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在中国，一定要参考实行开明专制的政治意向，否则没有办法达到国家的有效治理。开明专制和现在实行的共和国的服从舆论，从道理上说是相反的，但在共和国你如果不是在表面上服从舆论，就不能够在实际上施行开明专制。您是很高明的人，其中的关键问题，您一定考虑得很成熟了，用不着我来啰嗦。那么，您想在表面上是舆论的仆人，而暗地里是舆论的主人，用什么办法呢？那就是访问集合国内有政治常识，又喜欢进行政治活动的人，有礼貌地把他们征集过来，成为自己一党的人。今天，国内活跃在政界的人士，大略可以分成三派，一是旧的官僚派，二是旧的立宪派，三是旧的革命派。旧的官僚派，是您所一向笼络领导的，除了一些无能的没有道德的人一定要淘汰之外，其余优秀的人，大都有很丰富的施政经验，他们应该是行政部门的中坚人物，如果让他们进入立法部门，要他们进行辩论，来竞争胜利，实在不是用他们的长处。以您现在的地位，领导行政部门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最应该留心的，就是怎么样博得立法部门的同情和支持。这个办法，却是不能不在旧官僚派以外来寻找的。旧的革命派从今以后，会分成二派，一派是纯粹感情用事的人，他们是始终不能够和您合作的，以后政府稍稍整顿秩序，严肃法治，他们一定会纷纷起来责问，但这一派人的­性­质，只适合搞破坏，不适合搞建设，他们在政治上的活动，一定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他们的人数有时多，有时少，没有规律，即使人数很多，也不可能集结成有秩序的政党。政府对待这些人，不可以用威力压迫他们，用威力压迫，反而会刺激他们，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也不可以迁就顺从他们，迁就顺从则会使他们更加骄横，他们的气焰也会更加嚣张。只能是利用政治思想健全的大政党，和他们进行公正的党争，这些人自然因为品质恶劣而失败，并不足以成为施政的障碍。而政治思想健全的大政党，则一定要从旧的立宪党，和旧的革命党有政治思想的人中求得。

梁启超和袁世凯两大强人的合作，规划了民初政治的基本走向，让孙中山边缘化。也就是说，袁世凯掌握行政部门，梁启超通过组织政党，掌握立法机关，分化革命党人，通力对付反袁的革命党人，实行开明专制，让共和留下个躯壳而已。袁世凯回复他说：“政党一层，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临时约法》还没有制订，他们就要把它束之高阁，为《临时约法》的运行设置障碍。梁启超、袁世凯的往来信，决定了民初共和政治的命运。我们研读民初史料，没有发现同盟会——国民党方面，当年就有人揭露梁启超和袁世凯葬送共和政治的这一具体的政治­阴­谋，当然，袁世凯和梁启超派的合作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似乎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玄机，幻想着落实共和政治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倒过来责备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破坏了共和制度，真是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如此重大的体制变迁，岂能靠运气获得？种种理论运行的假设，都逃不脱实际政治势力的联盟。不过，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能否实现，在今后的几年里留下了悬念，并不能按照他的如意算盘来进行的，袁世凯有自己的政治规划。

当然，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在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失败的迹象，甚至可以说他们也取得了胜利，尽管这样的胜利是不完美的，充满着疑惑和忧虑，但毕竟失败是后来的事。他们达到了推翻清王朝的基本目的，皇权也被否定，共和国已经成立，中国同盟会成了一个合法的组织，革命者成了社会所歌颂的伟人。共和的制度也即将正式运行。尽管中央政府的主要权力落到了袁世凯手里，但中国同盟会同样获得了参加中央政府的权利。本来胜利的成果是大家合作和妥协的结果，按实力分配也是自然的事。在地方上，中国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获得的势力也基本上得到了巩固。问题还在于他们自己，革命派内部，包括同盟会员在内，四分五裂，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真正能够为同盟会掌握的省份很有限，即使是同盟会员担任都督的省份，在后来的政治倾向上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是不能责怪袁世凯的，那个时代革命派的素质就是那样，只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只好让我们后人来说风凉话。今后的目标和道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

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民国元年的共和政治，也就是议会政治，正式拉开了帷幕。它一开局就让人迷茫，这个共和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的迷茫竟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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