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尝到做生意甜头儿的大田，又回家拉东西去了。ww反正她家的山里红在西厢房里有一大堆，老倭瓜也还有一垛。这些东西一冬天吃不完，到了春天就会坏掉，只能扔出去沤粪。既然这些东西能换成钱，何必不拿去换钱呢，钱放个十年八年也不会坏。只是她家的冻柿子有点少了，经不住三卖两卖。这没关系，她家里还有红薯，还有小米，这些东西都能卖钱。上次那个男人买倭瓜时，就问过她有没有小米。她说有呀，家里有。那人建议她下次把小米拿出一些来卖，说这地方山里的小米香着呢！大田把家里的东西往架子车上倒腾，丈夫看得有些摇头，丈夫还是说她经小住诱惑。她让丈夫说明白点儿，什么经住经不住。丈夫说：你卖什么都可以，只要别把自己卖掉就行。这回大田听明白了，她说：放狗屁！

渐渐地，大田做生意上路了，也上瘾了。家里可卖的东西卖得差不多时，她到别人家收购东西也得卖，反正她手里有了本钱。收东西时，她尽量把价钱压低，东西出手时，她尽量把价钱提高，能多赚一分是一分。从山里往镇上拉货，大田不用架子车了，拉架子车走得太慢。她买了一辆加重自行车，自行车后面驮两个大筐斗子，把收购来的货物装在筐斗子里，一个多钟头就骑到镇上了。她把架子车平着一支，当成一个固定的摊位，人们每天都能在摊位后面看到她了。有人买东西，她大大方方，不再胆怯，不再脸红。起初卖东西时，她咬不住价钱，人家一跟她讨价还价，她轻易就松口了。现在她把价钱咬得很死。虽然在价钱上不放口，她态度仍很好，一直微微笑着。她还学会了宣传她的商品，说：这些东西可都是俺自家地里产的，可都是绿­色­食品哪！有人指着她摊子上的老倭瓜跟她说笑话：你卖的明明是黄­色­食品，怎么说是绿­色­食品呢？她回答得也巧：在变成黄­色­的以前，谁敢说它不是绿­色­的！生意这样做下来，大田不知什么时候就改变了初衷，把给女儿做饭，陪女儿读书，当成了次要的事。有时女儿急着吃饭，急着去上学，她还在摊子上舍不得下来。怎么办呢？她掏给女儿一些钱，让女儿到饭铺里买着吃。女儿不高兴，说不吃了，钱也不要，扭头走了。晚上她给女儿做了好吃的，意思是给女儿补偿一下。女儿还是噘着嘴，吃得一点也不香。

这时候，大田就把一个重大的想法正式向丈夫普金绪提出来了，她说：咱­干­脆搬到镇上去住吧。丈夫让她再说一遍。她豁出去似地，再说一遍就再说一遍。丈夫开始严肃地向她提问题：儿子上学怎么办？

镇上也有小学，把儿子转到镇上去上。

家不要了？

现在都开放了，到哪儿，哪儿就是家。

去镇上住哪儿？

我想好了，咱在镇上买一块地，把这儿的房子扒掉，到镇上盖几间房子。

丈夫一连提了三个问题，都没难倒大田，她胸有成竹似的，都答出来了。

丈夫恼了，指着大田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我看你是昏了头了！

大田一点也不怕丈夫着恼，她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不想找一个好地方！说我昏了头，我看你才昏了头呢。也不掰着指头算算，元石窝的人搬走多少家了？也不掰开眼瞅瞅，元石窝还剩几户人在这儿住？我看也就是你，屎壳郎离不开臭窝子，老农民，老保守！

丈夫说：你说我保守，我就是保守。谁想搬走谁搬走，反正我是不想走。

这话可是你说的，你不走，我走，我把两个孩子也带走，让你自己在元石窝子里熬老鳖。

两口子把话争到这份儿上，还没牵涉到家里的那只鹅。

大田手起刀落，一刀将鹅头斩下。不料大田刚松开手，鹅竟然举着无头的脖颈站立起来，并开始在院子里奔跑。鹅呱呱跑到东，呱呱跑到西，就是不往墙上撞。眼看要撞墙了，鹅却恰如其分地打了转身。眼看叉要撞墙了，鹅又不差分毫地折了回来。鹅的脖子在往上滋血，一路跑一路滋，滋成一条血路。鹅滋出的血路是笔直的。只有一次，它自己的脚踩住了自己的头，才出乎意料似地歪了一下身子，滋出的血才偏了一点。鹅不是一直滋血，像是随着心脏的跳动，跑两三步滋一下。它跑到东墙边，往墙上滋一股血。再跑到西墙边，往墙上滋一股血。它不偏不向，两边墙壁上滋的血一样多。鹅脖子上的皮往下缩了，露出长一段血红的脖梗子，脖梗子上的骨节清晰可见。这只鹅是雪白的，满身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新丝般的光亮。然而它滋出的血不可避免地落在它自己身上了，它脖子下面的羽毛被鲜血染红了，背上也洒落着滴滴血珠。大田喊着丈夫的名字，让丈夫快把鹅摁住，别让它再受罪了。大田的声音有些颤，几乎带了哭腔。普金绪在堂屋门口站着，没有去摁鹅。鹅的­性­格这样倔，这样不屈，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目睹这样的惨状，普金绪心疼坏了。这只已经在他家生活了九年的大白鹅，是普金绪非常心爱的一只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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