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政局混乱，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支援。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朝鲜有事，作为“天朝上国”，当然不能不管，清政府当即派遣吴长庆率庆军6营入朝平息事变，袁世凯被委派负责前敌营务处。袁世凯作为一位年轻的文职官僚，初涉军务，办事却很有胆略，有机变，有权谋。这一职务给了他充分的机会，他面对行伍出身的骄兵悍将，整饬军纪，毫不手软，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才干和价值，并赢得了吴长庆的信任。从此，他的仕途一帆风顺。1884年5月，清政府调吴长庆率3营回国驻防，另3营仍留在朝鲜，袁世凯被委派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开始直接掌握军权。
袁世凯的才干并不是和道德联结在一起的，而是和权谋联结在一起的。《战国策》里苏代说燕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政治人物大多重权谋，轻道德，自古如此。袁世凯掌握军权后，开始疏离吴长庆，怠慢同僚，遇事张扬，并且直接向淮军首领、直隶总督李鸿章接洽投靠，引起吴长庆的反感。特别注重人格修养的张謇，实在看不下去，联合同僚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责备他的种种不是，最后说：希望你平心静气一个月不要出门，把以前我们劝你读的为人处世的书仔细读读，对照着自己去做事。不要以为天下的人都是傻瓜，不要以为天下的人都很软弱。你要脚踏实地，痛改前非，才能对得起你的叔祖父、你的堂叔和你父亲的好名声，才能符合吴长庆对你的器重和期望。那么，一切的好事善事就会跟着来了。
从此张謇和袁世凯绝交，不再来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謇在吴长庆病死后，不愿意投靠李鸿章，坚持走科举的道路，1885年中了举人，又经过10年的折腾，1894年终于考中了状元。不久甲午战争爆发，张謇终于明白，科举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对做官也不再发生兴趣，决心在民间为国家、社会经营实业和新式教育，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成为中国第一代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大生公司的领袖。而袁世凯则在仕途上扶摇直上。
袁世凯读了张謇他们的信，并没有什么悔悟之心，依然故我，用智慧，用权谋，立功立名。1885年，他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被委任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他两次被派驻朝鲜，处理朝鲜事务，都得到了实际事务的锻炼，开阔了眼界，也在朝廷大臣中赢得了声望，尤其得到李鸿章的重视和赏识。甲午战争前夕，他机敏地称病离开了朝鲜，在东北负责后勤供应。他办事井井有条，又赢得了上级的夸奖，为他的事功奠定了基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割地赔款，李鸿章也被解除了直隶总督的职务。问题是，中国在战争中，主要的军队，淮军和湘军都失去了战斗力，国家没有了国防力量，必须重新组织军队。袁世凯因祸得福，以他的才华和官场的经营，获得了重要的机遇，受命在天津小站这个地方编练新军。当时，中国新式军事人才十分匮乏，新式的军事学校刚刚开始建设。袁世凯在朝鲜的锻炼和学习，使他比一般人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知识。中国的传统仍然是文人带兵，湘淮军的带兵将领，主要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地方上的士大夫，其中很多是穷苦的读书人，学习武术骑马，组织军队。而袁世凯正是出生在这样的世家，自己虽然连个秀才也不是，但在军中仍然是个文官。他以文人而知兵，符合中国的传统观念，可以得到提拔。袁世凯也向清政府呈报了他草拟的《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主张仿照德国军制，编练新军。别小看了这一些，当时还没有几个人能草拟出来。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奉命到达天津小站，接管新组建的定武军，改名新建陆军，开始操练。后来这支军队就发展为北洋六镇新军，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袁世凯成了这支军队的家长和领袖，这支军队也成了他的财产和政治资本。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变法，受到慈禧太后的阻挠，光绪的帝位也受到威胁。袁世凯思想新颖，同情变法，练兵又卓有成效，受到维新派的重视。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希望策动袁世凯发动兵变，拯救光绪皇帝。9月18日，谭嗣同秘密访问袁世凯，动员他“勤王”，也就是用武力保卫光绪，击败慈禧保守的政治集团。袁世凯当面慷慨地答应了谭嗣同的请求。但事实上，袁世凯依然依附当朝权贵，辜负了维新派对他的信任，并没有起兵勤王，坐看慈禧回到城内的皇宫，控制了光绪，策动了政变，并且把维新派的密谋告诉了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他的官运当然就畅通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奉命到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尽管国家经受了八国联军的侵略，袁世凯却因为机敏处理复杂的政局，赢得了更高的声誉。李鸿章临终前向清廷保荐袁世凯：“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才，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袁世凯的。这是多么高的评价，李鸿章是在推荐他的接班人。1901年，袁世凯就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实授。因为加封太子少保，所以又称袁宫保。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清廷的权力衰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权力最重的职务，国家精兵强将和大量新式经济事业都归属于北洋大臣名下。一颗政治明星终于在晚清昏暮的岁月中升起了。他的政治生命直接延续了李鸿章洋务派的事业，这一派系的政治思想和变革，延续了传统，局限在现存的政治体制之内，已经落伍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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