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梁启超，生于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他的家乡在西江出海口的岛屿上，民风淳朴而强悍，慷慨好义，不谄媚、不屈服。梁姓在当地是个大族，他们家是个能够温饱的耕读世家，祖父中过秀才，当过县学教谕。耕读世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人才从基层崛起的温床。他们懂得民情，既吃得苦，又能接受文化教育，通过科举考试地位上升之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梁启超在祖父、父亲的影响和直接教育下，从小聪明好学，有“神童”的美誉，12岁就中了秀才。当地的读书人重视学问，不好虚名，对梁启超的成长很有影响。他中了秀才之后，有资格进入广州学海堂读书，这是传统的官立学校，但这所学校重视汉学（儒家经典的考据学）、史学、诗词以及宋学（理学：包含有哲学和人生修养）。因此，梁启超并没有去死死钻研应付科举考试的那一点点学问和套路，而转向去学习传统的中国学问，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国学”。尽管梁启超对科举技术不太重视，但他毕竟聪明过人，1889年17岁时，又中了举人。中了举人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了，在家乡也就是个绅士，有种种特权和优惠，成了人上人了。当时，康有为还没有举人的资格，从社会地位上说，还没有梁启超高。不过，真正有学问的，并不是中了举人的梁启超，而是已经32岁的康有为。一幕好戏出台了，举人竟然拜秀才为师，梁启超景仰康有为的学问，不顾世俗的偏见，愿意跟着康有为学习。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生，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79年，他开始阅读翻译成中文的西书，并且游历了香港，看到了香港在英国人治理下发生的变化。从此，他大量购买和阅读西书，钻研西学，开始提倡变法图强。1890年间，梁启超因为自己有了功名，而且对传统的“训诂词章”很有修养，沾沾自喜。社会上神童的美誉，也让他目中无人。所谓少年狂，就是这种人的典型心态，其实学问的根底还很浅。因为偶然的机遇，经朋友介绍，有一天他去拜谒康有为，从早上一直到晚上，经过了6个时辰、12个小时的谈话，听康有为把传统的旧学问批得一无是处。康有为独创的理论、开阔的视野、丰富的西学知识，听得梁启超“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把自己的自大狂一扫而空，于是“屈尊”拜康有为为师，自此成为康的得意门生。从1890年到1894年间，他一方面跟随康有为学习，一方面也参与了康有为的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的编写工作。在这些著作中，康有为假托孔子的主张，来提倡现代向西方学习。从此，梁启超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骨­干­。他一改八股文风，以清新通俗、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成了康有为学说的宣传鼓动家。“康梁”成了一个名词，就是19世纪90年代末那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和代表。

中国老一代的变革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搞的洋务运动（或称自强运动），重视的是西方的技术和物质文明，并不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文化比中国先进。尽管中国与列强每战必败，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很难扭转。除了几位前卫­性­人物的探索之外，真正提出要向西方的政治文教制度学习，就是从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始的。

1894年，即甲午年，日本对朝鲜、中国发动侵略而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在战争中溃败。“天朝上国”、“同治中兴”这一类自大的话语，竟然被小小的落后的日本一扫而空。空前的民族屈辱使中国人放下了自大的心态，也激发了变法图强的要求。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动员了各省在北京的举人1000多人，联名上书给光绪皇帝，要求拒绝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和约，迁都、练兵、变法。别小看了这次上书，皇权神圣的等级制之下，要把他们的上书送到皇帝手里，还很不容易。康有为的主张是几经周折，才逐步为光绪所了解。光绪不愿意成为亡国之君，才希望尝试变法。至于究竟要变成什么样才能救国，他也懵懂得很呢。此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通过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中外纪闻》）、主持《时务报》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897年，梁启超到长沙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培养了一批新进青年。后来的护国运动的名将蔡锷，就是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的高足弟子。梁启超广泛地宣传民权、平等思想，抨击君主专制，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即提倡新学，反对旧学。主张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师生们在学校里放言高论，肆无忌惮，热烈奔放，流传到了学校之外，却不得了了。这些离经叛道的话，激怒了顽固保守派，他们要起来保卫孔子的圣教。在中国社会里，这小小的一点点启蒙竟然都那么难！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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