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又是民族主义的创始人，他首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反对“汉民族”的小民族主义，提倡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什么叫大民族主义呢？就是“合本部属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也”（梁启超的意思是针对革命党人的反满民族主义的，所以，他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也就是中国国内各民族要集合为一个大民族，参与世界的竞争，反对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对华侵略）。在留学生中，也产生了“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认同意识。西方的nationalism一词，可以翻译成民族主义，也可以翻译成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上，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为现代国民国家的观念所取代。中华民族是中国国内各民族的集合体。梁启超正是国民意识的提倡者，国民才是国家的主体，“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就是说，国家不再是皇帝的私产，打破了传统的家天下观念。现代的民族主义，对外反对列强侵略，对内反对君主专制。

梁启超在经济政策上，反对土地国有，反对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主张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中国的士大夫一向是看不起商人的，只有小人才谋利，君子是不贪财的。梁启超大力肯定了资本家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认为“企业家”既掌握着生产的枢机，又掌握着分配的枢机，承认了谋利的合理­性­。他对国家财政、金融、货币政策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虽然大多是学习的作品，但浩繁的著作，在短短十多年间，不是天才也是写不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不能靠剪刀和糨糊，更不能靠数码技术，只能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

梁启超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人才，对于文学和史学的现代变革，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学术史来说，同时代的中国人，没有第二人可以和他抗衡，也凸显了中国缺乏现代人才。

梁启超在同盟会成立后，和革命派的机关报《民报》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他不赞成革命，主张和平的改革。他批评了革命派种族革命（即排满）的狭隘理论，强调中国的问题是改变君主专制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种族问题。他不赞成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的结果，只能得专制，而不能得共和。他认为，国民有立宪的迫切要求，就能实现立宪；国民如果没有这个迫切要求，运用暴力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认为，革命必然引起列强的­干­涉，给列强以灭亡中国的机会。他不赞成当时中国实行共和制度，因为中国国民还没有自治的能力，也就没有共和国民的资格。共和政治是议院政治，议员要有批判政治的常识，国内要有完备的政党，而中国都还不具备。中国这时产生的议员，不是顽固的老一辈，就是一知半解的新进青年，如果有政党，也支持不了一年之久。如果实行共和的议院政治，只能引起国家的混乱。

所以，梁启超的基本主张，就是和平的改革，通过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他在《开明专制论》中申论说：使用权力束缚人一部分的自由，叫做“制”。根据这个定义，我们研究如何运用这个权力，运用得好的、善良的叫做“开明制”，运用得不好的恶的，叫做“野蛮制”，以专断的、不好的、恶的方式运用权力，叫做“野蛮专制”，以专断的、好的、善良的方式运用权力，叫做“开明专制”。国家为什么很重视这个“制”呢？因为对内可以调和竞争，不使社会分裂，对外可以展开竞争，维护国家的利益。二者是互相利用的。所以，我们可以统一起来说，国家立“制”的­精­神，运用权力是遵循上述的­精­神的，就是好的、善良的，运用权力是违反上述­精­神的，就是不好的、恶的。

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虽然失败，但他说的很多话，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对的。他错在哪里？他自己也说不清。此外，国内外主张改良、立宪的人士，为了国家利益，在教育、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改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都是为国家增进的宝贵财富。这些工作，革命派当时基本上是顾不上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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