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根据和谈协议，选举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仍然是17省一省一票，以全票当选。在祝贺袁世凯当选的电文中称赞他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袁世凯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他面临着孙中山给他出的难题。他不可能离开他的权力基础、他的军队和地盘。当时的革命党人还理解不了中国的政治现实，但到了袁世凯死后，对于军队和地盘的经营就成为社会的常识了。袁世凯迟迟不肯南下，糊涂的参议员们竟然主动通过了定都北京的决议，引起了孙中山的震怒，黄兴甚至扬言要派兵捉拿那些同盟会的议员。参议院不得不重新开会，作出了定都南京的决议。但袁世凯是不会上这个圈套的，一再拒绝南下就职，张謇也在为他出主意。孙中山派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宋教仁也是使团成员，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导演了恐怖的一幕兵变，但变兵假戏真做，在京津保定一带烧杀抢劫，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甚至威胁到专使的安全。书生气十足的蔡元培、宋教仁相信了袁世凯的说法，他必须在北京坐镇，否则北方的安全无法保障。专使回南京报告后，孙中山也不得不同意定都北京。

袁世凯心满意足，3月10日在北京根据南京方面的要求宣誓就职：“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袁世凯牢牢地控制住他的地盘，对于孙中山会制订一部什么样的宪法，暂时不予计较。南方革命党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袁世凯就任总统一职仍然不太放心，但孙中山安慰他们说：“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也不能改。”当时的共和主义者，一个个书生气十足，不知道宪法是要由人去执行的，也是可以由人去破坏的，甚至宪法也是可以用来骗人的。问题在于，社会生活有没有养成共和的习惯，有没有形成保卫共和的社会势力。如果没有，宪法最终就只能是一纸空文。这也难怪他们，他们那一代人刚刚开始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学习，还搞不清楚是怎么­操­作起来的，到了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他们都很年轻，对于共和政治和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更是毫无经验可言。袁世凯是经验主义者，他重视的是实际利益，没有必要去理睬那些理论教条，宪法问题可以放到权力巩固以后再说。

孙中山作为临时总统，主持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并于3月11日公布实施。但据说，《临时约法》的具体条文，只有一句是属于孙中山的，那就是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国家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制，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由革命党人单方面制订的宪法，着眼于新的权力分配。《临时约法》采取了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显然，为了制约袁世凯，给予了议会和内阁很大的权力。《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第四十五条：“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国务员的副署权，就是责任内阁的立法­精­神，行政大权不在总统，而在内阁。但袁世凯是一个掌握实际军事行政大权的人，他能做一个高高在上的虚名总统吗？不过，袁世凯对《临时约法》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不必在条文上和孙中山纠缠不休。况且，《临时约法》只是过渡­性­的法规，正式国会召开后，必须制订正式的宪法，后面还有应付的手段。既然如此，在表面上各方面已经没有分歧，统一的中华民国就可以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有效地运作起来。

当然，客观的形势并没有如一些革命党人那样乐观。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梁启超仍然主张君主立宪，他搁置了与袁世凯以往的恩怨，决心与袁世凯合作，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他曾向袁世凯建议召开国民会议，来安抚革命党人。袁世凯组织内阁时，也任命梁启超为法律副大臣，但梁启超没有接受，袁世凯一再写信给他，希望他回国帮忙。梁启超相信，只要袁世凯和他真心联合，天下事情就可以大有作为。他观察形势后以为，不出三个月，国民就会厌烦革命造成的破坏，到那时候，他的主义就可以实现。他还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来因应局势的变化。但革命的发展，共和已成大势所趋。在南北和谈即将成立的时候，他开始改变态度，接受共和。同时，他开始和国内的同志合作，进行组织政党的活动。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后，梁启超发去了贺电。2月23日，梁启超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详细地论述了他对今后国家政治的规划，其中说到核心的政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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