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一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终于得到光绪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要知道，维新派的民权主张，当时还只是少数人关起门来说的悄悄话，在变法的措施中是没有的。仅仅是一些官制改革，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的主张，就得罪了慈禧太后和她周围的顽固派大臣，光绪皇帝的位置也遭到威胁。袁世凯答应维新派勤王的要求后，9月20日，光绪召见了袁世凯。但慈禧已经于19日从圆明园回到了城内的皇宫，监视着光绪。21日，慈禧即宣布恢复训政，幽禁光绪，下令捉拿康有为。袁世凯没有进行勤王，回到天津后见风转舵，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和维新派。这次政变，维新派六君子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梁启超和袁世凯也从此结下了怨仇。

这是中国第一代士大夫的意识形态觉醒，因此，也不免显得幼稚而无力。他们只是在士大夫的小圈子里进行动员，除了依靠皇上以外，找不到什么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儒学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在中国沉积了两千多年，厚厚的尘土，靠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几个人，拿着一知半解的新学、西学知识，又怎能扫得掉？后来的立宪运动在国内的领袖张謇，当时正在北京，对于康有为的变法感到很是奇怪：“见其（指康有为——引者）仆从伺应，若老大京官排场”，“在京闻康有为与梁启超诸人图变政，曾一再劝勿轻举，亦不知其用何法变也”。失败也就无法避免。康有为自此事变，对光绪皇帝感恩戴德，在海外组织保皇会，把自己包装成当代的孔子，所以别人就讥讽他是“康圣人”。 实际上成了一个书呆子，一个老古董的“圣人”，他在政治舞台上还能发挥作用吗？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一度倾向革命，与孙中山合作。但遭到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反对。流亡海外的维新派组织了保皇会，甚至策动了勤王运动，企图以武力推翻慈禧的统治，支持光绪恢复皇权。但没有成功。此后，梁启超适应形势的变化，和他的老师开始分道扬镳，不再热心保皇。他也没有真心实行革命，和孙中山也发生了冲突。他开始热心地提倡君主立宪制，反对革命运动。不过，他在日本努力学习，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步骤，对国家面临的形势，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有价值的研究，很有创获。他是中国现代启蒙时期，传播西学的理论家。至于中国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研究还谈不上，中国连一个完备的大学都还没有呢！因此，除了准备做官的士大夫以外，连现代知识分子都没有，只能由传统的士大夫通过自学来更新知识。

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先后创办《清议报》（1898年12月－1901年12月）和《新民丛报》（1902年2月－1907年11月），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和政治主张，进行启蒙思想的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时，他只有25岁，年纪轻轻的。日本的文字，主要是汉字，不会说，却可以看。和有文化的日本人交流，只要大家写汉字，就能懂。现在的日本文字，片假名太多，就无法交流了。更有趣的是，日本以往的重要文献，是用中国的古汉语写的。 虽然后来兰学（西学）盛行，还是有人把西文翻译成古汉语，给日本人看。梁启超看了，只要拿来抄一遍，改几个字，就可以介绍给中国人。所以，在日本学西学，比在中国方便多了。怪只怪中国人太保守，真正学懂西文的人太少，即使有懂西文的人，也未必有社会地位。梁启超在日本拼命学习，他的思想也只是在求索过程中。因此，他常常为时局和学识所驱使，改变自己的主张。他后来总结自己说：“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成熟的见解，往往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原来的主张。其实，这是个时代的特征。我们不应该否认他的影响力和探索­精­神。

梁启超早就主张开发人民的智慧、开发绅士的智慧、开发官吏的智慧，也就是国民的各阶层培育起现代­精­神。所以，他主张国家要自我强大发达，就一定要多多翻译西方的著作，学者要建立独立的人格，一定要多多读西方的著作。他在日本时期，就大力介绍西书和西方学说。他发表《新民说》，批判当时中国人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也就是缺乏现代意识，极力提倡国民的国家观念、权利义务意识，去除奴隶思想，争取自由，“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具有普世的价值。尽管他说的自由，主要是团体的自由，遵循法律的自由，政治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但对于闭塞的中国人来说，已经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影响了一两代人的思维，延续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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