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各部在各党派间分配如下：

外交：陆徵祥（无党派，原驻俄公使）

内务：赵秉钧（袁世凯派）

陆军：段祺瑞（袁世凯派）

海军：刘冠雄（接近袁派，旧官僚）

财政：熊希龄（共和党，前清立宪派）

教育：蔡元培（同盟会）

司法：王宠惠（同盟会）

农林：宋教仁（同盟会）

工商：陈其美（同盟会，未到任，由王正廷代理，也属同盟会）

交通：唐绍仪（兼，后由唐侄婿施肇基接任）

这届内阁从专业的角度讲可谓人才济济，都是当时中国的­精­英。总理唐绍仪自不待言，外交陆徵祥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专业外交人才，辛亥革命后通电拥护共和，对驻外使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内务赵秉钧在北洋办理警察卓有成效。陆军段祺瑞为北洋三杰之一，曾赴德国留学军事，为当时中国杰出的新式军事人才。海军刘冠雄，海军是当时的高科技军种，但海军为福建帮垄断，在政界影响有限。财政熊希龄是前清立宪派的才子，对财政素有研究，与梁启超关系十分密切，与黄兴的关系也很好，黄兴曾推荐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但孙中山因为他不是自己人，没有同意。蔡元培是同盟会中最有学养的人，以翰林的身份参加革命，非常不简单。王宠惠留学美国，专攻法律，也为一时之选。宋教仁在日本留学期间，专攻政治制度，有总理之才，出任农林，有点屈才。工商陈其美，典当业学徒出身，与上海商界关系密切，上海光复时的领袖，出任沪军都督要职。但陈其美调中央任职有调虎离山的嫌疑，陈因沪军欠商界的钱一时无法筹还，未能到京就职，由王正廷代理。这一届内阁人选，年轻有为，大多受过现代专业训练，与晚清的皇族内阁有天壤之别。

不过，南方军队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中国自从湘淮军崛起，各军互不统属，已经没有一个能指挥三军的统帅。甲午中日战争，日军并不是和一个统一的中国军队打仗，而主要是同李鸿章的北洋军队打仗，李并不能调动和指挥全国兵马。清廷威望尚存的时候，中国军队已经如此，现在革命之后，南方军队与袁世凯毫无渊源关系，袁世凯焉能指挥？如何消解与自己对抗的南方军队，是袁世凯的一块心病，需要­精­心部署。当时，为了安抚南方军队，袁世凯于3月3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但他的任务是整理和裁遣南方军队，任务完成即告结束。也就是利用革命党人政治上比较消极的心态，让南方军队自行消解。

唐内阁成立后，孙中山即于1912年4月1日向临时参议院宣布解职，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南北统一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告诞生。当时，可不是我们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说的辛亥革命失败，正好相反，全国都在为革命的胜利、国家的统一、战争的结束而欢呼。孙中山在解职演说中兴奋地说：“三月以来，南北统一，战事告终，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此皆中国国民及全国军人之力所致。在本总统受职之初，亦不料有此种之好结果，亦不料以极短之时间，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业。”人们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当然，话虽然那样说，孙中山的内心其实充满着矛盾。

但是，唐内阁的起步并不顺利。首先是宋教仁对自己的地位不满意。他刚到而立之年（30岁），年纪不大，却雄心万丈，把一个农林总长的职务都看小了。我们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都是生活、学习的琐事，看不出他有多大的超人的天才，学养也很有限（我们在后面还要介绍他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怎么就把世界都看扁了？当时孙中山愿意到社会上去从事教育和经济建设的工作，宋教仁可看不起这些小事。他后来写信给武昌首义的领袖孙武，发牢­骚­说：我这次担任政府职务，分配负责农业，现在国家非常危急，根本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着急的是要处理当前问题，我这个职务要发挥作用太缓慢了，不是我所期望的。可见，当时革命的年轻人在国家危机面前，有一股躁急的心理。因此，宋教仁再三向唐绍仪呈请辞职。熊希龄鉴于财政问题十分困难，唐内阁派系复杂，容易引起纠纷，也再三要求辞职。同时，因为北方发生过兵变，北方军队同南方军队毕竟进行过战斗，南方国务员北上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南方要求派兵护送国务员北上，真是节外生枝。因此，在南方的内阁成员迟迟没有动身前往北京。袁世凯、唐绍仪等各方面人士都纷纷出面劝他们要顾全大局，担任国务。黎副总统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电报，劝告国务员尽速北上，这些电报陈述了国内外面临的严重危险，感情深切，简直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写出来的。他还担保说，如果你们北上遭到危险，“请罪元洪以谢诸公”。简直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作担保了。黎元洪的这些骈俪文字，大多是他的秘书饶汉祥写出来的。其中有的段落比较好懂，示例录下，以见一斑，仅供愿意欣赏古文的读者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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