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岁》第四章1
成长和自由有时就是一夜之间发生“质变”的。在我的生命中，去往北京的那个夜晚，就是那个临界点。我完全没有想到，兴奋过后，首先打败我的不是“失望”，而是“茫然”，以及随之而来的压抑。
在北京，我抛弃了我的隐形眼镜。它们躲在干燥的眼眶里，在任何一种风沙的刺激下，让我疼痛。似乎这薄薄而神奇的眼镜，是延续刺激的媒介，从城市的身体延续到了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开始不停地眨，可是一眨眼，就刺痛得不行。眼睛开始无端地流泪。于是我在到达北京一个星期后，就抛弃了名叫“抛弃型眼镜”的东西。我为自己挑了一副细黑框的扁方形眼睛，镜子里面，出现一个闷闷不乐的形象。
小姨的住处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每天，我都必须忍耐那散发着臭气的公用厕所，它在走廊的另外一头。筒子楼的楼道又黑又窄，旁边搁放着家家户户的小型灶台、碗橱，有一家人家，居然还在门口放了一个玻璃书架，可能是因为房间太狭小，这书橱显得多余，可是又不打算扔掉。它就那么站立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每次走向厕所，我远远地就可以看到那落了灰的玻璃板在影影绰绰地反光，可是反出来的也是晦暗。
厕所是相当简陋的，蹲式的，每一个小门都是陈旧潮湿的木板，没有一个是有Сhā销的，每一个小门口放着一个竹编的废物筐。水泥地板上经常是有水塘的，高高的窗户也是常年不关的，冷风从每一个缝隙吹进来，看得见水塘的表面有浅浅的波纹。这就是我抛弃了上海而专程到达的属于理想状态的一部分。
关于北京的记忆，我得说，每次都是这个公用厕所首先出现在脑海里。
《二十三岁》第四章2(1)
那个冬天的正午阳光，烘烤着我，我走出喧闹的北京站，觉得自己正在变得酥软，像块逐渐膨胀的蛋糕。只是回想起来，不知道膨胀的是满足感，还是哪怕再多兴奋都遮掩不住的茫然。
小姨把我从火车站接下来，找了一个红帽子拉上我所有的三个大箱子。她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呀？我说，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搬来了。小姨围着一条蓝色的手织围巾，她走得很快，出了汗。她问我，北京冷吗？我摇摇头，说，我没空去想天气的好坏。我行走在人流穿梭的北京站，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没有感到不安，只有数不清的兴奋，转动眼睛，粗略地看着人、看着天、看着对面的建筑。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被Serein描述过的，这些场景，让我体会着和他近在咫尺的错觉。
小姨还是那么瘦瘦的，高高的颧骨之下，有一片自然的阴影，在北京中午的阳光下，给她带去一种坚毅的愁容。她的寡言少笑加上高挑的个子，使她在人群中显得有点突出，似乎她周围，始终有种冷冷的空气在围绕着她。我和她，阔别了四年半，丝毫没有陌生感，仿佛昨天还在一起。她一点儿没有改变，我想象不出，岁月在她身上做了些什么。
就是这样简单，我收拾行李，上了火车，没有去想很多关于工作、金钱等等物质问题，而是等来了小姨，她接收了我的一切，将我带到那栋又深又暗的宿舍楼。楼门旁边，刚好有几只被人丢弃的旧沙发，在冬天的风里积攒了足够多的灰尘，它们灰蒙蒙的在阳光下，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有那么一个瞬间，我感到这种阳光下的灰色稀释了我的兴奋。可是下一个瞬间，随着车门砰地被关上，我就跟着小姨，一步迈进了黑暗阴沉的筒子楼。
在那个温暖得让人困乏的正午，筒子楼里的沉默、黑暗就像一种与世隔绝的洞|茓。我瞬间感到了阴冷。小姨在我的前面拖着一个箱子走。走廊非常长，似乎在我的印象中，没有走过那么漫长的走廊，一个一个门被走过了。我憋住自己的恐慌，它来得毫无理由，我有小姨的陪伴了，我不该如此慌张，觉得前途未卜。小姨开始说，快到了，到了最里面的倒数第二间，就到了。
记忆中，小姨和我气喘吁吁地走过长长的走廊，打开门，看到阳光一下子洒在眼前。
我们迅速地扯掉围巾、手套，脱下大衣扔在床上。屋子里升腾着热气，北方供应的暖气原来是这么干燥这么烤人的！
我和小姨终于互相仔细打量起来。我说：“晓桐你一点儿都没变！”
她将我从头看到脚，满意地笑着，她说，“你的五年和我的五年可大不一样啊！我没有轻易地让自己变老，可是你却不由自主地长大了。”
我们微笑着拥抱了一下，和五年前的拥抱相比，我觉得这是两个女人的拥抱。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我以为我能和她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居所，完备、齐整、私密。可是整理完了箱子之后，我就发现，洗漱和上厕所都得走完这个走廊，而水是冷水，冰凉刺骨，厕所则是四处漏风，终年不见阳光。
每次看到晓桐瘦削的颧骨投下的阴影，薄薄的嘴唇，她在房间里披着一块大大的苏格兰格子披肩，每次我都觉得她是流浪在高原阴森的古堡、冰凉海边的吉普赛女人。
令人受到安慰的，无非就是这个狭小空间里的丰富。小屋子不到十平方米，窗口高高在上，阳光很充足，暖气片也在下面。一开始这是我最喜欢的角落，因为那里充满了热量，像一个制造温馨的美梦的角落。我想到G岛上她的小屋子夜晚的烛光。一张小小的单人床就是我们梦乡的原址。放两个枕头都显得拥挤，所以我们共用一只枕头。小姨说，枕头的一大半通常是被她霸占的，因为她习惯了多年的独自睡眠。可是我不一样，我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喜欢贴着枕头的边缘，有时甚至在过热的夜晚将一只胳臂拿出来。所以，一张小床就足够了。我喜欢和小姨一起睡觉的感觉，两个细长的身躯保持着相同的蜷曲程度，像彼此的影子一样，一个起来了，可是另一半还在原地做梦。
在床头，有一个电话机，台灯，以及一些零碎的东西。大都是我的。眼镜、手机、书本、水杯，还有烟缸、香烟和火柴。墙壁的另一侧，就是小姨的电脑台。那是她租用的电脑，没有所有权，但是从性价比的角度说，租得非常值得，因为我们几乎24小时都会开着它，用来处理她的资料，还有轮流上网。电脑旁边是小姨的画架，画架旁边是一个小小的台板，摊足了她的半成品照片。小姨在北京没有做那些面具。她说，面具时代已经过了。而我却想到阿贵和那个山顶的小屋，那极其艰苦而又极其浪漫的日子，依靠着她出售面具和画作维持生活。在靠近门口的小空间里，叠放着我们一共三只大箱子，在箱子外隔了一块布帘子。镜子都是嵌在门背后的。没有更多的椅子，只有电脑前的那把木头椅子，连靠背都没有。生活被逼迫到一个非常小的角落，一个小三角架子上是所有的生活用品。
早上或者中午，我们两个起床，走过走廊，去水房洗漱。每一户人家分用一个水龙头。在我们旁边的水龙头处，经常看到隔壁的胡老师。胡老师是一个大学老师的妻子，我们不知道她干什么，所以也跟着叫她“老师”。她喜欢我们这样称呼她。第一天我去，她大大咧咧地上下打量我，亮开北京人特有的嗓门说：“你是晓桐的妹妹吧！姐妹俩眉眼像、动作也差不多呢！来北京好啊！”
《二十三岁》第四章2(2)
我们还是保持着当年的称呼。小云和晓桐。
《二十三岁》第四章2(1)
如果Serein不是在北京，那么我还会义无反顾地去吗？——这是我当时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到达的当天就上网，可是他不在线。又过了两天，他的灯亮起来了。
我没有告诉他我到达的确切时间。
——北京的夜晚有点荒凉。
——是的。有一次我沿着三环走，没有钱打车，公交车收线了。走了三个小时，仿佛整个城市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敢走出去。如果没有人陪。
——在上海？
——不。在北京。
——你在北京？
——是的。
——出来吗？
——现在不。
我的手指开始颤动，我下意识地往窗外望去。黄|色的路灯下，尘埃正在不停地晃动，似乎有支勤奋的画笔激动地涂。小姨正在床上看一本画册。
——为什么不？
——不知道。没有准备好。
——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回去？来干什么？现在住在哪里？
他一共问了四个问题。看起来非常妥帖。我当时产生一种奇怪的错觉，似乎所有的事情都能用这四个问题开始。一个事件、一个状态无非就是这么四个问题框定的一个区域。
——来了几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可能永远不走。现在在和小姨住。
——你从来没有说过你有亲戚在北京。
——她也是刚刚才来。我们可能，都是流动的、暂住的。
——人人都是。
——你会见我吗？
——为什么这么问？
——你为什么这么回答？
——我会的。我爱你的。
——我也会的。
我原本打上的字是：我会的，我也爱你！可是我用回车键把它们消除了。我不想有一个激动的表情，假装不泄露自己的焦急，仅此而已。
我们的谈话到了半夜就结束了。Serein说他最近忙一些事情。我问是不是忙着画天使？他说不是。于是我们就各自下网了。下网之前，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手机是爸爸送我的，他说，在北京要一直开着手机，他要随时查岗。
我满脸通红。下了网。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我激动地回头看到床上的小姨清了清嗓子，接起电话。一瞬间，我清醒起来，那是座机，而非我的手机。
小姨懒散地说：“是我。”
我的兴奋一下子低落下去。我拿了烟，打算下楼吹吹冷风。其实平时我并不抽烟。我从床上拉出一件大毛衣，披上。小姨突然对着话筒说，“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没有事情不要打电话！我们在上网的……你打不进来的。”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出门去了。但是我没有下楼，毛衣搭在我的手臂上，点了烟，就站在门口偷听。
小姨说：“……半价也是贵的。现在又这么晚，你回家吧。……再过一会儿就没有船了！你赶紧回去吧！……我挺好的。……你就别担心了！我又不是小孩。……是的，希望在北京……可以，你租出去吧。”
就在这时，隔壁的胡老师出来了，手里端着一盆水要去倒掉。看到我了，还是那个大嗓门：“呦！你还抽烟啊？没看出来！你倒进去抽啊，站这儿多冷啊？”我勉强一笑，恨不得把她踹回房间里，再也不许她出来。
小姨显然是听到了。我也索性掐了烟，披上毛衣走了进去。再慢吞吞地脱了，扔在床上。
小姨看着我。“阿贵，就这样吧，你别等我了，有人要租你就租出去吧。就这样吧，我挂了。”说得非常快，硬是把电话挂了。
她继续拿起了画册，好半天都没有翻过一页。
我悄悄地把手机拿过来，放进衣服的口袋里。假装惊讶地说：“是阿贵的电话啊！”
“是。他问我那个房子可以不可以租给别人了。”
“你怎么说？”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
“……”
“小云，你这次来北京是长期打算吗？我们一直都没有谈过这个。”
“可能的。我会去找一个工作。”
“嗯。再租个好一点的房子。”
“我没有嫌这里不好！”
“我知道你是不习惯的。我们都不适合北京的。我只是对阿贵那么说，我也没有打算久住的。”
“那然后呢？去哪里？”
“哪里都可以啊。”
“那为什么不回去？阿贵对你一直这么好，这么多年了。”
“我不想回G岛了。我也不会因为他对我好就回去的。”
“那也不用那么凶巴巴地对他说话啊！人家站在半夜的摆渡口，连回去的船都不管了，只是为了给你打一个电话而已。”
“既然不打算和他过一辈子，为什么现在要让他认为自己有机会？”
“我觉得你对他一直都太僵硬了。这对他不公平。”
“我没有更多的爱再给一个男人了。我只是等待有一天他会因为失望而主动撤离。所以我才‘僵硬’！他每次打电话都需要找一个理由，这次是租房，上次是钱，下次不知道是什么。”
“不用爱，哪怕是客气的、友好的也行啊。”
“对一个爱上你、但是你永远不会爱上的男人，就不要那样暧昧不清。否则只会给自己制造麻烦。”
《二十三岁》第四章2(2)
“整整十二年啊，你等到他失望了吗？”
“那你觉得怎样才是最好？大骂一顿？好言相劝？”
“当然是好言相劝！你不知道他以前为了给你买茶叶，都给村里人笑话的！那些茶叶对他来说不知道有多贵！”
“小云！我从来没有让他去买。但是他买了，我最好的表示就是喝了它。我不是没有劝阻过，可是他会把那个当作是对他好的一种表示。”
“反正我觉得你对他的态度不对。”我满脑子都是那样一个自卑的、但是又有极度尊严的渔村男人的形象。一个硬汉子的柔情，再加上执著，实在让人扼腕叹息。我发现我除了为他说两句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帮他的。假如我是小姨，我又会怎么做呢？可能我那十二年都不会待在那里了。可是既然有十二年了，那么说明小姨和阿贵还是很能相处的。
我不自觉地咬了咬嘴唇。
“小云，”小姨说话的声音也恢复正常了，不激动了，“有时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实在是那个人的负担啊。不爱，就是一种伤害。伤害在所难免，长痛不如短痛的。”
“你真狠心伤害他。”
“别人伤害我们，或许更不假思索呢。阿贵是一个好人，我其实很心疼他的。否则我不会在那里住了十二年。……有一次，有一个媒人来我们家，结果，那个媒人被阿贵赶出去了。媒人站在院子门外面大骂，我听不太懂，可能说着说着就说到我了，结果阿贵一把抄起扁担，对着她就打……”
“为什么？”
“当时我到岛上大概三年了吧。我第一次知道人家因为我也会嘲笑他，而他一直为我抵挡着。那天媒人走了，阿贵跑进我的屋子，说，你不要听她们瞎说，我不是那种小人，可是你还是走吧，这样对谁都好。”
“你做了什么了？”
“我当时做了什么？……我像一个妈妈一样，抚摸了他的脑袋，我说，我不走。”
“抚摸他的脑袋？”
“是的。我觉得他受委屈了。我得安慰他。”
“那是因为他爱你啊！”
“当时我……没想到这个。我那时还刚刚开始分辨他本性的淳朴和他的爱。”
“怎么会分不清淳朴和爱呢？”
“怎么不会？他们一家人都对我很好。我以为那是一种淳朴。后来，那次之后，我慢慢地才看到，当年的那个小男孩长大了，他看我的眼神里，不只是淳朴了。”
“阿贵多大？”
“我到岛上的时候，他只有13岁。”
“啊？原来他比你小？”
“差不多小六七岁吧。”
“天啊！我那时看到他，还以为你们差不多大呢。”
“岛上的人，风吹日晒，很显老的。”
我真是吃惊不小。也许是因为觉得阿贵比我想象的小吧，我突然觉得他的承受能力应该比我想象得要大，哪个二十多岁的人没有经历过失恋呢？所以小姨对他的态度似乎也可以原谅了。在我一直的想法中，阿贵是一个把所有青春都奉献给暗恋小姨的中年男子。
“晓桐，你觉得自己老了吗？”
“这次看到你，我觉得有点了。”她抚摸了我的脑袋，可能当初就是这样抚摸阿贵的。
“你不老的！”我们笑了。
“小云，你呢？你不是告诉过我，你爱上了一个人吗？如果我没有猜错，他应该在北京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会为了我就把所有东西都搬过来吗？”
“啊？……当然会啦！以后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
小姨拧了拧我的鼻子，我笑起来，歪在床上，拿起画册蒙住脸。
《二十三岁》第四章3(1)
我偏执地认为，我应该先见Serein，再决定去找工作。在此之前，我没有心思去思考前程。我想，爱情应该就是这样的。我会在北京的任何一条街道上产生错觉，会神经质地坐在街边、咖啡店、麦当劳……看着路人，为一些看似斯文、灵气、漂亮的年轻男子取一个相同的名字：Serein。他可能会有胡子，但是不杂乱。他可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喉结，有一个凹凸有致的侧面。这也使我变成一个喜欢拿着充满电的手机的人，把铃声调到最大，在喧闹的环境下都不忘记去留神它的动静。我完全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打我的电话，或者，会不会打。而我，是不是该主动呢？这个问题纠缠着我，纠缠了很久。
那些日子，我始终记得。满心甜蜜和忐忑的期待，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茫然地行走，或者在电脑前无尽等待。我始终霸占着电脑，以至于小姨向我发出了最后通牒：只有她不用电脑的时候，我才能上网。
她变得非常紧张，因为她的个人画展已经迫在眉睫了。作品的挑选、宣传，以及经费等等细节问题都变得紧迫了。那个邀请她的画廊似乎在年展到来之前非常忙碌，也顾不上小姨一个人的种种麻烦。比如，没有人来问问小姨，需不需要一些过渡资金以维持生活？
小姨每天只吃一顿饭。不吃夜宵。常常买两三个茶叶蛋，就着方便面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优势就是可以花上海带回来的钱。一万块钱，是我大学时代的积蓄，加上父母给我的信用卡。还有妈妈不停地打电话来问我们两个：需要不需要钱啊？我们两个坚持不要妈妈的钱。而小姨也坚持不要我的钱。于是，我只好主动地采购食物，甚至买了一条漂亮的新披肩，是在秀水买的，杀了三分之二的价钱。我把它送给小姨，说可以在画展的时候用，是祝贺她开个展的礼物。为此，她又拥抱了我。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我没有收到礼物了！”小姨把软绵绵的披肩捂上脸颊，她看上去真的非常高兴。那是一条深紫色的披肩。她常做的动作是：把披肩裹在后背上，右边的一角长一些，她就把它搭到左边肩膀后面去。有时，那个角会滑落下来，她就张开她骨节鲜明的手掌，按在左边锁骨的地方。久而久之，这成了她的一个习惯动作，她经常把手张开，五根手指神经质地按在那里，整个身体，会因为这个动作变得有点封闭、有点内向。我非常、非常喜欢看她的这个动作，看深紫色的柔软中，她苍白的手，骨节投下令人怜惜的阴影，看这个怀抱自己、安抚自己的手势。
A画廊是一个英国人发起的文化交流机构，这次年展规模很大，邀请了国内十多位艺术家，可是安排个展的也不过只有四人。小姨非常看重这次画展。我隐约觉得，她不把它当作一次展出来对待，而是改变十几年封闭生活的一次机遇。
就是这样，给小姨安排生活，成为我来到北京第一个月最主要的任务。也只有这件事情，能够让我在等待Serein的漫长时光中得到一点儿解脱。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是相当盲目的。我甚至没有看到过他的照片，不知道他是不是结婚了。一切仅仅在凭感觉。
可是Serein这段日子里面，也似乎消失了一样。他几乎不上线。
等待到了第三十天的时候，我开始有点耐不住了。
那是小姨个展的前夕。她变得有点喜怒无常。她似乎对于人际关系、公司操作之类的事情非常恼火，她觉得自己不知道别人究竟想要怎样。那天晚上，她一个人闷着，不和我说话，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房间里已经烟雾缭绕了，她抽了很多烟。
我玩儿着手机，觉得压抑已经到了尽头。常常就是这样。压抑和伤感是两样的程度，哪怕源头都是一样的。
我穿戴好，围上围巾。拿上五十块钱，手机。拉开门。即使这样，小姨还是没有注意到我。我什么都没有说，出去了。打车，去最近的一个永和豆浆。北京，完全不似上海，每一个街区都有一个24小时便利店。我只是想要一点小点心，可是我除了永和豆浆就别无选择，虽然在上海，它已经是被吃腻的东西了。其实还可以选择大饼、肉夹膜，还有各种糕点，只是人在那样一个沮丧的时刻，并没有尝试新东西的兴趣。我想要的，可能就是一种“熟悉”的事物带来的温馨安慰——可以闭着眼睛就能操作的事情，以此和现实拉开距离。
车子里开着令人伤心的歌曲。我坐在后排，蜷曲在靠门的位置上，任凭头无力地靠在车窗上，随着颠簸，头轻微地撞在玻璃上。我喜欢这个角度看到的路面。在小姨自我的空间里，我的忧伤已经成为不存在的东西，她自己都需要别人安慰，更别说来安慰我了。没有人可以帮忙。当寂寞和焦灼到来的时候，那种绝望，只有自己能去忍受。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走出门去，消费一次。
永和豆浆在一片五花八门的店面当中，不起眼地亮着。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倦容。没有人有笑脸。这个场景看得我非常丧气。恋爱受到未可知的阻碍，和小姨也没有了海阔天空的消遣——一种类似举目无亲、孤苦伶仃的感觉就是那时降临心头的。
我要了一份豆浆、一份小笼、两个粽子、两个鸡蛋饼、两个饭团，全部打包带走。而为此等待的十分钟，显得非常漫长。白色的灯光几乎让我觉得眼睛干涩。
《二十三岁》第四章3(2)
我看着窗外。
因为阴天，剧烈的阴天，空气的颜色和天空的颜色都被搅黄了，像一盆污浊的水，有成千上万只鲜艳的画笔进去荡过一样。色彩变成了私人的所有，就像回忆。行走于这样一个城市，走得越来越快，不知道要逃到哪里去。
拿着热乎乎的食物，我走出店门。不想打车直接回到那个烟雾弥漫的洞|茓，不想走进那又长又黑又脏又腻的走廊。我望望方向，往西走了十分钟，到达了地铁。手里的食物已经凉透了。
地铁的风很大，从这头可以看到那头，比上海的地铁简单许多，可是几十年前的地砖和灰色水泥，在这通眼一望中居然成为另一种怀旧的方式。无旧可怀，可是令人伤感，我所说的就是这个。
我没有关于地铁的北京回忆。可是那天进来出去还是觉得那么黯淡，似乎有很多故事已经发生过了一样。也许这样的怀旧，也是一种预言。
我一直不喜欢北京的地铁。可是那天，我开始喜欢了。
我还开始喜欢在街头打IC电话。这完全和等待Serein有关。我产生一种想法：如果我用自己的手机打，那么我的号码一定会显示出来，可是如果我打一个匿名的呢？用一个不属于我的号码呢？
我习惯了在喧嚣中听到在钢盔般的罩子里说话，风铃一样的回响，不经意不敏感就不会存在。我要让车子和车子上的人们路过我。而不是觉得永远的是我在路过他们。如果说话和伤感也能成为铺满灰尘的路途上的一个戴着钢盔的点，那么我又在制造回忆了。
于是，从地铁出来，我站在街头，走进一个黄|色罩子的IC电话亭。那些车辆在昏黄的黄昏里睁大红色的眼睛徘徊着，停停走走。我无法去想象那些声音传入话筒会是如何逼真的、属于流浪、不安的气氛。我掏出IC卡，可是两分钟后，就直接离开了那个亭子。
我在想，我要不要打这个电话。
我一路走着，顺着这些黄|色罩子的电话亭。手里握着一张已经完全热乎乎的IC卡。它甚至比我的身体还要热，可能吧。我觉得自己浑身冰凉。我看着这些长相一致的亭子，始终不能下了决心，随便找一个，给他打通一个电话。
“随便”——总是说说而已。其实只是做不出选择的敷衍之辞。
当我觉得累了的时候，距离出发点已经超过几公里了。可能我走了一个小时了。我累了。当一辆辆进城的拖拉机在我的身边路过，发出震动空气的轰鸣时，我觉得眼泪被它震下来了。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躲进一个电话亭，那里没有灯光。那里有一只沉甸甸的话筒悬挂着。我先是低头，看着委屈的眼泪滴到了灰蒙蒙的地面上，两个黑色的小圆点。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把IC电话卡Сhā入了那道狭窄的黑缝。绿色的显示屏亮了。拨动号码的声音很响，拖拉机声还在远处匀速前进。
电话接通的那个瞬间，我的心跳，似乎和远处的声音合拍了，同一种遥远的低沉，一旦靠近去聆听，就是轰鸣之声。距离感，在那一个瞬间，让我黯然失色。
铃声响了下去，一直没有人接。还是遥远，越来越遥远的感觉，极度的不真实，似乎我手握着属于现实的种种工具，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在现实里。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在罩子里点燃它。绿灯灭了，红灯亮了。我望着这个闪烁的烟头，吸了两口，非常淡，抽烟居然像在做深呼吸，可是烟雾就这样迷蒙开了。那个瞬间，没有风跑进来吹散我的呼吸。我看着烟雾沉静地散开，更加有种不切实的荒芜感。甚至那暴露在路灯下的、罩子下面的那双疲乏的双腿，也不是我的一样。它们漠然地支撑在我的视线里。
在一支烟燃烧的时候，我开始幻想。猜想他的真实境况，他可能有一个妻子并且可能正在一起，他可能根本就是一个谎言，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他可能不是男人而是女人，他可能死了……我看着这些幻景中，Serein的脸孔是一片空白，只有红色一点在闪烁不停，像独眼人暧昧的瞳孔。
这一系列幻想只发生在一支烟的时间里。直到这架四环路边的黄|色电话突然之间响起来。震耳欲聋。
铃声掐灭了幻想，烟落到地上，一丝烟雾之后，红点熄了。
我听到一个声音，在无比清晰地发问，“谁打我的手机？哪位？喂？”
我下意识地闭紧双眼，屏住呼吸，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听仔细声音。
我什么都没有说，在他挂断电话之前，把沉甸甸的话筒放回安静的位置。
我已经分辨不清方向了。我不仅迷路了，而且身上剩下的钱也肯定不够打车了。可是我觉得踏实起来了。
是他的声音。
他是存在的。
他是真实的！
《二十三岁》第四章4(1)
我开始找工作了。这最终变成无奈之时的唯一刺激。我的方向是找杂志社、报社。为此我在报摊上买了一堆杂志，按照版权页上的电话，给一些负责人打了电话，交了简历，交上了一些作品，逐个接受面试。有几家还真的很缺人手，那是一年的末尾，一般来说，都是辞职和跳槽的好时机。
过了十天。我要在两家杂志社之间作一个选择。待遇差不多，一个是文化类杂志，一个是女性时尚杂志。我还没有作出选择。我想询问小姨的意见。在我生活中，我能听取的意见就是来自小姨的。虽然她任性、靠主观经验、甚至不熟悉这个社会，但是她熟悉我，这就足够了。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对外部世界作出正确的评价，可是对自己却未必能够。
小姨不在家。电脑开着，正在进入节电屏保模式。我一边脱衣服，一边为它读秒，5、4、3、2、1——硬盘关闭，屏幕一片漆黑。我拿了香皂去水房洗手。这是我的习惯动作。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是换衣服，第二就是洗手。我一直认为这是“甲肝后遗症”，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上海流行甲肝，老师和妈妈都不停地叮嘱我们，洗手最重要。
根据电脑的状态，小姨应该走了差不多半小时。我洗手完毕，拖沓着步子走回房间。每一个房间里都有声音，各自不同。有的是电子游戏，有的是争吵，有的是狂笑，有的是暧昧的轻微声响……那已是晚上九点了，人们的私人生活都开始了。
放好香皂，抹干手，涂抹护手霜。这一切动作都是为了唤醒电脑，让它帮我呼唤Serein。我按照书签中的地址一个一个打开，满屏都是窗口，又逐一把它们关掉。Q上的人很多，一些热情、或者无聊的朋友发过来信息，我都没有理睬。我打算把自己隐身。我需要告诉Serein我隐身了。这就是接下来唯一的想法。
——你在吗？
我无聊地发出这么一句话。他的头像是在暗中的。他并没有隐身上网的习惯。可是这天，他居然回应了！
——HI，我也在等你。
我冰凉的手还没有暖和过来，我看着每一个骨节因为涂抹护手霜而搓出的红晕，它们还没有褪去，我突然觉得手指不够利索，我想打上一堆话，告诉他我的这一个月，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工作，我开始在北京定居了……然而还没有等我斟酌好词句，对面的他已经发过来新消息了。
——我很忙。
我愣了一下。思考着一个乖顺的小女人会怎么说？一个骄蛮的小女孩会怎么说？一个他的恋人会怎么说？
——我到北京一个多月了。
没有回复。
——我想见你。
——不。
——不？不是现在！但是我要见你。我在北京很孤独。
——你有亲戚。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我不会见你了。虽然我喜欢过你。
——你怎么突然这么说？
——我只能这么说。
——我想知道这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很多。所以，再见。
我当即愣在那里。我对着电脑无助起来。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他！
然而他说了再见，他的头像暗下去了。那天晚上，我愣在电脑前面，直到它再次变为节电屏保的一片漆黑。我相信我还可以通过电话找到他，我会哭的，因为只有受了委屈我才会哭。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觉得失恋有多么可怕。以一个期待爱情的女人之心、以一个初尝爱情的孩子之心，我无法面对这个打击。
电话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突如其来。正如那个在三环的电话亭里听到突兀的铃声一样，铃声强硬地扼制了我的幻想、期待、委屈以及各种各样的滋味。就在几天前，我的怯懦反而给了我勇气和信心，可是这个结局却来得如此突然，我再大胆再着急也无用了。
“喂？”
“晓桐吗？”我一听就听出来，是阿贵。他的声音小而谨慎，四周悄无声息。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
“阿贵，我是小云。”
“啊？！小云吗？你怎么会在北京？”
问得多么讽刺。我一时郁闷，没有说话。
“小云，你的声音和晓桐真是一模一样……对不起。”
“晓桐还没有回来。你有事吗？”
“没有，没有……”
“阿贵，”
“什么？”
“阿贵，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我说得有气无力，几乎是以同病相怜的口气。
“没事的，我打忙音的话，就不打了，改天再打……顺路回家……不麻烦的。”
我就不忍心说下去了。能够听到爱人的声音，能够说出自己的声音，在我想来，已经是够奢侈的了。我不忍心打击他的这微薄的幸福。
“阿贵，那你好吗？好久不见了。”
“很好的。欢迎你再来玩儿。城里变化大，岛上不大，还是那么漂亮的。”
“你家的大树，还好吗？”
“好的好的。好几次刮台风，我都很担心它倒下来，但是都没有。”
“那个屋子，你租出去了吗？”
“……”
“喂？”
“我在！我在……你都知道啦？”
“嗯。我和她住一起，她说的。”
《二十三岁》第四章4(2)
“我不会租出去的。”
“为什么不会？她在北京住下来怎么办？你好歹可以用房租补贴家用，或者做点小买卖啊。”
“她的东西都在。我想，她一定会回来的。”
“阿贵……你真好……你真傻。”
没过一会儿，电话就挂了。因为我听到小姨的脚步声了，从长长走廊的那头，一下，一下，接近了。她掏了钥匙开门，看到我在，笑得很灿烂。这说明她今天，一切顺利，甚至有福星高照。
果然，她不仅给我带了夜宵，还兴致勃勃地把A画廊为此次年展做的介绍书拿给我看。她的三幅作品被誉为“退隐·观心——民间艺术家徐晓桐的独特视觉艺术”，是活动的主要推荐对象。还有一些海报、一些报纸的介绍，上面有小姨的一张图片，她接受了一个采访，照片对准她的正面，她正在和记者谈话，右手还是按在深紫色的披肩上，身子有点前倾，一脸恬静的笑容，仿佛正在耐心聆听。
“小云，明天你也去吧！是我个展的开幕式。”她也坐上床来，吃起夜宵，一只小塑料袋被她扯开了口子。我想她也应该养成洗手的习惯。她的手上有一些油彩污迹。
“晓桐，明天我面试。晚点去行吗？”
“行啊！但是你一定要来！一开始都是画家、记者还有画廊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我想让你安静点看我布置的展厅。人少了一点比较好。”
我不想吃任何东西。只有拿起报纸看。
“小云，你不吃吗？不舒服？”她终于发现了。
“吃过了，不饿。”我看着照片，指给她看，“披肩真好看！”
小姨刚好夹起一个小笼包子，突然愣住了。她没有吃那个包子，而是转头四处看看，她下意识地用手按住胸前锁骨的位置。她说：“哎哟，忘了。”
我在床上的衣服里翻看了一下。“是没有。忘在画廊了？”
小姨含糊地点点头。她并没有因此而不高兴。她反而微笑起来。这种甜蜜的微笑，只有在我屡次回忆的时候才会得到理由。当时的我，完全认为冲昏她的头脑的，是个人展览。
一个女人只有在怎样的情况下，不见了心爱的披肩，不是着急，而是微笑呢？——不会是饭店、不会是咖啡店、不会是画廊，那么一定是一个常去的、安全的、私人的地方吧。
小姨吃完东西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已经半夜一点了。我看到她很有把握地、兴奋地去接那电话，果然，不久她说：“披肩你明天给我带来好了。”
我闷闷不乐地去洗漱了。小姨的欢乐和我格格不入。
《二十三岁》第四章5(1)
次日是我们共同的新起点。
在长安街的南边、一个狭小的胡同里，是我确定下来的工作单位。我选择了文化杂志，因为在那天早上面试的时候，主编无意间说出他要去参加A画廊年展的开幕式，他对我说，这类的活动很多。于是我认为，这比时尚杂志要更适合我。或者说，更适合小姨。主编是一个中年男子，看得出来和文化界的名人非常熟悉。很多名人的名字到了他的嘴巴里都变成了小名、绰号。
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班呢？他说，最好越快越好，这期的稿子快做完了，你赶下一期吧。
我们一起走出了办公室。小小的胡同巷子，又窄又矮，铁灰色的墙壁算是新刷过的，可是墙角的破砖瓦，还是隐约可见。一个不怎么标准的小四合院，小院子里堆放着很多东西，显得很局促。木制的房门，加了小弹簧，稍微一关，它弹回去，将刚泄露出的热气赶回屋去。
我和主编告别之后，两个方向，我们背对背走。其实我是可以跟他一起去的，我真的要去A画廊的。
天空很明亮。这真是一个开幕式的好日子。我走在懒洋洋的胡同里，有一种破旧的、沉默不语的尘封感受，在每一堵灰墙、每一扇木门背后，都有着无法猜测的事情。这就是我在北京的感受。想不出这些胡同名字的来历。听过陈升的一首歌，后来在KTV里也有很多人滑稽地演唱着。“One night in Beijing……怕走到了百花深处……人说地安门里住着一位老妇人……”我走在正午的胡同里，脑子里彭佳慧和陈升的歌词一句一句出来，我踩着节奏，又迷路了……继续踩着节奏……终于走出了胡同。
这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长安街上一切太平。阳光好得让我舍不得回家。我无所事事地等着时间流过去。我拿出我的手机，看了看时间，距离太阳下山大约还有四个半小时。我答应了小姨等人少一点儿的时候去画廊。那么差不多就是太阳下山以后。去A画廊，需要坐地铁，在宣武门下车。从长安街过去很快。
我有大把的时间，大把的自由，只是缺少方向，没有任务。并且不想放松。心事重重。
先去一个小面馆吃牛肉拉面。在上海我从来没有在这样又油腻又脏乱的小店里吃过东西。门口悬挂着沉重黏腻的“宽粉条”——宽宽的、用来抵抗寒风的一条又一条塑料皮。我叫它“拉皮”、“宽粉条”。真的非常不喜欢北方的这种设施，不方便、也不卫生。更不要说美观了。
牛肉面的黄汤水味道很一般，香菜倒是很多。面条又粗又硬。我吃了一半，实在没有胃口吃下去。我从小店里出来，转弯，才看到对面的KFC。走进去，快速地脱去繁重的大衣和围巾，要了一杯可乐，一只辣鸡腿汉堡，挑了面对窗子的座位，一个人坐了很久。
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来这里，为了什么？究竟来干吗的？有退路吗？回上海吗？回去了，对自己还有希望吗？
每天在筒子楼里，我们用“热得快”烧水，还曾经烧爆过两根“热得快”。烧整整一瓶，可以用来泡茶。小姨也习惯了喝茶。只是在这里，我们没有成套的茶具，喝起来没感觉、又很麻烦。小姨这里有一大包新茶叶，估计是阿贵给准备的。
在我们的屋子外面，隔壁胡老师家有一个简陋的灶头，就在走廊里。我们有时借用一下，用长柄奶锅烧一点开水，可以泡方便面、可以煮“水潽蛋”，还可以做一碗香喷喷的牛奶麦片粥。我们吃腻了面食。常常馋着，想喝粥，吃酱黄瓜、大头菜、毛豆子……
用长炳奶锅烧开水之后，立刻将滚烫的水倒出来的时候，热水经过的锅壁会“呲呲呲”的发响，爆着细密的小气泡。因为温差太大了吧。我非常喜欢听这种声音，那是简陋生活里的一种乐趣，慢慢地，看着水接近锅沿，爆响着，像是举着油锅做响铃锅巴。用这样的水冲泡的咖啡，有种热气腾腾的“中国味道”，就像大碗茶。一大杯滚烫的褐色液体，香味散开，只留下苦味在水里。咖啡被冲泡得非常粗糙，根本谈不上精致。当水倒尽的时候，可以看到锅底黑漆漆的炭垢，是无数次烧焦、无数次洗不净的证明。
生活的窘迫，可能仅仅因为和小姨住在一起的缘故。我身边有钱，我完全可以自己找一个房子，自己安逸生活。可是我能丢下小姨吗？她是生活中的流浪者，对自己的环境根本没有要求。也许该劝说她？我们换个地方住吧。两室一厅？
KFC里放着流行歌曲，耳熟能详，和上海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看了很久，窗外突然忙乱起来，人们在朝一个方向聚拢，有人在奔跑，有人伸长脖子，有人说，撞车了、撞车了。我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想什么，只是在那里对着窗户发呆。答案早就出来了，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做。
我害怕我在小姨的眼里变成一个讲究物质享受的人。她将是一个受人瞩目的艺术家，也许很快她就会成为有钱人，一幅画、一幅摄影就能卖出好价钱，衣食无忧。可是现在呢？
服务生过来，收走了我的盘子。都空了。他问我，小姐，还要吗？我说，不要了，都不要了。他接着问，还要吗？我说，不要了。他一直在我的旁边走来走去，我被他看得非常不自在。我低头看了一下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吗？为了面试，我穿了红色的毛衣。又暖又薄的羊毛衣。上了淡妆。没错，是大阳给我的毛衣，新年礼物。礼物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快一年过去了。他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里呢？
《二十三岁》第四章5(2)
突然很想他。非常想。
我难过地站起来，走出服务生的视野。我继续走，期待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发生，期待我所等待的都会有一个结果。
直到走过一个发廊的时候，我站定。这是一个好主意。我的长发，这么多年不变的长发，在北京的这种生活中变得干涩起来，照料得有点粗心。这是一间不错的发廊。而我的钱包里，还有几百块钱。
我对理发师说，我要剪个短发。似乎全国的理发师都是广东人。他操着浓重的广东腔对我说了很多。他说我的头发太硬了，我的头发需要护理，我的脸型不适合长发，早就该剪短了。两个小时过后，我觉得头变轻了。用手可以摸到每一根头发的末梢，短短硬硬的，再也没有开花的末梢需要剪了。耳朵彻底露了出来。很冷。我把围巾裹住祼露的脖颈，走向地铁。
A画廊的外面张贴着海报。有人正从里面走出来，他要出来，我要进去，门很窄小，是专门设计成细长一条的形状。我让他，他让我。我低头进去了，肩膀贴着他的胸口，黑白两色的格子毛衣、手臂上搭着一件黑色大衣。有一种很好闻的酒味，在他的身上，也许从他的嘴里发出的。他在我之后出去了，他的肩膀和我的后背稍微碰撞了一下。
人果然很多。太阳已经下山了。可是人还是很多。场子是个方方正正的盒子形状，也许以前是一个大型仓库。明亮的灯光更多的打在作品上，在场子的四周，非常不规则地摆放着一些作品，有一些挂在墙上，灯光从上面打上来，像任何美术馆里的场景一样；有的则直接放在地面上，灯光笔直地从上方悬下来，没有灯罩，就一个灯泡。每一个艺术家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展厅，彼此之间相隔，用屏风、用布、还有用砖垒起来的矮墙。
入口处有签到本。旁边的长条桌子上，放着一些一次性杯子。还有一些饮料、红酒、香槟、啤酒。看样子是因为来客太多，玻璃酒杯都用完了，才使用一次性杯子的。用薄薄的、容易跌倒的塑料杯子喝红酒，真是不怎么舒服。
我拿了一本简介画册。慢慢地游走，寻找小姨的踪影。
这是一个由熟人组成的人群。人们围成一个一个小圈子，最少的也有三四个在交谈。在三个外国人的小圈子里，我看到了小姨，还有一个矮个子男人。她还没有看到我。他们谈得很缓慢，矮个子男人时常做一些翻译。他们笑起来，小姨摆手，似乎在否认什么。她看到我了，手朝我扬起来，肩上的紫色披肩滑下来一点，她用手按住。我走过去。
她在看我的头发。看得很兴奋。
“小云，来！我给你介绍。”
我们互相通了名字。矮个子男人给我一张名片。我说我没有。小姨说，找她，找我就行了。矮个子男人的名片上写着策划人的头衔。刚好有人来叫矮个子男人，他叫张达人。小姨对他说，你去忙好了，小云可以做我的翻译。于是，张达人朝我笑笑，走了。
三个英国人正在询问小姨创作的经历。他们围绕着一幅作品，《红海和鸟尸》。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原作，和照片的感觉完全不同！原作的尺寸是2米×2米。“红海”的质地是厚厚的油彩，油彩的波浪。而“鸟尸”在原作中显得清晰而又动人，它的眼睛正在看着镜头。那是放大的照片。油彩和照片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红色堆积在黑白的平面上，感觉非常怪异。让人觉得不安定、倾斜。
“徐，你这次打算拍卖吗？比如，这个作品，还有那个面具，似乎感兴趣的人很多。”一个英国女子问小姨。我做了翻译。
小姨说：“我不拍卖。也许以后会。这次的展出对我的意义，可能和别人不同。”她做了一个手势，我就翻译给她们听。
“关于你的小岛，有很多传说。有人说十多年前你差一点死在那里，被一个渔民救了，就和他一起生活了。听上去就像一个电影一样。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真的。那些传言把我的生活美化了。”
“你还打算回去吗？”
“从来没有什么打算、或者不打算。就像这只大鸟，黑色的，漂亮极了，可是谁会想到它会突然被冲上海滩，并撞上一块岩石呢？”
“很多石头的影像——在你的作品中。我一个朋友有一天给我读了一篇评论，就是谈论您作品中的石头意象的。文章中说，石头的坚硬被解体了，被放大，人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极至细腻。”
“对，那个文章是我一个好朋友写的。他的作品这次也有展出。在另一个展厅。”
“他认识您很久了吗？”
“不，他在北京。他的经历也很有趣。原来他毕业的时候是打算做广告的。他非常年轻。就像一个孩子。我们是这次展览认识的。”
“啊，徐，你要请他吃饭，他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是看了之后再研究你的作品的。的确非常有意思。”
“我们经常一起吃饭。”
“哪里的人都一样，中国的、美国的、英国的，都喜欢在饭桌上谈工作，谈恋爱，谈一切。”
大家都笑起来，气氛很融洽。
她们接着谈起了北京艺术家的生活，拍卖的价钱，艺术家经纪人……我好久没有说英文了，渐渐的，我的舌头活络起来。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人们逐渐散去。很多人过来和小姨告别。他们都没有忘记祝贺她。我退到一边，拿了最后一杯红酒。看着灯光下的人群，人群中的小姨。
《二十三岁》第四章5(3)
最后，她要和张达人一起吃饭，她走过来，让我等她一会儿，等会儿一起去吃。我说你忙你的，我还没有好好看这些作品呢。
我猜想那时，大门已经关上了。人群散尽，而且没有人再走进来。这是一个空荡荡的展厅，我一个人听得见远处办公室里他们的说话声、高跟鞋的脚步声、电话被挂上又拿起来……
灯光下的画廊，像一个舞台。太多奇异的影像围绕着我。沉默着，挺立着，出其不意地在一个转弯口吓我一跳。在二十个艺术家的作品中，风景、人物、抽象都有，唯独小姨的东西难以划分类型，她融合了风景、人像和静物摄影，又加上了油画和水彩的笔触，还有三个面具作为有趣的“摆设”散落在她的展厅的入口、出口和中央。在中央的那个，正是我给过Serein的那个“吞口”。原作是木雕，上彩漆的。乌黑的底子上，红色的利牙，那柄利刃是真实的，在灯光下闪着寒光。它精神振奋地在中央看着每一个人，哪怕是空虚，它还是那么震怒地瞪出眼眸，我觉得那眼神里有放纵的狂喜，甚至和狂怒纠缠在一起，分不出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灯光是从上、下两个方向打上这个面具的。在如此寂静、空旷的地方，它和我的眼神互相交换，立刻，我就被它打败了。那把利刃，长约40厘米，从它的嘴里穿过，尖利的牙齿死死地扣住尖利的锋刃。刀尖是笔直的，可是手柄却是妖娆的弧形，有一条蛇吐着信子缠绕在上面，蛇的三角形脑袋倾向面具的面颊，有那么种亲热的谄媚、或者说，是投降。
我离开了小姨的展厅，走向下一个。是一些超写实的油画。人们表情古怪，穿着六十年代的衣服，红色铺天盖地；再下一个，是一组摄影，非常干净，大都是西藏风光、高原景致，有一些人物非常耐看。再下一个，需要转过一个弯，几乎是一个直觉，我沿着用黑色布料铺成的秘道转过去，一下子惊在那里。那是一幅顶天立地的油画。画面上，灰色和黑色纠缠在一起，形成迷雾，其中却又有着尖利的造型，那风格……非常熟悉。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它应该是小姨的作品。
这时，小姨在外面叫我。她在门口。她喊：“小云，出来吧。要关灯了。”
我扭头，再次走过这个黑布铺成的秘道。走出去的时候，刻意地去看那黑色的布墙。上面什么都没有。
我、小姨、张达人还有一个人，站在门口，他们关灯，一个闸、一个闸，展厅里，一片、一片的，都沉入了黑暗。
《二十三岁》第四章6(1)
半夜的时候，我和小姨酒足饭饱回到筒子楼。她有点喝高了，不常喝酒的她，显然是在一个下午、一个晚上的连续兴奋中放松了警惕。我发现她的酒量很好。酒精让她肆意的柔媚起来。她哼着歌曲，手拉着我的手臂，我因为冷，把手放在口袋里。她挽着我，我们一起摸黑上楼。筒子楼里没有灯。家家户户忙完了，都顺手把灯关了，楼道里的空气和黑暗一样封锁在一种凝固状态中。我们踢到了一个箱子、或者是一个桶，我们笑起来。悄悄地笑，后来就放肆起来，在这种黑暗中大声地笑起来。虽然笑是没有光芒的。
刚摸到了楼梯。她说，我现在好想洗一个热水澡。你呢？
我说，我想啊。
在这个校区里，我们只有和别的学生一样，去公用的澡堂洗澡，每天中午开始，周一、三、五是女生的时间。而且到了晚饭时间，浴室就关闭了。这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去洗呢？
“总有地方的。这个城市又不是只有这一个筒子楼。”我说。我也想洗澡。
我痛恨去公用浴室。在家里，那大大的浴缸，亮亮的灯光，温暖的水和屋子里的暖气……我是每天都洗澡的，在上海。只有在很小的时候，才跟着妈妈去过单位的澡堂。我不喜欢看到那么多女人统统赤祼着，消失了一切包装，消失了一切身份，那种雾气腾腾中的对视、观察，还有避免不了的身体摩擦都让我觉得千万种难受。我似乎是专门到这里补习大学时代的，住简陋的宿舍，洗公用澡堂，吃不到家常菜。
我一下子沮丧起来。在黑暗中，我把头靠在她的头旁。她的头发上，有烟酒的余味，还有汗味。
“晓桐啊，我们可以不可以搬家？我受不了了。我要每天洗热水澡。”
“终于说出来了。你个小丫头。”她的手，拉住了摇摇晃晃的我。我似乎也喝多了。
“我们去哪里洗澡呢？”
“小云，我们去宾馆吧。”小姨突然认真起来。
“宾馆？”
“酒店，宾馆，或者桑拿浴室。不就是洗澡嘛。活人还会让洗澡憋死吗？”我们摸黑走到了楼梯的顶层。
再有大约50米，就是我们的房间了。我们走得很快，不是因为熟悉，而是因为黑暗，以及一种渴望。
进了屋子，她首先倒在床上。我照镜子。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想看看这陌生的短发。
她从床上坐起来。她说：“收拾东西。我们马上走。”
“真的去？”
“真的去。我受不了了。浑身都是汗。”她双颊潮红，嘴唇有点干裂。
于是我们在半夜收拾了东西。带上门，打着手电，下楼去了。
街上刮着冰冷的北风。我们打车。对司机说，我们要去一个酒店、或者宾馆、或者浴室。
司机说了很多话。我们都没有记住。但是他是一个好司机。他把我们带去了一个不错的小宾馆，价钱很合适。有很多空房间。
我和小姨开完了房间。她二话没说，就抱了衣服进去洗澡。我听到水声立刻响了起来。
一个人躺在床上，拿起遥控器。还是那些频道。久违的MTV、久违的凤凰台。我又开始想念大阳了。同时，我想今天，会不会，恰好错过了Serein上网的日子？他一定会在的。他会打开ICQ，他还有一个图库需要经营，他不会真的再也不理我了。说不定，现在他正在想念我。酒后的畅想，真是无与伦比。我的手指在洁白的床单上划着、划着，假如，现在不是我和小姨，而是我和他，那该有多好……那该有多好。
他的头像再也没有亮起来过。网络允许任何人消失，只要更换一个号码。我不愿意这样想，不敢这么承认。
我拿出自己的手机。那个号码早就背出来了。只是从来没有拨通过。我给自己鼓足勇气，手指按了下去。
“我们忘记带一样东西了。”小姨突然走了出来。我取消了发送。
“什么？”
“润肤霜。浑身干燥得都起皮屑了。”她裹了一条浴巾，浑身湿漉漉的。她坐在另一张床的床沿上，把她的腿伸到我这张床上，指给我看小腿上的皮肤。龟背竹。我突然想到这样的植物名字。像极了。小姨的腿又细又直，裹着骨头的皮肤上，已经有了方形、菱形的疹块。她说很痒，平时也会不知不觉地去搔，所以，有一些地方还有伤口，一个小点一个小点，似乎都是出过血的。是一双有疤痕、却依然很好看的腿。它们放在我的眼皮底下。
“没关系，我的包里还有一小管护手霜。北京太干燥了。”我说。
“太好了，你真是细心。”
“需要护肤霜，还需要多吃水果。”
“我浑身都痒。你看看我的后背，好像也是这样。”说着，她转过身子，把浴巾褪下去，整个背祼露在我的眼前。我从来没有这么近的看过一个熟悉的女人的身体。这感觉和在公用浴室看陌生人的身体完全不同。我觉得害羞。她，肩胛骨外凸，脊椎凸出，我用手抚摸上去。顺着脊椎，一节一节的滑下来。
“如果我是男人，一定爱死你了。”
“如果我是男人，就先爱你。你又单纯又漂亮，而且年轻。”
我把护手霜挤出来，凉凉的，一小条，点在她的背上，用手涂抹开。这时，她不断地说，真舒服。
《二十三岁》第四章6(2)
抹完了之后，我帮她把浴巾拉起来。
“我去洗了。”
水不是很热。但没有关系。我已经知足了。我看到自己的小腿、手肘也干燥得不行，似乎一下子老了，我的身体。
我也裹着浴巾出来。按照刚才她的姿势。可是小姨已经睡着了。她蜷缩在被子里，白茫茫的一堆被子，被她紧紧地拉在胸口。还赤祼着。大把的头发散在后面。我一个人拿着护手霜，又走进了洗手间，给自己涂抹。
我和小姨，相差整整十一岁。我观察着我们的皮肤、眼角、嘴角、手掌、小腿……只有在少数的部位，岁月的痕迹留了下来。她的手和脚，明显的干燥、常年不保养的样子，或者，是因为使用过度。制作面具也好、拿画笔也好，还有那沉重的摄影包，对于女人来说，都不是轻松的。那是优雅而又艰苦的。而我呢，我浑身上下都是养尊处优的证明。我想，可能再过十一年，我还是能够保持这样。我不知道岁月和经历是怎样让一个人变老的。关于身体，我充满了自信，充满了遐想。似乎这个瞬间的自己，是永远的。北京让我失去了水分，这实在让我失去信心。
中午退房。是我付的款。我看出小姨有一点不自在。她一个人跑到外面去等我。
“你去哪儿？”我走出来，她问我。我们都穿着带过来的新衣服，看上去精神极了。她的紫色披肩下，是灰色的宽松毛衣，外面罩了一件黑色的风衣，一根带子束在腰间。
“我也不知道。昨天面试了，不过不用着急上班。”
“那跟我去画廊吧。”
“好吧。”
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和她形影不离似的度过了三天时间。
在画廊，她照例和那些人交谈，每天都有新的重要人物出现。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展厅里逛。我又走进了那个黑布秘道，去看那顶天立地的画。
作品名称：失语症患者
作者：斯璇
年份：1994年
尺寸：3M×5M
材质：布面油画
从画面里去搜索一个患者的形象是徒劳的。也许那是内部，灵魂。
我再往里面走。竟然没有了。黑布铺成的秘道到此为止。只有一幅画。我黯然地往回走。
后来又特地去看过几次，在人少的时候，一个人站在黑色秘道里面对这幅画，仰头的感觉是，自己非常渺小。失语症患者压制着我的表达能力。有这种幻觉，所以喜欢一个人在里面待一会儿。
别的作品都很普通，似乎有的还非常哗众取宠。所以到后来，我只看这幅“失语症患者”和小姨的作品。小姨的丰富是无可厚非的。至于有些评论者所说的“民俗”和“深刻”，我倒是觉得不那么明显。
画廊迎来了第一批真正的参观者。圈内人士参加了开幕仪式之后，画展就对外开放了。不设门票。我想这就是小姨没有钱花的原因吧。我把这个过程想得非常简单——一张门票多少钱，一天进来多少人，一共开放几天，那么小姨从中可以得到多少钱……后来我觉得自己很可恶，完全把小姨当作做秀的小歌星了。我真是一个物质的人，是什么潜移默化了自己呢。也许是上海。
有一次我和Serein谈起北京和上海的区别，他就说过：“北京是包容的，其实它本身并不那么宽容，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把这里当作客厅。而上海是开放的，开放的本身意味着进进出出双向的流通，所以它本身并不坚持什么原则，人们也从四面八方而去，想把那里当成舞台。”
所以这也成了我观察北京成分的好时机。这个城市，很大，很杂。我从每一个人的神态、语言当中，丧失了判断力。
张达人天天看到我，都很客气。小姨说过，我是她的“好朋友”。
这天，张达人看我一个人坐在展厅的角落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人不是很多。他走过来和我聊天。
“天天都来？”他走近了，他真的很矮。样子很不好看。
“这几天是吧。”
“晓桐说过你在杂志社工作。”
“我在等着工作。刚刚面试，还没有开工。”
我们说起了那本杂志，张达人果然是认识我们主编的。
“我还和老过说，这两期杂志多上一点儿我们的消息，做点专访什么的。我们提供足够资料，包括一些作品的图片，因为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都有画册的，但是我们这次基本上都拍到了，每一个人的主要作品，都有。”
“那要不我去跟老过说说，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我想自己是很勉强地这么说的。我只想作为一个傻乎乎的参观者，不要负任何责，也不要做任何事。工作需要全神投入，我呢，倒好，整天魂不守舍，胡思乱想。
老过是我们主编的江湖称号。他以前是一个诗人，后来对国画、易经等等产生兴趣。
“当然可以做啦，你和晓桐这么熟，天天形影不离的，做个晓桐的专访介绍不是最合适了吗？”
“真的可以吗？”
“那行。我这就给老过打一电话。”说着，他就掏出手机，找到号码。和老过一通电话。完了，他朝我满足地一笑。
“老过说了，要你明天去一次，他给你安排些作业。”
我笑了。除了笑，真不知道说什么。
《二十三岁》第四章6(3)
“真是的，这么一个人才搁这儿，天天看场子，多浪费啊。”他继续打趣，小姨正好走过来。我们聊起天来。张达人对我们说，下午他让助手小杨把所有的作品册子拿过来，二十个艺术家的资料、评论和作品照片。
果然，下午大约四点半的时候，小杨捧着一大摞资料来找我。我再捧着它们回家。
小姨说她有饭局，不回去了。
小姨不仅没有回来吃饭，而且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我等了整整一夜，只是为了问她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那一堆资料里，我首先看到了那篇文章，写小姨的，英国人提及的。署名是“斯璇”。
而在斯璇的作品照片里，我看到一幅图片，名为《七封印之四》。我上网去查，Serein的图库里，有一张名字一模一样的作品。《七封印之四》。但是画面并不相同，或者可以说，大不一样。照片上的这幅，充满神幻意味，人物逼真，表情肃穆，那匹灰马冷漠高大。而图库里的那幅，却是激|情昂扬，充满红色的血腥，邪恶得让人害怕。
七封印的典故来自《圣经·启示录》。羔羊开启了七道封印，第四道是这样记叙的。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我的兴奋点出现于这个名字，这段启示录。最后，转移到了这个名叫“斯璇”的画家身上。他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同一个标题之下的两幅迥然不同的作品，而且，在文章中，斯璇是沉稳的，但Serein的语言是“突兀”的，神经质的。
我回忆着那天，小姨对英国女子说的话。心里有一种冲动，惊慌地推动着我，我一边挂在网上，一边等小姨回来。
然而她没有回来。也没有找她的电话。(我真蠢。我在网上怎么会有电话进来呢？)一切寂静如死。唯独我如坐针毡。
凌晨三点的时候，我把斯璇的照片一字排开，放在床上，仔细地看。
一共十三张作品。有五张是“失语”系列的，《失语》、《失忆》、《失眠》、《失事》、《失误》。
有三张可以说是“启示录”系列的。《七封印之四》、《七碗》、《泪》。因为我读过那段原文，圣经里说“神必擦去一切人的眼泪。”我猜想这是《泪》的起因。
还有五张是不同时期的作品，不能划分系列。分别是《站在窗前的人》、《雾城》、《雨》、《小女孩》、《花瓶里的风筝》。
在《花瓶里的风筝》这张照片里，右下角，签名和别的不一样。别的都是“斯璇”，而唯独这张，是一串歪歪扭扭的符号。也许是英文。我想我看到了S的字样，虽然其后只是一根细细的笔迹，扭曲着、飘飞着。
凌晨五点的时候，我看他本人的照片。他是一个瘦而高的男人。那是一个侧影，他的手Сhā在裤袋里，脸扭向了窗外。似乎有人在外面叫他，而他并不知道有一个镜头正在框定他。
这就是那天在细长的画廊门口，与我擦肩而过的人。
我一夜未眠。一大早就去胡同里的办公室等老过。我带着一些资料。
老过这次看到我，明显亲热起来。熟人的力量真是不可磨灭。
“刘老师……”
“哎……不用不用。你叫我老过就行。熟人、同事都这么叫。”
“那好。老过。”我接过他给我倒的水。“我想现在就开始上班吧。这次A画廊的活动影响很大。我做几个采访，你看行吗？”
“行行！‘大人’吩咐的，我能不同意吗？”老过开玩笑。把“达人”喊成“大人”。
“要不，我先做一个，您看看行不行。”
“行。你报几个选题，回头我们看看怎么做。”
“选题我已经做好了。”
这下子轮到老过惊讶了。可能在此之前，我们两个都不过是打哈哈，敷衍一下。
这是我在凌晨六点到九点出门前做的事情。现在这份工作对我的意义已经非同一般了。我仔细研究了这本杂志一贯的风格，文字、标题、乃至排版和图片。我的选题策划基本上是照着杂志写的。我相信这几个选题肯定能通过。一共有四个选题。其中小姨和斯璇的，就占了三个。第四个，当然是凑数用的，非常简单，大路货色，垫底用的，也可以稍微分散一下注意力，毕竟还有别的更重要的画家。说是这么说，我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也许他老人家最后就偏偏选中第四个呢？也许我|乳臭未干、毫无经验可言，只配做第四个呢？当他拿着我的策划案看，我竟然在后悔，真不该加第四个以充数。
“这两个都不错啊！”他指中了第一个和第三个。
“那两个都给我吧。”
“先做一个。”
“好。那我就做第一个吧。排在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兴趣较大。”我显得特别坦诚。
第一个选题是访二十五岁的油画家斯璇。圣经主题，以及现代症状。
“不不，先做第三个。徐晓桐是这次的主要人物。你定的视角也不错，听说和她是好朋友。还是先做徐晓桐吧。”
老过把我的策划案还给我。我不动声色。
《二十三岁》第四章7
小姨失踪了。
“徐晓桐不见了！”张达人对我嚷嚷说，“她家的电话没有人接，你知道她有没有别的去处或者别的联系方式？”
我摇头。“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约好了呀。今天下午应该有一个采访的。”
“晓桐要见的记者那么多吗？”
“不多。就是几家而已。但是既然约好了，她就不能不来。而且今天是电视台的文化节目，专门来的，你说这怎么弄呢。”
“我也在找她。等等吧。她不是没谱儿的人。”
“不是？很难说！她一直都是顾自己不顾别人的。”
“有点吧。但是她不是恶意的。”
“那我也知道。不过现在好了，人家都快到了，她连一个电话、一个影子都没有。”
我也无能为力。张达人的两条浓眉都快挤到一起去了。他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一生气一着急说话就多了，一串一串的出来，我几乎都听不清楚。
“达人，要不我回去找找她？”
我一转身，把他留在画廊，自己打了一辆车，直接回筒子楼。
燥热不堪。我把车窗摇下来，让冷风吹吹自己。我敢打赌，现在小姨不在家。她不需要向我、或者任何人汇报自己的动向。这么多年，她一贯如此。她的自由自在，有时，就是对别人的干扰，对别人的漠视。
筒子楼的正午是一个内外隔绝的怪物。明亮得几乎晃眼的光芒丝毫不能进入那长长的走廊。在底楼，我和邮递员一进一出。
正是做午饭的时候。胡老师围着一条花里胡哨的围裙在干活。看见我，赶紧叫她的宝贝儿子从屋子里拿出一个包裹，说她给我们代领了。我谢谢她。看到包裹上捆着很复杂的胶带，封得严严实实。是阿贵寄来给小姨的。我第一次看到阿贵的大名，“吴鑫贵”。求财的名字。
包裹分量很轻。我敢肯定是茶叶。房间里混乱不堪。我找剪刀找了好一会儿。剪刀居然在电话机下面。而电话机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窗台上去了。于是我决定先收拾房间。仔细地叠好每一件衣服，收好每一张纸片，每一个工具。我不知道自己的心里，其实有一种寻找蛛丝马迹的隐秘动力。我扫地、在水泥地上泼水，水一会儿就干了。直到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打扫了，我才停止，觉得自己一夜未眠，亢奋得有点难以自持。
包裹终于打开了，一个密封袋里，深墨绿色的茶叶，一朵一朵的。密封袋一被拉开，那股清香，几乎是浓郁的。
一个人烧了水，给自己泡茶喝。一个多小时的工夫，换来的，不过是一个人孤独的喝茶。
在北京的我，是孤独的。和小姨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会被她的自由自在逼到一个孤独的角落。她其实不需要别人。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孤独，真正的意思，是得不到爱，而非一个人独处。独处怕什么呢？大学的大半时间，我都是在独处中找到丰富的。
下午有三四个电话都是找小姨的。我拔了电话线，也关了手机。上网挂着，让眼睛几乎疲倦得无法转动。
这天晚上，小姨还是没有回来。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遗忘被抛弃的孩子、恋人、母亲、植物、宠物……那样沉默而坚持地，独自守着家。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是因为一只蚊子围绕着我的脸飞。一只在冬天燥热的房间里蠢蠢欲动的大个子蚊子。它飞行的声音真是恐怖，长长的腿脚在降落墙壁上的时候，投下细长的影子。我看着蚊子的时候，是第二天早上五点。灯和电脑都亮着。窗外刮着寒风，风声旋转着，像张着大口的魔鬼。
那天下了大雪。一直到早上九点我都没有再睡着。我决定去找斯璇。小杨给我的资料里包括一份联系表，各自的电话。小杨说，采访谁事先要告诉他一声。我当然没有告诉他。
十点的时候，我洗漱完毕。对着门背后的镜子，梳头、上了一层淡粉，压压晦暗的脸色，以及润唇膏。因为上火和干燥，嘴唇鲜红，其实很疼。我还对自己笑笑，想让这笑容自然起来。我还对自己说话，说，你好，我是××杂志社的记者，我叫栗云。声音干涩，像刚睡醒的样子。为此，我打开音箱，放了一首歌，我跟着它唱，强迫嗓子醒过来。
十一点的时候，我拨通了斯璇那栏的电话。宅电。铃声三下，有人来接。我听到那个声音，克制着自己，用比年龄更成熟的声音，我说：“你好，我是××杂志社的记者，我叫栗云。A画廊的小杨给了我您的联系方式。”
那个声音说：“小杨没有告诉我啊。”
我说：“也许他忘记了吧。”
那个声音说：“那……行啊，你想问些什么？”
“圣经主题和现代症状。”
“哦。”
“请问今天下午有时间吗？”
“下午……行啊。两点半吧。”
“好的。还有，请问你的地址。”
那个声音很疑惑地说：“我的地址？我们在画廊见不行吗？”
“希望多一点关于个人、个性的观察，也许，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来您这里看看。”
那个声音答应了。我们挂了电话。
我太清楚了，那个声音是在床上的，沉沉欲睡、或是恰好被惊醒。哑了的嗓子，说着缓慢的话语……
《二十三岁》第四章8
如果说，小姨徐晓桐是我生命中关于爱情、女人的指引，甚至一个榜样，那么Serein就是我的梦想，一个赌注。我们三个是各自为营的独立体，只有我，实质上依附于她和他，以此为动力建构我的生活。我想我一直生活在虚无里，别人的影子里。
晓桐有自己的生活，还有那由不得别人干扰的工作。她和我迟早是会分开的。本来，我们的共处一室仅仅就是过渡。我不该因为她的离去而感到孤独。因为我的生活，其实一直在等待中拖延，根本还没有开始。
直到这个电话挂上。我坐在飞着灰尘的阳光里，想着一个纸糊的梦，是被套上另一个幌子，还是索性被戳破的好？我和他擦肩而过。我和他在行同陌路。我却因他而来到这里。现在我要去采访他，我有足够的机会，让自己继续在明暗交接的地方观察着他，从而由自己来处理这个梦。
小姨两天的消失，刚好迫使我学会一个人解决问题。想到我们曾经距离遥远，我却能等到她的意见并加以“执行”，现在几乎可以形影不离，却反而只有衣食住行的联系。我苦笑着，摇摇头，别再等她了。她是自由的。
就是那天，我抛弃了我的隐形眼镜，就像某种仪式，跟着它，已经计划好了抛弃很多很多。
打车赶赴那个三环边上的高层时，路过好多个眼镜店。红色黑色的招牌很显眼。似乎就是从那天开始我的隐形眼镜开始让我疼痛的。冷风和阳光，灰尘和熬夜，一起作用，我甚至无法睁开眼睛。我对司机说，往辅路走，我要进去买点东西。
挑了一个店。挑了一副棕黄|色的太阳眼镜。我穿着墨绿色的衣服，背一个墨绿色的双肩包。靴子是棕色的。从店里出来的时候，一切景物都带上一种“往事”的痕迹。
他的楼在一条河的旁边。河水里，太阳的影子是黄|色的。我瞪着眼睛，看着太阳和河消失，一栋高楼底下，冷风猎猎。
我付钱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钱包里只剩下了十块钱。这让我心里没底。似乎在这些年里，从来没有身上只有十块钱的时候。不是说我一直很有钱，只是十块钱会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害怕发生突发事件。即使在Blue River和Love In Night，我都会至少留两张100元在身边，放在牛仔裤的小口袋里，似乎紧紧贴着自己的身体，拿出来的钱，常常都是带着体温，乃至被汗津津的身体捂得又湿又软的。
电梯非常破旧。缓慢的下行。底楼围拢了一群老人。老人们穿着厚重的棉袄，脸上的皱纹是深刻、浓重的，似乎他们的前半生并不是在城市里。这真的是一个我不熟悉的城市。我产生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他们在看着我，怪异地看着我。
就在窄小而压抑的电梯里，我和这些老人紧紧地靠在一起。上到19层。我一个人走出隆隆之响的电梯。首先迎接我的是一排白菜。楼道里的墙壁上写满了乱七八糟的话，地板上的灰尘很多。楼道里的门和窗，有一些是破的，风就那么肆无忌惮地穿进来，贴着地面找一圈，似乎什么都没有找到，无趣，风就再从原路返回。从我的视角去看，那个延伸的楼道，是一个方形的陷阱。有一些灯会亮，有一些不会。于是，整条楼道是一个明灭不定的秘道，前面五米处，还有一滩水渍。水渍也是黄|色的。
在19楼看城市、天空……产生天使的幻觉。这个念头突然窜进我的脑海。我强烈克制自己，不要轻易地去说出“天使”这个词汇。它会让我泄露秘密的情绪。
斯璇打开门迎接我。我还戴着棕黄|色的太阳镜。在我看到他之后，才摘下它。一切“往事”的色彩，转入色彩斑斓的“现实”状态。可惜，往事是被定格的，不会再任由人们篡改。而现实的趋势，却总是难以预料。
“请进。还好找吧。”
“好找的。你说过，就在河的旁边。”
“是。河的旁边只有这么几栋高层。那个……不介意我有朋友在吧。”斯璇说。他的语速很正常，看不出来是一个经常沉默的人。有分寸、有礼貌，也不像在深夜的电话里那么低沉。
我全然无所谓地摇摇头。
“其实你也肯定认识。”说着，他打开了里间的房门。阳光普照的房间突然敞开在我的面前。
“徐晓桐，你一定知道吧。也是这次画展的。”
晓桐坐在床沿，手里正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我们惊讶地看到对方。出于某种默契，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我想，我是被斯璇的手推进去的。我站在门口，他给我泡了茶水。杯子很烫，他用一只手推着我，一边说，进去吧，进去吧，别客气。
就这样，我和我的小姨手里捧着一模一样的玻璃杯。他坐在她的那边。
茶水的味道还没有入口，那份浓郁的香气和苦味就荡漾开。我知道，这是从G岛阿贵的手里寄出的新茶。示爱的茶叶，如今辗转到了我暗恋的男人的手里。
《二十三岁》第四章9(1)
“其实不应该采访我。你还没有采访晓桐吧。”
“是要的。但是这两天大家都找不到她，所以我就先找你了。”
“这样啊。”他去看她，眼睛里有笑意。他的胡子的确没有刮，淡黑色的一片，从皮肤里隐现出来。那么熟悉。
她却没有看他。她在低头吹着茶叶，很烫吗？
她说：“这两天没去画廊。是应该和达人打声招呼。”
“那么索性今天一起做了吧。”我说。我把茶杯放到桌子上。桌子在我的背后。我转身把杯子放在电脑的旁边。我去看电脑。它的桌面上什么都摊着，几张草图，还有ICQ。长长的名单，所有的人都暗着。没有上线的电脑，我和所有的名字是被一视同仁的。ICQ上的名字并非很多，从R开始的人名都需要下拉才能看到。所以Mili的名字，在靠近底部，靠近我的杯子。突然，电脑进入了屏保。细若游丝的火花游荡开来，那是一个礼花绽放的程序，非常漂亮，璀璨，溅落四方。
“屏保真漂亮。”
“我一个朋友做的。”
“你经常用电脑创作吗？”
“以前是……以前是在广告公司的，打工。做平面设计。”
“后来呢？怎么开始油画了？”我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和圆珠笔。我还没有来得及去买采访机。
“后来，发现自己的兴趣点了。油画更放肆，更接近自然。”
我们开始了交谈。我拿出一张写满密密麻麻问题的纸。那就是给老过看过的策划案。大多数问题都是事先写好的。我只需要完成这些问题，这篇访谈就应该可以交差。我不知道小姨有没有看到这张单子。它能证明我是有备而来的，证明和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失语》系列的创作动因是什么呢？”
“创作动因……是体验。曾经有过一段日子，可能很多人都有过。”他沉默了一刻，我抬起眼睛看他。沉默给我理由去注视他。我对小姨视若无睹，其实这很不应该。
“自闭。那段时间，相当自闭。辞职之后，没有理由和什么人去联系。我上网。天天上。怎么戒网都不成。面对机器，和人交流似乎畅通无阻，可是下了网，我走出去，看见别人的眼神都会觉得后背发凉。我不和任何人说话。买东西都去超级市场，宁可多走路，也不多说话。沉默其实、开始是自愿、后来就是被迫的。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压迫我。就想。想自己怎么了。”
“失眠也是这样心境下的作品吧。”
他说是的。
“那么失事呢？失忆呢？”
“那是在创作过程中逐渐递进的想法。那是我第一次处理大型的油画，彻底脱离电脑。所以，很多感想吧。就是这样。”他的被访语言，真的不如网上的语言那么机敏。说话的时候，显得断断续续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花瓶里的风筝》这副作品。你可以谈谈它吗？”
“那是很早以前我画的。刚刚从美校毕业。画油画像是给自己的放假，整天做设计做累了，做烦了，发现还是拿支画笔更加的……随心所欲。”
“它的签名也和别的作品不一样。”
“对。你……很仔细！”他看我的眼神非常坦率。那是对陌生人的坦率。
“是偶然吧。不是刻意研究的。”我说。
“那时签名用自己的英文名字。后来正式画起来了，就用本名签名了。”
“英文名字是什么呢？”
“以前是Serein。S-e-r-e-i-n。”
“我知道。是……太阳雨的意思。”
“哇哦！”他很惊讶。这是一个生僻词吧。“很少有人知道。”这时候他有点孩子气。这真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