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唐绍仪到达南京，着手组阁，并准备接受南京临时政府移交权力。当时组阁的实际权力仍然­操­纵在袁世凯手里，但组成一个各派系都参加的混成内阁，已经达成了共识。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组成反清各派的联合政府。不过，在权力分配上又发生了讨价还价的分歧。总理问题解决后，在内阁总长的人选问题上，关键的陆军总长职位一度发生了严重分歧。黄兴既不担任总理一职，南方军界认为，他作为南方军界领袖，自然应该担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职务，这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但黄兴本人对权力问题态度消极，不愿意承担责任。袁世凯和北方将领段祺瑞、段芝贵等看到黄兴决计下野，反而一再殷殷敦劝黄兴留任，一起担负开国的艰难任务。其实，袁世凯的内心对黄兴十分忌讳，在京津兵变期间，南方军界就企图派兵北上，在袁世凯背后Сhā上一刀，引起袁世凯的高度戒心。所以，在3月中旬草拟的内阁名单中突然提出以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段祺瑞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提拔起来的亲信将领，所谓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之一。北方军界惟袁世凯之马首是瞻，于是又纷纷通电支持段祺瑞。南方军界得到这一消息，对袁世凯出尔反尔十分反感，以第一军军长柏文蔚为首，###反对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

唐绍仪虽然是袁世凯的亲信，毕竟是有独自主张的人，很想把这个共和国的总理做好。他到南京后，看到南京军界情绪激烈，倾向于安抚南方，力劝黄兴出任陆军总长一职。按照《临时约法》，组阁是总理的权力。黄深知这一职务对于他来说其实是只烫手的山芋，并不好吃，没有轻易就答应。经过再三劝说，黄向唐提出了两项要求，就是陆军总长要有用人和筹款的权力。孙中山和黄兴一直是搞武装革命的，但他们对在中国组织军队，实在只能说是门外汉。黄兴连南方的革命军队都指挥不动，又怎么能够指挥得动袁世凯的军队？黄兴于1916年就去世了，孙中山则一辈子也没有搞清楚军队问题，陈炯明作为孙中山的亲信将领，竟然发生叛变，而孙中山也竟然没有镇压叛变的能力。至于筹款当然是财政总长的责任，陆军总长怎么去筹款？非常时期就有非常时期的奇特想法。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军阀化，这是生活的逻辑造成的，但抱着共和主义理想的幼稚的政治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不是这样吗？现代的历史学家常常有人批评黄兴用武力威胁南京参议院改变定都北京的决定。这样的举动当然是违反民主原理的。但军队­干­预政治，南北都存在，黄兴那一点点举动，不过是对同盟会员而言，并非针对反对派，简直微不足道。如何消解这样的局面？这不是后人说一句轻巧的话就可以解决的。南北和谈本来就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对比的基础上的，滚瓜烂熟地背诵共和的原理，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在当时来说，就是南北潜在的军事冲突。解决这样的冲突，需要集结强大的社会力量。

唐绍仪答应了黄兴的要求，同时向袁世凯报告，南方军队因为黄兴辞职，军心不稳，所以，已经尽力劝说黄兴留任，准备调段祺瑞担任参谋总长一职。但袁世凯的态度出乎意料地转趋强硬，复电表示：“非段祺瑞长陆军，世凯即辞总统之职。”组阁出现了严重的危机。3月28日晚，黄兴召集南京将校会议，尽力安抚军心，希望大家顾全大局，不要再争，说到深切处竟至声泪俱下。黄兴为人厚道，讲究传统的道德，常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只是埋头苦­干­，不争权力。但是，他也一生没有弄明白，他的道德榜样，为什么扭转不了世风日下？毛泽东的诗句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一直读不懂，项羽沽了什么名啦？如果改成“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黄兴”，我就可以懂了。不过，毛泽东说的话或许不是我理解的意思。

由于黄兴的退让，组阁问题终于圆满解决，并获得了参议院的同意。当然，这届联合政府的组成，除了大家赞成共和这一原则之外，并没有国家大政方针上的政治交易。像我们现在通常看到的西方民主政治那样，如果一个党没有取得议会多数，他可以联合其他党派构成议会多数，但不仅在内阁席位上有交易，在具体政策上也有交易。当时，别说袁世凯不懂，梁启超、孙中山也不懂，更不必说在实践上贯彻了。这届内阁就政策层面说是稀里糊涂地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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