，按照绝对值来计算，它几乎相当于法国在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所遭到的人口损失（法国死了130万人）。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事例也是颇能说明问题的。由于超高水平的税收和无法支撑的公共债务，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甚至在1980年，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反面例子”。而今，我们不断地赞赏这些国家取得的成绩：丹麦是一个“弹­性­工作－社会保险”的模式，它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同就业的社会保险调和起来；芬兰是一个教育模式（在教育体系的“国际大学生评估纲领”方面，芬兰在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中排名第一）；瑞典的成绩则体现在下述方面：科研和发展方面的开支（名列世界第二），­妇­女的地位，行政管理模式，环境保护政策和体育作用等。

诚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成功经验是不能直接照搬法国的。但是，这些日积月累的成功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成功的诞生并非偶然。它是国内采取政治决定的成果，表明国家还有行动的可能­性­。简言之，这些别国获得成功的做法，法国为什么要加以禁止呢？法国将用别人的成功经验来丰富自己的特­性­，这样做究竟在哪些地方会削弱法国的特­性­呢？

我从各国经济的国际化中，从法国与各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中看到的，不是有理由不采取行动，而是有理由来鼓励创新。我认为，法国政治生活向外国的经验开放是极其必要的。法国的公共辩论在吸收别国的经验——它们的成功，它们的主动行动和它们的挫折——方面做得不够。我常常思量，法国人喜欢尝试别人的一切不行的东西，惧怕别人的一切成功的东西，这种癖好究竟来自何方。我认为，法国人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向丹麦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德国人学习学习，甚至要向美国人学习！

参考别国奉行的政策并不是把一种与法国格格不入的社会模式强加给我们。所谓“美国佬萨科齐”，就是暗指那个想要把法国社会模式变成盎格鲁－撒克逊社会模式的萨科齐。这是一种被法国政治生活守口如瓶、旨在阻止人们思考和行动的走捷径的做法，我甚至敢说，这是一种旨在杀人的捷径！这种做法就是用个大包，把所有能把萨科齐看作是一个主张美国不平等和极端行为的坏蛋的东西统统装进去，其中包括自由主义，我对美国的“积极歧视”的看法，我在国家体制问题上提出的建议，以及我的宗教论著。有人想方设法，要忘记这部宗教著作的名字的第一个词就是“共和国”······

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2)

假如我的目光只盯在美国模式上，那我就会在美国生活。但我的情况不是这样。我欣赏美国社会的社会机动­性­。美国人可以白手起家和取得非凡的成功，也会遭到挫折和有权享有第二次机遇。在美国，业绩就是奖赏。美国的社会准则比法国少。美国人同您接触时，不是立即根据您的谈吐方式或者您姓名的辅音来判断您。反过来，我对美国的社会模式毫无癖好。美国的社会保障是不够的和不平等的。我不能容忍美国人因为贫穷而受到不大好的治疗，甚至得不到任何治疗；我也不能容忍美国人因为缺乏社会保障，而生活在永远害怕生病的状态之中。

至于美国的“积极歧视”，让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个问题吧！美国人想要通过实行一项所谓“积极歧视”的政策，努力解决美国社会中某些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遭到排斥的问题。在法国，有人想要讽刺美国的“积极歧视”政策，便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在大学里实行学生配额的做法。他们这样说，一方面是忘记“积极歧视”的首要形式是将公共市场保留给那些呈现某种职工多样­性­的企业；另一方面则是忘记美国最高法院在1978年谴责过这种大学生配额，后来也仅仅将大学生配额用于一些非常有限的假定。其实，美国的“积极歧视”远远不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大学生配额问题，而是一种觉悟，一种腾飞，一种政治意志，是一个社会睁开其醒悟的眼睛并决定行动，其目的是要实现个人之间的平等——不仅是表面上的平等，而且是真实的平等，以及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部门和各级水平上呈现美国社会的多样­性­。此外，如果把美国人的用语“affirmative action”译成法语，那就应当正确地译为“唯意志论的行动”。

诚然，美国的“积极歧视”政策并未解决一切问题，远未如此。但时至今日，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黑人的资产阶级，一个西班牙人的资产阶段，一个亚洲人的资产阶级······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媒体和科学生活的一切领域里，都能崛起一些来自各个少数民族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既不是例外，也不是不在现场的证明。他们是国务卿康多利扎·赖斯，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最高法院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美国《快报》总经理肯尼思·谢诺尔特，《沃纳时报》总经理理查德·D.帕森斯，梅里尔·林奇公司总经理斯坦·奥尼尔，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扎尔梅·M.卡利扎布，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最有名和最受大众媒体报道的知识分子之一法里德·扎卡里亚，商业部长卡洛斯·古蒂尔雷和司法部长艾伯托·冈萨雷斯。但是，法国的情况——不管人们愿意与否——还不是这样，在来自新移民的各个少数民族中尚未出现过像美国那样的大人物。

我认为，美国奉行的“积极歧视”政策，是一种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这项政策是否要通过配额来加以实行呢？不一定。“积极歧视”主要是一种要使我们振作起来的政治意志。法国存在着移民子女实行社会融合的大问题，这是一个多年来削弱法国的问题，一个阻碍法国致力于其他目标的问题，一个只要法国在各个领域里实行强有力的动员就能解决的问题。

曾记得，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结束了长达近40年的野蛮的和导致国力衰落的宗教战争，并且保证此后出现将近百年的国内和平。南特敕令不仅包括一些言辞，而且包括这样一些在当时显得非常壮观的具体的法律：信仰自由，世俗平等，使当时占全国人口5％至10％的新教徒有可能在无区别和无歧视的情况下获得尊严、官职和公职，以及新教徒经常上学校、大学和进收容所的权利。甚至南特敕令授予新教徒一种由包括新教徒法官在内的特别法庭的审判权，为他们保留150个堡垒——所谓堡垒，就是指能够保护新教徒的、由国王国库负责保养和维修的城堡和设防城市。1791年，法国大革命解放了法国的犹太人，承认他们是法国的公民，赋予他们融入法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机会，对他们实行一项由路易十六开始执行并在第一帝国得到认可的政策——正是这项政策后来使法国的犹太人变成最虔诚的法国社会融入模式的捍卫者。

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3)

我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其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些办法是强有力的、自愿的和坚定不移的。关注美国的“积极歧视”，不是要否定法国的历史和法国的社会融入模式。也不是要实行共同体主义和美国式的城市划分。关注美国的“积极歧视”，就是要寻找一些务实的解决法国社会棘手问题的办法。就是要呼唤人们的觉醒。就是要说服人们相信，继续坚守法国的美好原则，要比努力加速融合过程——那些跟多数法国人肤­色­不同的人的社会融合进程——更加危险得多。再说，这种加速融合的努力应是临时­性­的努力。共和国对这类或那类的人和领地进行一种特殊的和补充的努力，其合法­性­就在于恢复平衡。一旦恢复平衡，共和国就马上停止其补充的努力。现在对法国社会融入模式造成最多损害的，不是允许马格里布后裔青年和黑人青年成为律师、巴黎综合理工学校毕业生、新闻记者、银行家、企业老板或政府部长，而是更加长期地容忍下述情况：当获得“大学第三阶段第一年结业证书”的同届校友已经找到就业机会时，同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却由于是黑人或者马格里布移民后裔的缘故，在毕业一年后还处于失业状态。

法国人想要当法国人，他们也只能当法国人。对法国人来说，模仿外国模式是毫无意义的，也毫无成功运气的。法国不应当从拙劣地模仿他国模式中汲取成功的力量，而是从自己的深根中汲取这种力量。法国应当从其身上那种曾经锤炼过民族特点和特­性­，而今仍然充满活力的美德中，找到超越其障碍的力量，以便发明其跨进新千年的方式，与此同时毫不否定现状，也毫不害怕未来。

法国人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价值观曾经启示过全世界。我希望，法国人相信法国的未来。法国不是怀旧。法国可以重新成为一个楷模。毫无疑问，这就要求我们自力更生地劳动，弘扬我们的价值观——当然，这些价值观并不永远是我们现在认为的那样。这是因为，为了成为一个楷模，还必须是做一个典范！法国的社会模式不再是典范，法国的社会融入模式也不是再是典范，法国的经济组织更不是典范。我们正在把平等与平均主义、互助与援助、公平与拉平、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法兰西应当重新成为一个劳动、业绩、责任和博爱的祖国。在法兰西这个国家里，提高社会生活水平是有可能实现的，是得到社会鼓励的，是一切依靠自己的努力理应提高的人想要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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