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岁》第五章1(1)
飞机的右翼，所有的窗都被完全拉开。我们已经下了云层。刚才，云层非常壮观，白茫茫的一片，如同缀满鹅毛的毯子，舒舒服服地在那里晒太阳，越来越轻薄，越来越酥松，完全代替大地吸取了冬日的暖阳。在云层之上，几乎感觉不到移动，因为没有参照之物，而云层是那么千篇一律，也许在天空的版图上，云彩的所在只是一团雪花，马上就会融化，稀薄至无。
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一夜未眠加上两个小时的飞行，使我的耳鸣症状非常明显。突然间觉得自己老了一点。前一天晚上终于把最后十页专题版面送进了印厂，一切运转下去，等着下一个星期回北京看新杂志了。这两个月的杂志改版让我精疲力竭。所有的杂志都被卷入一场斗争，美丽和分量递增，铜版纸大行其道，一本杂志180页，可是翻起来不过那么几个小时。
行李很多。自己的却很少。完全都是买给家里人的。一年半了，第一次回家，却落得这么憔悴。排队等出租车的时候，拖着大大的一个皮箱，我几乎都要睡着了。唯一刺激我神经的，恐怕就是戴着袖章的执勤人员大声的上海话了。典型的上海中年男人，顶着大肚腩，黑黑的脸庞，没有刮干净的胡子，他们站在排队的地方，维持秩序，大声呵斥那些乱开一气、不排队的出租车。一片混乱之中，上海话从他们的嘴里带着火气冒出来，让我的耳朵都烫起来。
在出租车里，我企图用上海话告诉司机我家的地址，可是说到一半，我就改回京味的普通话了。舌头的位置不一样，实在一下子扭转不过来。我坐在后排，等车子顺利地出了机场，行驶在通往高架桥的路上，我拿出包里的化妆包。
习惯了，在车子里化妆，第一步，吸油纸。平时也可能是小罐润肤霜，都是品牌的广告附送品，从杂志社拿的，各种客户送的，小巧实用，品质优秀。比如早上起得晚了，赶一个新闻发布会，我就必须补一些润泽，嘴角和眼角，会有干燥的痕迹。第二步，补一下粉。第三步，补一些淡色口红。这样子，看上去会精神一点，但没有人觉得这是化过妆的脸。真正的化妆，是在镜子前，做好了头发，从粉底开始……到眼睫毛……再到香水，再是礼服上身——参加酒会才会这样，否则不行。家里有了礼服，而正装的西服套裙、中国风格的休闲套装……也一件一件多起来。
这是回家。不是工作。只要遮掩憔悴，足矣。
上海的湿润，似乎是以分子的形式悬浮在空气中的，几乎可以碰撞到。即使在冬天，也能明显地感到那轻松的呼吸。我睁开眼睛，车子到了虹桥。路过Blue River，那霓虹灯还在，只是在白天，暗着。它还在呢，不知道门口还有没有留学生签字的本子。回忆扑面而来，陈列在上海马路的每一个角落，像一个电影开场了，出来的每一个镜头都别有用心，看得人又累又激动。
我打了一个电话。是爸爸接的。他问我到哪里了，我说还有五分钟就到。
结果，下车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站在家门口等我。爸爸接过我的皮箱，埋怨我回来一个星期居然要有这么多东西！我说，这里我的东西，可能用一个塑料袋就可以装下了。接着，妈妈又埋怨我为什么花钱买那么多东西。都是这样，见面了反而不说想念的。
外婆坐在床上，乐呵呵地看着我，嘴唇已经完全被皱纹覆盖，她的笑容，真像一个黑洞。她的牙已经掉了。外婆只有六十六岁，她怎么就老成这样了呢？真是不可思议。
我过去狠狠地亲了外婆一下，她呵呵笑着，伸出手来摸摸我的脸。她没有触觉，因为她戴着手套。我说，外婆我真想你。外婆还是笑，话都说不出来。
一家人坐在外婆的房间里，妈妈整体性地对我现在的装束、说话口吻予以肯定，她说，做一个编辑好吗？我说，好，好得不得了，有很多新闻发布会，和很多名人打交道，还有许多牌子的客户，很多酒会晚会……忙得要死。爸爸说，我们这里为什么看不到你们杂志呢？你有没有带回来几本我们看看？我说，上海的发行做得不好，卖的一些地方你大概从来都不会去的，当然看不到。妈妈说，那我们也要看。我说，我等着下一个月杂志出来就给你们寄，因为改版了才好意思寄，以前的那个，很蹩脚的。妈妈问，怎么改才能不蹩脚？我说，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改我们就怎么改。说啊说啊，凡事都要说。我索性把箱子打开，用礼物去回答他们吧。我的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
妈妈去准备晚饭，我说，好，今天你请客，明天我请客。
妈妈说，你倒是学会请客吃饭了呀。家里的菜你多久没吃了？好意思说出去吃饭。
进了自己的小房间，一切都没有改变。电脑一尘不染，真是难为他们打扫得这么彻底。我看着以前的窗纱，闻到房间里有一股潮湿的味道。
回来是因为参加一个婚礼。还有外公外婆要看，妈妈爸爸要看，如果还有剩下的时间，则交给工作，拜访一下客户和作者。大致如此。
婚礼是张庭的。她给我们家打电话，问到了我北京的号码。她就寄来了请柬。上面喜气洋洋地说圣诞节在海伦宾馆摆酒席。我想我完全可以不来，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消息往来，而我又在北京。
《二十五岁》第五章1(2)
可是思念真的就那么涌现出来了。在北京，从老过的杂志社退出来，跳了两个杂志社，最终接手一个时尚杂志，从一个小编辑做起，半年前，主编带着几个人去了另外一家合资性质的杂志，薪水翻倍，所以我就一下子成了最忙的编辑，差不多有两个月，一直忙于改版的工作。尽管这样，由张庭的声音和请柬扯出来的上海情结还是欲罢不能。一时间，发现自己真的很想好好吃价廉物美的上海菜，坐在装饰漂亮的小饭店里，然后去湿润干净毫无风尘的小路散步……也许是因为生活毫无波折可言，思乡才成为最主要的情绪。
张庭还是像那次过生日时一样，在电话里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啊，带过来，我包来回机票。”我说我没有。她说：“那你过来我分你一个。”
看似什么都没变，仅是熟悉而已。
她已经不在酒店做公关了，而是去了一家公关公司，代理很多大品牌，就是这样，嫁给了一个时装代理商的哥哥。那个男人拥有好几个牌子的代理权。而他的哥哥，是直接管理那些专卖店的。当然，是做代理商的弟弟更有钱。可是弟弟已经结婚了。哥哥要比张庭大大约十一岁。
婚礼就在第二天。我好好地化了妆，穿了一套薄薄的呢子西装套裙，裙子的开叉在正中间，走路的时候露出膝盖，穿了日本朋友带来的黑色丝袜，有紧绷绷的光泽感，脚下的鞋子是细跟六公分的Bally。因为瘦，所以西装的腰带非常别致。虽然是薄呢的质地，但是因为内里只穿一件羊毛莱卡的黑色长袖，所以非常贴身。而头发，很简单，直发，削得很薄，前额的头发将近遮住眉毛，旁边的细细碎碎，直到脖颈。其实是因为在养头发，所以才这么修出多层次，一旦用定型水打湿，看上去是蛮舒服的，低调，但不至于颓废；简洁，但不至于单调。我把头发染成极淡的栗子色。那天化妆，很清淡。只是眼影比较深，smoky eyes。在婚礼上，这样的装束其实有点过暗。像MaxMara黑白广告上的味道。
妈妈在门口仔细地打量我。我笑笑，问她，怎么样？
她却问我冷不冷。
我在车子里想，去参加这个婚礼，简直就是一次工作。说不定可以和这些代理商认识，以后方便在上海多做一些选题。投入一个工作的最可怕之处，莫过于把任何事情都和工作扯上关系。而那个代理商手上的客户的确非常有诱惑力。
我到了宾馆。那是一个很开阔的大厅，上面完全是开放的，可以看到大楼的顶层那个玻璃天窗。这个大厅以上的楼层都是客房，围绕成圆形，往下可以看到灯光璀璨的宴会厅。她和丈夫光鲜灿烂地在入口处，正在和别人照相。看到我，张庭那张刷成雪白的脸一下子夸张起来，她惊呼着，我们小心地拥抱，她的礼服下摆非常庞大。她说，你怎么瘦得这么酷啊？
这不是一个非常家庭化的婚礼，亲戚都安排在内里的包厢，外面大厅里的，都是一些同事或者同行。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并非很雀跃，带着一种公事化的表情。我觉得这样很糟糕。我和张庭其实没有什么感情。我们一起疯过，就是这样。我们还都是沈越的女朋友，虽然当时我不肯承认。我想这样的场合，一定是不会见到沈越的。
但是小姐领位就那么准，一下子把我领到沈越的身旁。我看到那张桌子上，基本上都是张庭的同学。好几个人都脸熟，可是名字却一个都叫不出来。
沈越坐在那里，笑着点点头，很持重的样子。我们彼此打量着，并不说话。后来，来了一个时髦的女子，坐在他的另一边。他才说话，说这是我女朋友。我说，你结婚要告诉我一声的。他说，只要你不失踪我就告诉你。
这时响起了婚礼进行曲。一切仪式开始上演。我们都保持微笑，默默地听，默默地鼓掌。那个主持人非常搞笑，知道张庭和这个男人之间的故事，人们听得懂所以哈哈大笑。可是我不懂。
沈越轻声地陪我说话，“这是她的第二场次了。第一次是专门的家庭盛宴，那天张庭的老公喝到彻底不行，闹洞房玩儿尽了通俗把戏。”他看着远处的新娘子，她刚换了第二套礼服了，薄如蝉翼的紫色纱裙，将整个背露出来，腰身掐得很细，下面的群摆层层叠叠，直拖到地面。他突然问我，你什么时候结婚呢？我说我不知道。我看他的脸，肌肉已经有点松弛了。我总是觉得已婚男人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松弛。那种属于年轻的紧绷绷的感觉不见了，没有什么从那种肌肤里爆发出来了。
我问了些关于他女朋友的事情。她在一旁回答，我们隔着他，非常有礼貌。出乎我意料的是，那居然是一个幼儿园老师，谈吐之间足够有礼节，却也很苛刻，是那种不容易交流的类型。我问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她在一个宾馆大堂演奏钢琴，那时她刚刚工作，晚上打工，弹琴。我在大堂做助理。就这么听了几天，每天看她一个人文文静静的，一个人收拾好东西回家，还会把口红抹掉，就喜欢了呀。”我们都笑，真单纯。
“看到好的，一定不要错过。否则后悔的总是自己。你说对不对？”这是沈越的总结。
“人家栗云那么有主见，一个人在北京创事业，还要你教？”他女朋友轻巧地一笑，挑了一块西瓜，继续说：“那些时尚的杂志都要教别人怎么化妆、怎么恋爱、怎么留住爱人，还有怎么处理三角关系、办公室恋爱……多得不得了。人家都做主编了，自然是什么都懂经的啦！”
《二十五岁》第五章1(3)
“怎么可能？我们做杂志的既没有时间玩儿爱情游戏，也没有财力物力精力去买那些大牌子衣服。累得要死，只是为了让读者看着眼红。”
“栗云啊，你自己不谈恋爱，怎么去做那些文章呢？”沈越突然问，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这是一个刁钻的问题。我仅仅在“时尚主题”和“情感话题”中锻炼自己的爱情观，却不敢承认自己竟然没有一次真正的恋爱。我有时想起我想成就一个男人和一个爱情的誓言，觉得已经力不从心。我会一次又一次想起小姨，我相信她是为了成全我，才离开的。但是她究竟成全了什么呢？
“我不写。编辑出题目，作者交作业。”我也去抢了一块西瓜，一口咬掉那个三角的尖头。他作恍然大悟状。这时，张庭换了第三套衣服，正在朝这个桌子走来。他们拿着香槟酒，彬彬有礼。和这一桌子的老朋友都逐一碰杯。
“栗云，不要逃那么远，杂志上海也可以做。北京那个地方，对皮肤不好。你快点儿回来，我真的分你一个。”她显然还想多说，可是下一桌宾客在叫，她被老公拉过去了。
我坐下来之后，觉得今日事已毕，可以撤了。临走，还需要问一下：“谁给我她们现在的联系方式？”有一个熟人报给我听。我拿手机记下来。那是她们宿舍的一个女友。她问我：“你走进来的时候我都没有认出你来！你大概把我忘记了吧，我的床靠窗，在范笑阳的下铺。”
我一愣。是啊。范笑阳。没有她，也许就没有这场婚礼需要我参加了。
“笑阳怎么样了？”
“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她耸耸肩膀。我们彼此一笑。
然后我就起身要走。沈越也要走。我说：“对，我们是同路。”
“不同路了。老房子卖掉了，买了新房子，但是还是要送你回家。”
我们一起走了，他坐前排，我和他女朋友坐后排。一路上谁都没有怎么说话。我悄悄打量他的女朋友。最后下车的时候，沈越也钻出来，他说：“我坐到后面来。”
于是我和他面对面，单独的，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逗留许久，突然伸出手来。我居然本能地想躲开。为这个冲动感到很难过。
“一个人开心点，在外面当心点。”他以一个中年男子式的关怀口气对我说。然后我们握手。我们就没有说再见。
《二十五岁》第五章2(1)
和家人相处的每一天都是平静而温馨的。当然我们会谈起小姨。她给外婆和妈妈打过电话，就在几天前，因为冬至的到来。我说我和她已经没有联系了，她是不是回了G岛？妈妈颇为奇怪，她说，你们怎么会没有联系了？一起在北京的呀。
我一时语塞。
“是不是你搬家了以后没有通知晓桐啊？”
“是，是这样。我太忙……都没有留意。”
“她打电话来，好吗？”
“好像挺好的。她结婚了。和那个岛上的房东终于还是结婚了。这样也好，这么多年，毕竟有感情的。那种一见钟情啊……”妈妈使劲摇头，“不牢靠的！”
“阿贵终于还是追到她了！”
“对，你见过的。说说那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比小姨小，小挺多的。但是人非常好的！什么都为她着想。在北京的时候还打电话来问她要不要新茶叶呢！”
“妈妈，怎么样，还不错吧！”妈妈转过头，对外婆说。外婆点点头，没有什么表情。
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话题立刻转向我的恋爱问题。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说，“等确定了再说吧。着急什么？”
“你看人家张庭。”
“人家的老公大她十一岁。”
“那不是和以前大阳差不多。人家挺好的，你不知道哪根筋搭错，说断就断。”
“别提他了。他的确是个好人。但是我不喜欢他。”
“喜欢？可以培养的呀！你看晓桐，以前那么张扬，现在还是嫁了人，还是嫁了一个岛上的土著居民！”
“不要这么说人家！阿贵不是土著。真难听。”
真是的，身边的人一下子都变成了榜样。按照我妈妈的逻辑，我真是“看”都来不及看，学哪个都比现在强。
圣诞节过后，杂志社那边打来一个电话。说上海有一个慈善艺术拍卖，要我去参加一下，那里大多数是圈内名人，算是千禧年的一次重要的社交活动。因为我们杂志是月刊，关于千禧年的专题早就提前做了，这些活动只是留一些消息资料，放在下一期用的。
那个元旦，可能是最热闹的一个元旦了。1999将变成2000。人们想了各种方法去庆祝。舞会、PARTY的邀请函一张接着一张。我逃离北京，也有这个原因的。可是既然上海有活动，那么就去吧，反正也是闲着。
拍卖活动是在12月30日下午。
我还是穿着那套衣服，带来上海的衣服本来就不多。不过不是smoky eyes，相对来说，这次的比较亮，头发打湿，拢到耳朵后面去。我不习惯买很多衣服，而是买一些可以打乱了穿，但是依然很服帖、质地优良的款式。
自己的注意力已经习惯性的放在自己的形象上了。其实不是让自己更美、更出众，只是想用那种感觉让自己自信起来，在各种场合不至于缩头缩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业本能。我又开始戴隐形眼镜了，而且有好几种颜色，有时换换瞳孔的颜色也是非常让人开心的。可是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最想要的方式是每天穿着宽松的家居服装，在需要看仔细的时候架一副又轻又薄的眼镜。没有什么比放松更舒服的了。越精美的装束，越是让我紧张。
30日下午，我就是带着一点慵懒，带着一点紧张，慢慢地走进大厅。那是一个铺着地毯的酒店，在二层的诸多会议厅中，这是最里面的一间。我走进去的时候迷路了。我问一个服务生，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说：“这个楼层是回字形的，电梯在中间，那个厅在外圈的最右侧。”
我觉得他说“回字形”，非常奇怪，好像特地说给我听的。
拍卖会开场之后，第一件古玩是清代的粉红玻璃香炉。远远看过去，炉腹下垂，炉足短小幼圆。看不清，我低头翻资料。一张放大的照片，能显示出表面深浅不均的仿珊瑚条纹状。叫价的人此起彼伏，与我无关。我随手翻看着资料，还有铜镜、漆壶和花瓶。我不由得觉得闷。索性抬起头来，看着人群。我坐在倒数第二排。只看得到前面人的背影，那些举起的牌子，从袖口露出的表带、或者手腕。我决定提早离去，这里坐了一些名人，商人、艺术家、海外华人……我想等这只小香炉拍完，就悄悄离去。
有人晚到。第一件拍卖品总是相对平庸。一般来说越到后面越有好东西。可是迟到总是不好的。我听到后面一排人们在让座，移动位置，衣服摩擦。有人说“对不起”，我下意识赶紧回头。
真的是斯璇。
只要一个声调，就可以听出来。他已经走到位置的中央，那里有一个空位。他坐下来，迟疑地看着我，我们点头示意，不得不安静下来。
拍卖进行了一个小时，其中有一个休息，但是他在和一个朋友交谈，站在外面的走廊里，抽着烟。主持人说，还有一件最重要的艺术品留着下半场。
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我还在那里正襟危坐。斯璇在我身后，叫了一声，他说，“出来一下。”我走出去，非常拘谨，低头看着腰带，它有点歪了。
我们在走廊里对话。他问我下半场要听吗？我摇头，说根本与我无关，杂志社嫌我太轻松了，所以才让我来吧。他笑起来。他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瘦而高。
《二十五岁》第五章2(2)
“那一起走吧。我是过来找一个朋友的，他看中了一个铜镜，结果没有拍到。”
“好。我早就想走了。”我们开始往外面走。
“那为什么不走呢。”
“因为那些古董很好看啊。”
“撒谎。你坐那么后面根本看不到。”
“看照片。”
“还是不肯承认。”
我笑起来，知道他在逗我。本来我就在撒谎啊。
“你回上海了？”
“不是，探亲，过了元旦就回去。你呢？”
“来上海看朋友，也是过了元旦回去。”
“真没想到在上海碰到。”
“一起吃饭吧。”
“还早呢。”
“那么先喝点什么。”我们走到电梯口，他伸手按了电钮。
“不了。我们回北京再见也行。晚上我说了要回家吃饭的。”我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和他一起吃饭，我没有准备。
“那给我你的电话。”
我拿了张名片给他。我们进了电梯，他还在看，说：“变化真大。小记者变大主编了。”
“那回北京我请你吃饭。你电话没变吧。”
“没有。丢了一次手机，但是号码没变。”
“一样。我换了一台电脑，就把OICQ的密码忘记了。”我又开始撒谎了。草稿都不用打。
“怪不得。不见了。蒸发了一样。”
“别夸张了，就是忘记密码了。”
我们在酒店门口分手，两个方向，叫了两辆出租车。车上我总是在想那个服务生说的话。
五天以后，我不得不回北京。新的一期杂志要开始做了。好多事情在放假之后汹涌而来，似乎假期是一种笑里藏刀的报复，给人们一点甜头，然后变本加厉。我接了主编的电话之后，突然留恋得不想走。我陪妈妈做饭、给外婆擦身、陪爸爸看股票……甚至都不怎么出门。
妈妈送我到机场。她不知道怎么就哭了。
我是上了飞机才觉得难过起来。回想一遍，心里莫名的有种惶恐不安。
《二十五岁》第五章3
电脑上的光标，一闪一闪，犹如心跳。我一个字儿也打不出来。电话线已经从MODEM身上拔下了，为了阻止自己轻易上网。上网突然又变成了一种指向，直指一个人的存在，一个ID的存在。可是我的手上有将近5000字的采访稿子要完成。采访机在我和电脑之间，哑哑地看着我，不敢出声。整理录音，本来是可以交给编辑助理做的事情。可是我把它揽下来，为的是让这个夜晚必须有所成就，工作是强心剂，它是烈性的安眠药，让情感压抑在体内，我看得到它的形状，匍匐在血管中、皮肤下的密集状态，可是药性发挥的时候，它们只能匍匐着，假寐。
空坐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无药可救。
晚上十点半，我拉开红色的窗帘。城市的地下，真的有岩浆吗？那种红色的、奔涌的、无限炽热的血液，真的存在吗？北京是灰色的，又是一个雾蒙蒙的夜晚，根本不用去关心“污染指数”之类的数字，因为它们从来不给人们以信心。远处高楼上的红色顶灯微弱地闪着，也许和我的光标同步，遥远地迎合着雾气沼沼中的寂寥。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有一些事情正在途中，以前，我逃开了，关起门，Сhā上锁，等了两年，以为它已经走过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是谁能料想，那些躲避不及的东西竟然悄悄地蹭上门来，阻截在门口，就等着你无可奈何地终于打开门，和它撞个满怀。
回北京差不多一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遥远的时空里，有什么正在朝我走，一步一步，胸有成竹。
熬了一个晚上，才把这个稿子完成了。三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来。
我就是这时听到了外婆的噩耗。像远处传来的高频歌声，飘渺而清亮。我闭着眼睛，心里哀痛着生命，岁月流逝，世事无常。一个月之前的相聚，原来就是注定的。最后的相聚。命运有时还是很善良的。
我把自己闷在被子里哭，所有的哀怨都有了理由，找到了出口，顺流而下。对于命运，突然有种想投降的意愿。
信仰中，有天使来引渡亡者升入天堂。没有信仰的人，死后去了哪里呢？有没有天使收起翅膀，无视着迷茫。那些守护天使，白色的翅膀，还是黑色？
我陷入旋涡一样的想法，从外婆到斯璇，从小姨到外公，他们旋转着围绕我，每一张脸都转瞬即逝，他们说，向上看，向上看……他们越转越快，越来越虚，我手捂着双耳，突然又用手蒙住了双眼，我看到了光，从上面倾泻而下，圆环的光芒，像一道无声的闪电禁止了我所有的动向。
那是一个梦。和所有电话一样，我在与人交谈之后又昏昏睡去，然而那不是一般的睡眠，是下意识的思考。并且总在醒来的时候，指责自己。
我开始疯狂地行动。整理行李，打电话到公司，上网发稿子，洗澡更衣，冲出红色光影的房间，冲进浑浊的大街……我在首都机场飞奔，订到了最近的一个航班……
妈妈爸爸都很平静。他们说，医生早就预见到了，没有意外。
死亡不是意外。
可是我忍不住地流眼泪。外婆似乎在死亡的时刻丢弃了沉重、丢弃了水分，那是一个极其短小、极其干涩的尸体。嘴唇微微开启，闭不拢的黑洞，再也没有了笑。
妈妈来扶我，她说，真的没有什么痛苦，她的病本应更难受的，她却一直很平静。
我们送走了外婆。追悼会非常简单，妈妈致的悼词，她说，我妈妈的一生都是一个平凡而朴实的女人，她从来没有奢求什么，而我们尽了全力，让她幸福地终老。
小姨还是没有来。
外婆和外公合葬在墓地里。老人们的去世，让人不得不感到时间的无情。
这稀释了我对斯璇的想念。所以我任性地去想关于外婆的一切。我给她写悼文，一篇一篇的散文，我在A4的白纸上写，放弃电脑。
《二十五岁》第五章4(1)
千禧年就是这么开始了。人们逐渐忘记了2000这个数字带来的欣喜。改版之后，杂志社公开招聘，否则我就会被活活累死，而杂志却不一定有起色。
我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约好的第四个应聘者。我的窗外，有一些鸟飞过，刚来北京的时候，问过别人，这是什么鸟？他们都哈哈大笑，嘲笑我，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喜鹊。喜鹊很漂亮，在城市里的身影就像从水墨画中逃出来的，还带着墨迹和白纸的边缘。
门被敲响了。进来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子。我们开始微笑交谈。我总是对应聘者很宽容，想给每一个人一个机会。我对主编说，一个机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现在，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圆润而光滑，每一个动作都是细巧的。她把一个帆布背包叠好，放在膝盖上，像一个乖学生。不知道哪里看来的一句话，说有些人的脸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人却不是。比如这个女孩子，就是易于理解的，牛奶一样单纯的孩子。
我翻看她的简历，她是来应聘美编的。我问她有没有经验，她说没有，还没有毕业呢。
“看过我们杂志吗？”
“没有。”
我抬头看看她。她扁嘴的动作像某些动画片里的小动物，软绵绵的。
“没有看过，你怎么有把握来应聘呢？”
“我是受别人的鼓动才来的。他说，找工作的时候不要逞强说自己什么都行。”
“他还说什么了呀？”
“还说……给别人一张白纸的感觉，往往更好。”
我恍然大悟的样子，做给她看。
“那你是一张白纸吗？”
“我……我说了不算。”
我笑了。我看了她带来的作品。她把它们整齐地叠放在一个透明文件夹里，自己拿着，给我一张，我看完她又拿回去，按照顺序放好。我说，我非常愿意向现有的美编推荐她的。她说谢谢，说得很孩子气。
她走了以后，我发了一会儿呆。没事儿了。可以走了。
就在我慢吞吞地拿包、穿外套的时候，电话响起来。斯璇说你好，我也说你好。条件反射。然后的感触才不声不响地一丝一丝从心的角落里渗出来。仅仅一年多的故意隔离，我何以练就了这种自控的本领呢？天性如此吧。
他接着问：“小姑娘还行吧。”
“谁？”
“甄蔷。”
“哦。那个小姑娘。怎么……不会是你推荐她来的吧。”
“为什么不会？”
“没什么。”
“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
“哦。”
“她已经走了吗？”
“是的。”
“好。那就好。”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事情不能说话吗？”
“我正好打算走。”
“那就留会儿。”
“不行的。”
“有事情？”
“没有事情。不想待在办公室里。”
“那好。走吧。”他就挂了。
无情无义，还走后门，还是那么娇小可爱的女孩子。我也挂了电话，生气了。
我把门锁上，走出去等电梯。电梯还在十几层楼，每一层都停，我索性去走楼梯了。
一共下6层而已。我闷着头往下走，根本不看墙壁上的数字。一直走到地下一层，听到车子启动的声音，一推门，竟然走过了，已经到了地下车库。我第一次来车库，看到的第一眼，觉得很喜欢。灰的色调，地上刷着红色的漆线，顶上祼露着黑色的管道，空旷的场地里，车子寥寥无几。我推开门，信步走进去，好奇地东张西望。与其说是好奇，真不如说是轻松。那里还有一丁点儿的神秘莫测，将近走到尽头，却还是我一个人。
突然有一辆车子发动起来，声音在这个地下的空间里膨胀开，撞在墙壁上又反弹回来。
车灯亮了。我回头去看，那是最里面的一辆车子，唰地启动，划了一个弧线，正行驶到我走的这条主线上。我慌忙往旁边让。可是车子一个急刹车，停在我的前头。我不敢往前走了。直至空气停止了振动，我和车子之间的沉默还没有被打破。
突然，有人笑起来。车门喀哒一声，在我面前开了。
斯璇露出了头，他朝我招手。
我上了车。觉得生气更有理由了。这是恶作剧。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
他说，“我还想问你呢！你开车吗？”
我摇头。
“那为什么来车库？”他发动了车子，缓缓地向出口处开去。
“我走下楼的。但是走过了。”
他笑。
“这是你的车子吗？”
“不是。我那个朋友的。就是甄蔷的哥哥。”
“你来接她的？”
“本来是，大弓要我来的。可是打了电话，你说她已经走了。我想了想，既然车子都骗出来了，为什么不兜兜风呢？而且，你也在。”
我什么也不说，看着车外的大街。红灯一亮，自行车拥挤在一起。他从出口处直接拐进了一条小路。
“我们去哪儿？”
“你没有事吧。”他轻描淡写地说。
“……没有。”
“那就随便我了。兜风。要彻底没有目标。”
《二十五岁》第五章4(2)
车窗外的道路，渐渐、渐渐地往机场高速的方向去了。
“别往机场去。”
“不是往机场。”
“那下去。”
“本来就是要下去的。”
“不想看到这条路。”
他瞥了我一眼。
“上个月……我又回了一次上海，回来的时候走这条路……以前觉得开阔，那天觉得很荒芜。”
“去干吗了？”他的声音变冷了。不再逗我了。
“去奔丧。我外婆走了。”
我们下了主路，走了很远，似乎已经靠近机场了。有树林出现，一片一片的。白色的树干笔直而精干，在车子的行驶中，那些枝杈在互相覆盖、交差而过，树排列在我的右侧，像人一样有感情。
斯璇把车停下来。他说，“想下去吗？那里有棵树，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鸟窝。”
我们下车。并排地走。我低头看着泥土，虽然是春天，可是地上也有一些落叶。都是绿色的。
“秋天来过。不知道那鸟窝还在不在。”他点了一根烟，用左手拿着。我走在他的右侧，烟似乎在很远的地方飘来飘去的。
我们走了大约十分钟。树木隔离了不远处的高速公路，只听见我们的脚步踩在大地上的声音。再远处，有一些房屋，我想它们给我安全感，如果这里是茫然无际的树林，我一定会惊慌。我害怕没有尽头。
我把这感觉说出来。
“有城市的根，长出的枝叶就会拒绝自然。你就很难说，那是一棵真正的树。”
“可能，那种平静的死亡，给人的打击更长久，让人害怕。”
“不用害怕。”
“可能吧。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我的确想起来了，“小时候，上海的夏天会有很厉害的雷雨天，天阴下来，白天也像晚上，然后就是突然的雷声，非常响，非常近，似乎房顶上面就是雷公。那时，妈妈和爸爸都在上班。我和外婆在家。外婆在厨房里烧烧弄弄的。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我其实觉得很刺激，打雷的时候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大叫……”我呵呵笑起来，看到那个小孩子，我自己，在窗前趴着，“可是我想，小孩子应该害怕打雷，这是应该的。所以我就躲进一个角落里，在床上，外婆会把被子和枕头叠在一起，斜放在床角，那样子，床角和被子枕头之间就有一个三角地带，黑黑的。我就跳到那里面去。然后，开始装着害怕，我大声地叫，可是外婆没有来；我就更加大声地叫，终于把外婆叫来了。她的手是湿的。我把自己完全遮在那个角落里，蹲下来，枕头比脑袋还高，有一床被子和两个枕头。外婆找不到我，她就开始叫我，可是我就是不答应。外婆越来越着急了，她甚至趴到窗口去看楼下。她呼唤我的声音开始变了。那时候真的打了一个响雷，我不自觉地叫起来，外婆一把拉过被子和枕头，她看到我，把我拉到怀里，哄我，说，乖孩子，不害怕，不用害怕……可是那时，我在她的怀里，觉得非常内疚。我假装害怕，我却吓着了她。”
我说完了。
斯璇靠在一棵树上看着我。我深呼吸，想往前走。他拉住了我。拉住的是搭在我手上的衣服，衣服的袖子。一件黑色的开衫毛衣，在车子里就没有穿。他拉住了袖口，袖口软绵绵地一落，从他的手掌里落下来。
我说，有点冷。我把毛衣拉起来，要穿。
他说，“过来。”
我过去。我们之间，本来只有一只手臂的距离。
他把我的头按在他的肩膀上。他的脸蹭着我的头发。
再然后，他的另一只手才放在我的背上。
体温，透过我的紫色衬衫，抵达了我的后背，又抵达了我的心。
我们就那样彼此靠了一会儿。我渐渐听到了鸟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多的鸟。
“你说的鸟窝呢？”
“就在我们的头顶。”
我没有朝上看。我想他的手一直按住我的头。
天彻底黑下来了。远处的车灯明亮地滑动，流畅得就像水珠。
我终于觉得冷起来。披上了黑色的毛衣。
黑暗让我看不见他的脸。我想象着一切可能。我如此放肆地想，只因为黑暗也会遮住我的神态。
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在一个日本餐厅。
在吃一盆鱼生的时候，我很小心地沾着芥末。他问我，“新画的一些画，新出生的天使，要不要看？”
我点头。
我一直记得那个餐厅。它是恍如隔世轮回开始的临界点。就从“天使”的那个词儿开始，世界向着往事的方向倾斜了。
《二十五岁》第五章5(1)
我不知道爱情是怎么来的，但是我知道，它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我穿了整整一个月的黑色。而斯璇，竟然也从那天开始，穿了一个月的黑色。仅仅因为这个，我就会感动起来。我没有忘记小姨说过的，关于他的天真。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会说那假装害怕的往事。难道潜意识里，我也在假装伤感，以得到另一个拥抱吗。这想法让我不安，但随后的快乐却轻而易举地抹煞了它。
斯璇突然进入我的生活。几乎让我措手不及。
他从来不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不在楼下接我下班。在加班的夜里从来不约我。
他只出现在我的家庭范围里。他给我的家打电话。只要有人接，他就会来，或者我会过去。
我们说话，似乎永远都有话说。不说话的时候也很多，我会做他的模特，长久地看着他，一动不动。那是我最迷恋的时刻，就那么坐在那儿，被他摆布好，什么样的光线、什么样的衣着，至于神态，他从来不要求。我就那么坐着，有时是站着，就那么看着他，每次看一个点，他的眼，眉头，嘴角，耳垂，手指，膝盖……每次看到他停止。他也在看我，可是看一眼，就回到画布上，我可以听到油彩涂抹在画布上的声音，画布有轻微的振幅，因为他会用力，画布会在一个点、一条线上凹下去——而在我眼里，就是朝我这里凸出来。
我们画画的时候，从来不播放音乐。呼吸也是一种音乐，足够丰富。我们互相注视着、互相聆听着、互相描绘着。偶尔，他画得很快，可是我还没有看完。我会说，你不要动，你也做我的模特。……往往，我们会同时闭起眼睛，深呼吸，朝对方走近，结束那场对视。
我们以前就在一起吃过饭。喝红酒，叫外卖。这时依然是。
我们当然会谈到晓桐。那是我们共同爱的人。我们都想她。有一天，我到他家的时候，夕阳正灿烂着。他站在窗前，对我说，有一次他和晓桐也是看到这样的夕阳，似乎两天的夕阳一模一样。他问，夕阳会有轮回吗？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说，再放一个杯子吧。他说好。于是，我们放了三个杯子。倒了三杯红酒。我们是这样喝的：我先喝他的，再喝我的，再喝她的；然后再倒满，他来喝，先喝我的，再喝他的，最后喝她的。
有一天我很想问，在这两年里，他还爱过谁。可是终究没有问出来。没有那个勇气。
差不多到了夏天正热的时候了。我们见面的频率还是保持在一周一两次。
他提出要画天使系列。那是在网上。我一边和他聊天，用“Lillian”——我的英文名字；一边看一些资料，为筹备一个专题。那些新招聘的编辑已经转正上班了。我的任务主要是选题策划，以及整体控制。这个专题，我必须首先自己弄明白。
——这次画谁？
——守护天使。送走灵魂的天使。
——它们什么样？
——我还不知道。
——你在干吗？
——在想。
——要我说话吗？
——要。我需要你的善良。
——网上怎么善良？
——像无辜的鱼。
——你知道吗，和你的画相比，我一直更喜欢你的语言。你的画，会让我害怕。
——脆弱。
——不是！语言里，你敏感，但是忧郁。可是画里，你冲动，你暴力。
——暴力里的忧郁，冲动的忧郁，在我这里，都是相通的。都由我出发。
——那么暴力和善良，怎么放？它们的位置？
——善良是内在的，否则就无力。暴力是有结果的，否则就是冲动。
——那么你内在的善良呢？为什么问我？
——因为你的善良没有外壳。是软体动物一样的存在。
——我有的。只是很薄。
——很好。你知道你有。我知道我应该有，可是有时，我觉得根本摸不到它。
——给你一个建议。
——说。
——爱上善良。爱是内心的，那种共鸣。找到了另一半，那么自己的那半，也就找到了。不用刻意捉摸，只要等，只要接受，只要爱。
——试试。
——伤心了。
——为什么？
——这么久了，你还没有从我这里得到那些感觉。
——我不能攫取每一个爱人的财富，然后离开她。
——更伤心了。
——别这样。我对你，非常小心。
——为什么？
——你被动。但是你敏感。还有……很多。你是细小物质的集合体，我说不清。总觉得我们认识很久了。
——那就不要说了。反正你知道，就够了。
——爱。
——是的。
那天晚上，我下线，看了以前我们的记录。那是秘密。自从有了小姨事件的经验，我不敢把它留在我的电脑上。斯璇经常来。
我把它放在一张软盘里了。只有我知道它在那里。在一张表面没有任何说明的盘片里。
我再看。看到什么了？每次都是一样的内容。看了两年。
说话的方式，没有变。双方的位置，变了。他不再叫我“小Mili”，我不再是一个小女孩了。现在我们是同等的，甚至有时，我是在提出意见，他在思考。
《二十五岁》第五章5(2)
当我彻底放手之后，这曾经妄想的亲密、甜美竟然会主动靠近。我边看边想，这一定是我最幸福的日子了。因为所要的，都实现了。不管迟到与否，不管当中经历了什么。它来了。
《二十五岁》第五章6(1)
夏天有一个节日。是我的生日。那年二十五岁了。
我将在海南过这个生日，因为接到某化妆品公司的邀请，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活动，非常盛大，为期三天。我跟斯璇说了，他说我们提早过吧。结果提前到生日前的一个周末。我抽了半天时间去买衣服。盛夏的北京热得恐怖，在上海都似乎没有过这样的热气，从地面下蒸出来的，整个儿空气中都有一股子奇怪的飘浮，空气是在凝滞中缓慢地流动的。我受不了北京的夏天，一出门就浑身是汗。斯璇说这是虚汗，根本不是热的。我信以为真。
在燕莎试穿那件绿纱连衣裙的时候，看到自己在镜子里，非常清凉。于是就买了它。
斯璇在新马印餐厅等我。那里的服务生小姐都穿着和新加坡航空小姐一样的民族服装。那种浓咖啡色的图案紧密缠绕。他看到我，说他喜欢这条新裙子。我像一个小女生一样脸红了，似乎他看出了我的特别用意，看出了我想听到赞美。这真的是我的初恋。真正的恋爱所包含的种种感情，我都急不可待地想拥有。
他说裙子上的花瓣，淡淡的褐色，刺绣得非常有层次，像孔雀的羽毛。
而我又觉得这样的称赞过分了。
他知道我最喜欢吃这里的菠萝饭和马来西亚牛肉，都有着浓郁的椰奶香味。他点了这些，还有特别的马来西亚扁豆，汤煲和印度油饼。
“看到美丽的女孩子，你有什么感觉？”他问我，帮我盛了一碗汤。“趁热。”
“有一次，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瘦的模特，刚刚出道，走进来的时候，真正素面朝天，因为她们首先要由化妆师化妆。我觉得那简直就是一个孩子，一个贫血、苍白的孩子。而且拘谨，非常害羞。”
“你们把她怎么了？”他笑得有点……幸灾乐祸。似乎有那么点。他对于美的品味，有时刁钻有时苛刻有时又无所谓。
“我们其实真的对她很残酷。因为那是冬天，结果让她穿着镂空的羊毛裙子站在芭蕉叶子前面拍照。化妆倒是很地道的，很夸张，但是一下子——她就从一个不经世事的孩子，脱胎换骨，变成一个妖艳的神经质美女。”
“所以，和长相无关，要有想法、控制，再制造神态，情绪，情景，才能让一个人变。”
“那个季节、情景、情绪、神态其实都是对她很不公平的。可是那就是她的工作。有一个模特还说过，模特这个职业的残酷首先就是在于，她们永远都是被人挑选的，被人打造的。”
“那我就不好意思夸你是我的好模特了。”
“还有呢。我拿着衣服陪那个女孩子换衣服。虽然是在房间里，可是衣服一脱下来，就看到满身冻得……都是鸡皮疙瘩，结果她说，还好不是拍特写，否则我就完蛋了。她开始穿衣服，那些衣服精贵得要死。因为是镂空的，里面不能穿内衣，她就全祼着，把那薄得像张网的所谓羊毛裙往身上套，还要留意脸上的妆、手指甲……然后补妆，补妆是在户外，几乎可以看到她在发抖，可是化妆师还是要补，甚至换一个发型，她就在零度的空气里站着。”
“你在干吗？”
“我抱着所有的衣服在看。自己穿了滑雪衫，居然还是在抖。我知道她那个身体，一直在我眼前晃，不得不发抖。”
“真残忍。”
“是的。模特不好当的。什么海边、山顶、街头……看起来都笑得灿烂，很有可能，都在发抖。”
“早说过，没有人能真的自由自在，光彩都是表面的。”
“可是还是有人真的活得很幸福。没理由的幸福。”
“还是幼稚。会相信有没理由的幸福。”
“我真的幼稚？”我凑近他，轻轻地问。
“真的！”他更加轻声地说。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一向都珍惜用钱换来的食物，从来不多点。这时我又开始忍不住夸奖这菠萝饭的奶香。
来客已经坐满了整个大厅。这其实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观察各种人，各种关系，女人大都是漂亮的，男人大都是商人；还有一家外国人来的，一桌公款吃喝来的。我们两个在这里，东张西望，默默地看着，他在抽烟，我喝西瓜汁。不到十分钟，我们离去。这就是我们的生日大餐。
应该就这样了吧。他知道我不愿意在外面散步，我们去喝了一杯咖啡，他就把我送上了车，而他打了另一辆。既然这样，我当然不会问，你今天去我那儿吗？
他的车超过我的，我们在各自的车子里，朝对方摆手告别。
可是不，他计划好了一切，所以才那么胸有成竹，带着得意的笑。
我打开自己的家门，在红色窗帘的旁边，正对着大床的那面墙上，靠着一幅顶天立地的东西！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叫出声来。
我坐到床上去，和它面对面，仰视它、正视它、俯视它。我凑到前面去看它，它只是一些小格子的颜色，我需要退到床的另一头，倒在枕头上看它，它就是一个羞涩的人影。像是细碎的色格堆积出来的形象，只有从遥远的角度，才能看到所有内容、所有的想象。
那其实不是画的。是在电脑里画好了，去制作公司做的。网格都可以看到，因为放得很大。这是故意的。故意让人看不到那是怎样的忧郁或者怎样的快乐。
《二十五岁》第五章6(2)
我的手机终于响了。
“看到了？”
“嗯。”
“看到什么了？”
“收拢的翅膀，看着足尖的人。”
“还有呢。”
“颜色。白色、黑色、紫色、红色、蓝色。小小的颜色。”
我们在电话里轻轻地说话，安静的时空里，听不到我们周围任何干扰。
“还有呢。”他还是不肯结束。
“还有，羞涩。”
“好。”他笑了，“可爱的小姑娘。”
“你叫我什么？”
“不是叫你，可爱的小姑娘。我叫画里的天使，她还没有长大，她只有两只翅膀。还不好意思张开。”
“呵呵呵呵。”
“傻笑。”
“开心呀！”
“姑娘，来开门。”
我从床上跳起来。他玩儿这种小把戏，我真的喜欢。
门外就是他。走廊里没有人，没有声音，我们的手机里，是一模一样的空响。我一下子把他拉进来……
《二十五岁》第五章7
他说，“以后，我们会结婚吗？”
我吃惊得不得了。我们躺在床上看着这幅朦朦胧胧的画。我坐起来看着他。
那感觉真是奇怪。居然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如果他提及结婚我会有怎样的回答。我在脑子里迟缓地游弋于以往的细节。没有，没有关于结婚的任何细节。
我自己也是。从我们约会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们会不会结婚。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才对。
“可是我觉得应该和你结婚。”他缓缓地用那低沉的声音说出来。
“为什么是应该的？”
“安宁。而且，和你在一起，我觉得放松。彻底的放松。每一次我想为你做点什么，比如点菜、倒水、画画、打电话，我都想，这是应该的，因为我爱你，你也爱上我了。可是每一次，你都那么惊喜，那么开心。我觉得这……失衡。”
“听上去不是好话。”
“是好话。傻瓜。”他把我按回他的胸口，呼吸随着他的心跳起伏。“我为你做一点点事，在你那里就变成很大的事情，你会认真地对待它。”
“给我画画是很小的事情吗？”
“画画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它是有心情的时候才去做的事情。我不靠它吃饭，但不能少了它。”
“可是你卖一幅画，就抵得上我干半年了。”
“所以你才爱上我了。”
我们同时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个玩笑。笑的时候，拥抱更紧了。
“我说真的。如果我要你嫁给我，你愿意吗？”
笑完之后，那种平静的声音就显得特别真诚。
“应该是愿意的吧。多难啊，两个人在一起。还想到有将来。”
他过了几分钟又自己呵呵笑起来。“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想法。”
“没后悔吧。”
“暂时还没有。要下注就赶紧，过了这村，可不知道有没有这店。”
这个赌注，我们都不知道要不要押下去。我们开始为对方想理由。
我问他，以前，晓桐的时代，问过她吗？
他摇头，说那是一个不需要许诺的女人，她似乎什么都能自己做。他说：“有时我觉得在她的世界里，我可以是突然被取消的，不需要的，多余的。”
“那你为什么要我嫁给你？”
“因为……太多了。简而言之，似曾相识。和你在一起，我很安全。”
我总觉得幸福来得太容易了，这让我产生置身梦境的感觉。梦境有时就是对现实的谎言，虽然没有恶意。
晚上他还是走了。他不在这里过夜，因为在这里他除了睡觉别无其他事情可做。送他出去的时候，我们又接吻。那个吻很长，我只有一个想法，他应该就此留下了吧。然而他最终还是走了，我也没有留。
《二十五岁》第五章8
一句“似曾相识”，对我是巨大的打击。
从我考虑是否和大阳结婚那时起，我就问小姨我该怎么办。
没有人可以彻底拥有另一个人。结婚也不能办到。因为在我们遇到他们之前，他们已经经历了足够的女人，不多不少，刚好够让他们愿意接受我们，以此为一个休止符。酿造了爱情的岁月，都会走到一个地步：那个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
我重新拿出我和小姨的通信备份。
“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里，一定会爱上好几个人，这些人都是成就她的，就像台阶，她才能站在现在的高度。而爱上这样一个男人，就是必须接受他的这些过去。他给的爱，看似完美执著，却是由别人酝酿制造的。你愿意做一个酿酒的，还是品酒的呢？”
我反复地读着这段。这时我们都离开原来的生活，赶赴北京之前的E-mail。
在电脑的旁边，有一面小镜子。我看着小镜子，它照不出我全部的脸。它忽略了我浅栗色的头发。在家我是戴眼镜的，我把它摘下来，然后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似曾相识。我和小姨真的长得很像吗？然而，像与不像，和衣着、神态、情景、情绪息息相关，那是一个变量，生物性的长相才是恒量。模模糊糊地去看镜子，我如同许多夜晚一样，想到小姨。
我当然愿意冒险和斯璇结婚。之所以说冒险，因为他实在难以把握。但我又不能轻易下决定。
“我不能嫁给小姨的爱人。”我无数次听到深夜里自己对自己说的话。
我和这个想法搏斗着。
为什么不能？现在他和我是相爱的。她对他的爱，至多只是往事。
可是为什么能呢？在我和他的爱情里，她始终都是一个不变的存在，正是因为她是往事，美好的往事，定格的美好。
小姨、以及别的女人一起成就了现在的斯璇。他少了那份任性的冲动，不再过“非人”的生活。他知道要卖画，而不是闷头随意画。他知道去找一些工作，不上班，但是工作，这样可以拿钱。他给杂志画Сhā图，画酷毙了的漫画，给广告公司做一单设计。他让自己忙得有所收获。他不像当年——最早的“Serein&Mili”时代说的那样——害怕承认爱上谁，只是因为那注定是无结果的牵挂。又似乎像当年和小姨——“活物&拉努斯石”时代说的那样——忠诚而花心。接受明明暗暗的别的女人们，这并不难。可是接受小姨，却很难。
小姨的退出，究竟是因为爱情的消失，还是出于对我的顾及呢？
还有最后一次看到她，那曾经欲言又止的又是什么呢？
她和阿贵真的结婚了？
当我在那个夜晚第一次清醒、全面地去想我和斯璇这幸福忘忧的几个月，我越来越感到惶惶不安。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确定呢。幸福是多么美，又是多么盲目。
第二天我还要去杂志社，交代几件事情，然后去海南。我强迫自己关了电脑，躺到床上。一眼又看到那朦胧的天使。我关了灯，闭上眼睛，随便怎么样，也得哄自己睡着。
失眠到早上五点。我胡思乱想，看着天亮。恍惚之中，红色的窗帘上有一些斑驳的影子，随着风在动，像是一面旗，又像一张水里的地图。想着温暖奔放的海南，在地图的哪个角落。想起十八岁生日的时候，指着地图问妈妈：“她会见我吗？”
……又是这个时节，这个日子。又要南下。突然的，反应过来，这就是安排。那只看不见的手，又安排了这次巧合。
我为什么非得在海南参加为期三天的无聊活动呢？那免费的宴席、海滨浴场真的有什么必要出现在我的生日里吗？
我索性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我把地图翻出来。测量着从海南到G岛的距离。地图上，差不多8公分。
就这么决定了。8公分。
两天后，我生日那天。我果真带上自己的行李，和客户热情地道歉，说北京有事情必须早点儿回去。我主动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机票我自己来好了。他们当然不会留我。我在那里，和所有人一样，都是陪衬。品牌、金钱和美女的陪衬。还有明星，影视红人，出现了半天，又匆匆离去。穿着泳衣的烧烤大会，播放音乐，有香槟供应……如果没有心事，那实在是值得留恋的一次假期。
我兴奋极了。逃学、逃婚、私奔、蒸发……这样的字眼都冒出来，用来形容那不再幼稚却始终不够自信、没有成熟的兴奋。
这次我在问我自己，“她会见我吗？”
《二十五岁》第五章9(1)
世纪交接的日子里，连G岛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岛上的居民们还是又黑又精干，女人们很矮小，老人们干巴得就像晒干的核桃，但是在摆渡口，我也还是看到了许多司空见惯的景象。
首先是色彩。斑斓而杂乱。人们忙碌地走，小商贩积极地吆喝，卖报纸的人都在忙，顾了这边就顾不上那边。我想，也许是因为时间关系吧，那是下班、收工和回家的时候。天边的彩云将海水和岛屿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山不硬，水不软，全都慵懒着。
我在等摆渡船。摆渡的时间已经缩短为十五分钟一班了。摆渡口甚至有一个瓷砖铺出来的公共厕所，有人眯着眼睛站在厕所门口，那里刚好正对着夕阳。她手上提着很多袋子，在等人。再远处，搭着一个棚子，有人正在测试大灯：四、五个日光灯，四、五个高亮度的“太阳灯”。用竹竿围成的场地似乎是用来演出的，蛇皮袋的那种红蓝白条纹塑料布铺在竹竿上面。如果没有那些热烈的老太，我几乎不会想到这是一个演出现场！民间的歌舞升平，就是这样简单的隆重。又挂出来一个小黑板，上面用粉红色的粉笔写了“老年歌仔戏团”，下面是黄|色的粉笔写的，戏目名称，大致是什么什么鸳鸯，太远了，看不清。终究又是百姓喜好的喜剧了，命定的婚姻如何遭到阴差阳错，最终又如何有情人终成眷属。我遥远地看着，那些老而臃肿的妇人在这个凉爽的夏日披着五颜六色的戏服，对着镜子熟练地勾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