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揾工啊？你等等！”

过了一会儿。

“你好，请问你有工作签证吗？”

“有啊，我系working holiday visa（打工度假签证）！”

“那个不行的啦，我们要work visa才可以，你那种签证做3个月就跑路，我们吃不消的。”

我一听，愣了。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是同样的回答，我急了。难道打工度假签证就是个华而不实的摆设？可也没听说有哪位前辈流落街头、客死异乡啊。

>>喂鸟的青年

我学乖了，不再把初来乍到挂在嘴边，因为没有人会因此而同情你，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现实。我也不再主动透露自己的签证类型，我学不来欺骗，只好选择沉默。

一轮电话打完，我开始在市区瞎逛。偶然经过市中心的图书馆，大大的玻璃幕墙上，写着提供免费网络，这对急于找工作的我来说，真是及时雨！当然要进去。里面有不少上网的人，也有读书、看杂志的读者，我想起我的大学时代，那些在图书馆睡觉，口水流到地上的日子。更多的日子里，我是去图书馆打工的：整理书架，值班。直到一次看话剧旷工，然后被开除……

唉，等等，也许奥克兰的图书馆也需要人手！我想到这里，立刻向一名馆员求证，喜出望外的是，他告诉我有图书馆在招人，然后给我一个网站，我点击进入，是一个图书馆助理的工作。我兴奋坏了，仿佛与一个久违的好友重逢，我写了很多字，填满了开放式问卷的每一处空白。这花了我很长时间。

感到饥饿我才离开图书馆，就在门口席地而坐，拿出面包啃了起来。人群从我面前经过，我不用在意他们，他们眼里也没有我这个人。几只麻雀落下来，它们渐渐聚拢，蹦蹦跳跳地朝我靠近。它们的眼神让我觉得挺可怜的，我有点犹豫，要不要给它们些吃的。我一边感叹自己连工作都没有，一边还是把面包屑撒了出去，看着它们啄食的欢快模样，我感到内心平静的喜悦。同样是世上的生命，麻雀只要一点点面包屑就能满足。和它们相比，我已经幸福到可以尽情地享用面包了。

从这天起，我就有了喂鸟的习惯。

喂饱了麻雀和自己，我又开始四处上门找工，但得到最多的答复依然是拒绝。刚开始面子上还挺挂不住的，后来也就麻木了。即便如此，没有工作的事实依然像一座山，冷冷地横在我身前。为了让自己开心一点儿，我决定晚餐要吃顿好的。最终我在维多利亚大街享用了一顿红烧­肉­丸饭，那是种久违的幸福感觉，和厨艺无关，只是有家乡的味道。真是出门在外才会想家，身在国外才会更爱国。

回到肥骆驼客栈，巴士公司依然没有带来好消息，我知道我只能另想办法解决摄影的问题了。夜里睡不着，我又端着电脑，跑到图书馆外的露台上，漫无目的地登陆工作网站。身边坐着几个和我一样蹭网的家伙，毫无顾忌地抽着烟，爆发出阵阵大笑。图书馆对面的墙上有一幅画，画的是一扇窗户，一个女人临窗而立，似乎满腹心事。白天的时候，我觉得女人正在期待美好一天的开始。可现在，我觉得她就像“北京一夜”里的那位等待了千年的老­妇­人，良人不归她不睡。

我忽然怀念起白天的那些麻雀，它们现在肯定睡觉了

>>失败的面试

次日上午，我在约定的时间前往esquires咖啡店。这是个夜班职位，我想了一宿，忽然想通了。

我父亲已经在药店上了10年夜班，没有双休日，风雨无阻。他都快60了，从没怨言。我总是劝他，算了吧，太辛苦，可他不听。为了我，父母提前退休，离开了舒适的小城市，一头扎进大上海的繁华与寂寥。上海可能并不适合他们，只不过我在这里。

我值得他们牺牲至此吗？毕业后的几年，我反反复复地询问自己同样的问题。伴随牺牲的爱总是让人喘不过气，与此相比，现实的压力又算什么。再怎么逃避现实，我还是他们的儿子。人们都说父母的爱无私，但那种毫不在意子女感受的付出，不是自私又是什么呢？

有机会上夜班的话，心里多少会好受一些，我是这么想的，辛苦了父母的辛苦，牺牲了父母的牺牲，并且站在感同身受的立场，也许更能平等地对话和说服他们吧。

就这样，我怀着期待不已的心情，开始面试。

“可以看一下你的工作签证吗？”这家店的主管是个中国姑娘，名叫jo，素面朝天，挺漂亮的。

我翻到签证页，递上护照。她瞥了一眼，还给我。

“你能在这里­干­多久？”

我犹豫了几秒钟，说：“3个月。”

“啊？才3个月？”

我又给她看签证，说：“我是打工度假签证，只能为同一个雇主工作3个月。”

“那很遗憾，我们不能用你，要打出好咖啡至少要学两个月，我们刚刚可以用你，你就要走……”她露出十分为难的神­色­，“你的简历很不错，我们可以给你培训。但是这种情况实在是不行。”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心情的起落，已经距离成功那么近了，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

但我很快振作起来，和她用力握手表示感谢——我是真的很感谢她，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她是第一个对我做出肯定评价的人。也许她只是客套或者表达安慰，但对我来说，一点点鼓舞就意味着莫大的力量。

出店门的时候，之前­阴­沉沉的天空开始下雨，雨势迅速地转大，人群在骤雨里慌乱地奔跑，我迈着悠闲的步伐任凭雨水洒下来，想借此令内心安静。不知不觉，再次来到了图书馆门口，今天的图书馆一反常态，响亮的歌声穿过厚厚的玻璃流淌而出，我愈发好奇。进去才知道，今天是某个音乐节，图书馆的舞台上有两个年轻人在边弹边唱，他们自得的表情，仿佛拥有整个世界。而图书馆居然能放声歌唱这件事，也让我大开眼界。我一边听歌，一边上网，顺便给一个朋友在网上留言。

在这天下午就要结束的时候，我通过报纸上的招聘信息，获得了一个试工机会，是北岸的一家日本料理。接电话的男子名叫安迪，有中国东北口音，岁数比我大不了多少。

“做过帮厨吗？”

“没有。不过我可以学，我很能吃苦的。”

“这个……”

我知道对方在犹豫，立马急了，言辞恳切几乎感动自己。最后他说：“你别急，你的情况我知道了，当初……我也是这么过来的。这样吧，你下周一早上来试试，我和老板说，争取让你留下来。”

说到“当初”二字，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也许是想起了一些往事。新西兰是个异乡，我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染上和遗忘乡愁的早晚罢了。

夕阳西下的时候，天空异常明朗，云仿佛都是透明的。奥克兰的天气真的就像人们描述的那样，如同孩子的脸。我信步来到皇后街位于市区尽头的渡轮码头，那儿景致绝佳，好的风景真的能够改变心情。在码头，我看到一个胖胖的亚裔男孩，无所适从地晃荡，后来他一直茫然地望着某个方向。我当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简直就是旅途中的至理名言。可惜他不是个姑娘，不然我想的必然是另一句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我上前搭讪：“你好啊，兄弟。”

“你好。”他有点紧张。

“听口音，你日本人吧？”

“对啊。”

“幸会幸会，我叫吴非，可否请教尊姓大名？”我改用日语问他。

“敝姓田中。”

“那，田中桑，你为啥来新西兰？”

“我被公司开除了……”他脸上微微有落寞的表情。

“这么惨？为什么选新西兰啊？大老远的。”

“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我心想这小子也有点意思，为了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理由居然飞过了大半个地球。能够跟着感觉大步走，也绝非普通人能­干­得出来的事。无论结局如何，至少追随感觉的过程，通常是愉快的。

“不过我也没比你好多少，已经快没钱度日了。这不，找了两天工作了，还没摸到门呢。”

我们对望了一下，然后都笑了。他的笑像个高中生，腼腆、单纯。

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通，最后我问：“我说田中，你有什么理想啊？”

他眨巴着小眼睛，想了半天，说：“我要做个有钱人！你呢？”

“我要写本书，随便什么书，不然人生也太没劲了，”我说，“看来咱们都是有理想的人，一起加油吧！”

从小时候开始，当被问及理想的时候，多半会回答科学家或者飞行员这些看上去很酷的答案，却并不知道那些职业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生活。

直到我们在现实的大河里泅渡，并且离幸福越来越远，我们才重新开始考虑要做些什么才能够让人生更有意思，可往往已经力不从心。让一个无所作为的人去看他年少时的理想，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加悲壮的事吗？喜欢的《俾面派对》里，有这样的歌词：

似为名节做奴隶

种种方式的捆绑

请柬一出怎抵挡

想出千般的推搪

明日富贵与闭翳

也要靠你俾下面（给点面子的意思）

我总是担心自己有一天要为了名利背弃理想，所以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不赶紧做些什么，恐怕这辈子都没法原谅自己。

复旦校长在2009年新年寄语中说过这么一段话：……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这个词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从哲学上来讲，理想主义带有彼岸­性­，你可以尽可能地逼近这个“彼岸”，但是你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它“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如果没有它，就无法照亮“此岸”。

这段话一方面给追逐理想提供了更加坚强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理想的尽头不过是新的理想，唯一的选择是不断地自我超越。

这些话我当然没有和田中说，毕竟语言不通。但是每当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时候，我就用它来鼓励自己。

最后，也不知道是谁提议，我和田中一起对着海与天的尽头高呼“努力，奋斗！”把这些年的积郁一股脑儿都倾泻出来，真是要多痛快有多痛快。几只海鸟扑扑地拍着翅膀，在路灯顶盖上看着我们。

>>突然而至的工作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女孩的声音。

“是吴非吧？”

“对，您哪位？”

“我是萨尔马，看到你的留言了。”

“哦……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呢，我都准备滚蛋了，再晚一步，你的书就拿不到了。”

“哈哈，抱歉，我不常上网的，那咱们明天约个时间见面吧？”

“好啊，吃完午饭，在天空塔一楼见面如何？我顺便介绍两个朋友给你认识。”

“没问题。”

萨尔马是一个女孩，和我一样是打工旅行的。她比我早几个星期到达，一次在网上聊天，她请我帮忙带一本中文的高等数学。高等数学，我在复旦拼死拼活地钻研，毕业5年压根儿没用上，没想到却在新西兰救了我一命。

秋天的夜黑得早，6点多的海面，已经被霓虹灯染得五光十­色­。我和田中悠闲地从一条马路逛到另一条马路，不去想明天、后天、大后天……打工度假的每一个瞬间都像这样无忧无虑该多好啊。

分别的时候，田中问我：“非桑，明天你有什么计划？”

“哦，我明天要去北岸试工。对了，是一家日本料理店！”

“哦，”田中说，然后他憋了半天，竟然又冒出一句，“我和你一起去吧。”

我当时的反应和各位读者一样，我被雷到了。此人心血来潮的功力和我绝非同一层级。

“后天早上8点，我在码头前面的车站坐车去北岸，如果你愿意，就一起去吧……”

这便是我俩最后的对话。如果有重逢，他会不会带着装满日元的麻袋，眨巴着小眼睛，面带天真的笑容，朝我走过来呢？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和萨尔马在天空塔见面。她是穆斯林，我很容易认出了她。同行的还有她的朋友乔安娜。萨尔马在新西兰的开局比较顺利，不仅有了工作，房子也搞定了。有趣的是她租房的经历，当时她在一家饭店吃饭，她后来的房东走进来大声询问有没有人要租房。于是他们一拍即合。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只是特别幸运”。萨尔马也给我带来了幸运，所以我相信她的幸运不是偶然。

她一看到我，就高兴地招呼我入座，然后塞给我一个白­色­塑料袋。

“你千里迢迢帮我带书，我没什么好东西，给你带了点吃的。一些泡面和零食，别介意哦。”

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见面礼了，两天下来，面包和水已经快要让我口中淡出酸水了。我忙不迭地递上此行的终极货物：高等数学教科书。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不久萨尔马的另外一位朋友乔丹也到了。

“这就是我跟你提到的找工作的朋友，吴非，”萨尔马为我们相互介绍，“这是乔丹。”

“你想找什么工作？”他问我。

“都可以。”

“做过木工吗？”

“没有。”我实话实说。

“我也许可以帮你找找这方面的工作，木匠在新西兰的需求很大，我就是­干­这个的。”

“可以马上工作吗？”我问道，这是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可能要等一阵子。你想马上工作？”

“对，越快越好。”

“他的钱快花光啦。”萨尔马在一旁Сhā嘴。

乔丹一思索，说道：“我帮你联系一个朋友，是个工头，现在应该有摘猕猴桃的工作。我以前在他手下­干­过，他人不错。”

他立即开始打电话，我竖起耳朵，希望出现了。

挂了电话，乔丹说：“明天工头家刚好有人来奥克兰办事，你下午可以跟他的车回奥波蒂基（opotiki）。”

“然后我就可以上班了？”

“对。”

我仍然不敢相信，漫长失落的两天，居然以这样戏剧化的方式逆转。

乔安娜说：“那我们走吧。”

她起身，和几位身着制服的天空塔工作人员打过招呼，带领我们进了电梯。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她就在这里工作，而我也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免费登上天空塔的机会。

电梯开始无声地上升，很快便到达了360度的观景平台，奥克兰的全景在我脚下一览无遗，更远处，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海洋。

乔安娜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视野中的景物，从奥克兰大学的钟楼，到顾城自杀的岛屿……我却走神了，各种无意义的声音从我耳边飘远。原来，如孩子的脸多变的，不只是奥克兰的天气，还有人的心情啊。无论多大的困苦，都有可能在下一秒消散的。身边的人凝视着远方，他们不会知道两天前，有一个男子，他囊中羞涩，饥肠辘辘，从天空塔底楼灰溜溜地逃走。而这个男子，现在就站在他们身旁，眼睛里倒映着相同的风景。在后来打工度假的日子里，当我觉得累了，就会想起这一刻，然后获得坚持下去的力量。

这天晚上，没有心理包袱的我甩开膀子和肥骆驼客栈的几位室友彻夜长谈。

“我们那儿的部队里，可不都是聪明人……”

“我们国家有鲜花盛开的沙漠，还有乱吐口水的山羊……”

“我这两年打工度假只有几天没工作，工作嘛，不难找的……”

“中国字很难学的，放弃吧……”

德国人、瑞士人、智利人、中国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但我们的年轻和对这个世界的向往没有区别，我们聊啊聊啊，天南海北，不知疲倦。

我开始觉得世界真大。星期一早上，我搭乘d2巴士前往北岸的日本餐厅试工。安迪告诉我餐厅位于写字楼群里，很好辨认。顾名思义，北岸位于奥克兰以北，从市区到北岸需要过海，巴士行使在跨海大桥上，海面上金光万点，太阳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下车后，我发现马路对面有几栋高楼，剩下全是大片的绿地和民宅。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写字楼群”？我将信将疑地朝约定地点移动，很快就遇到了面带笑容的安迪。

他将我带到一家不大不小的日本餐厅，厨房里已经有人在忙碌着准备中午的寿司和天­妇­罗。因为之前工作的原因，我对日本料理有特别的好感，此时我已经跃跃欲试。

“你在厨房等一下，老板在和客人说话，”安迪告诉我，“一会儿好好­干­。”

于是，我便饶有兴致地看厨师们洗、切、煮、炸，同时想象自己在厨房大展身手的模样。感觉这工作还挺带劲儿的。

没多久，老板进来，冷冷地瞥了我一眼，然后把安迪喊过去，小声嘀咕了一番。

“不好意思，老板说这地方已经不要人了，”安迪回到我身边，有些尴尬地说，“不过他在市内还有一家店，一会儿带你到那边去。”

我无所事事地又在厨房消磨了一会儿，便跟着马来西亚老板上车了。在车上，他似乎有些谈话的兴致，说起她的女儿，和我年纪相仿，在加拿大打工。

“年轻人啊，有闯劲儿，想出来看看世界，我就随她去，不过工作还是要勤力。”他的重点显然是最后那句话。

“那是，那是。”我附和道。

市区的这家餐厅比北岸要大不少，我麻利地换上制服，便进入厨房。和之前的小而有序厨房相比，这个厨房显得拥挤混乱。不大的空间里，居然有将近10个人在忙东忙西。老板给我安排了一个前辈，说：“教教他。”

“你，把那包肠粉拆开。”那人一边忙着手上的活儿，一边吩咐道。

我心想，我连工具在哪里都不知道，拆啥？拆完了又要­干­吗？我傻傻地站在原地，周围的人都当我不存在。曾经很向往电影《海鸥食堂》里那种温暖、安静的氛围，但现实的厨房生活一点儿都没有电影那么浪漫。

我勉强­干­了一会儿，然后问老板：“今天算上班吗？”

“今天？”他一脸意外，“先试两三天再说。”

我等不了那么久，看来是时候离开奥克兰了。他不置可否地看着我脱下制服，走出餐馆。

正午骄阳下，有几只麻雀在路边散步，我记起了图书馆门外的朋友们。对它们来说，所谓成就感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被迫离开奥克兰的我，渐渐能够体会到一种不甘心和挫折感，即使可以在别处找到工作，但留在繁华的奥克兰这个愿望落了空。那些被迫离开北上广的年轻人，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踏上归乡的火车呢？

我忽然想起还有件事没做，就掏出手机，给安迪发短消息：“安迪大哥，我打算去奥波蒂基摘猕猴桃，虽然没有留下来和你一起工作，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关照。”

他回我：“那地方有很多黑工头，千万小心，有事打电话给我，我来接你。”

奥克兰到奥波蒂基来回10多个小时车程呢，真太爷们儿了！我感动得不知道回什么好。正是遇到了安迪这样的好心人，才让我对跌跌撞撞开始的打工度假更有信心。我一直有种感觉，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付出正在一去不返地减少，这其中的原因太多，比如自顾不暇的人生或者世风日下的浸染。而在新西兰，我暂时不那么悲观了，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美好和简单的人际关系。

下午2点，我在天空塔下等一辆轿车，工头的朋友崔哥将载着我奔向梦中期待的猕猴桃果园。在国内，我无数次地想象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散生活。一次在德国出差，轿车奔驰在广袤的、绿油油的原野上，我跟同事讲，我的理想就是当个农民。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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