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校在村子的西北角。***普金绪将信将疑地来到学校门口往里一瞅，校园里真的长满了野草，他把锁着的院门往里推一下，门后马上有深草拥过来，草叶子从门缝里探出来。普金绪有些心沉，难道陈老师真的不来了？儿子署假后该上小学五年级，再上两年，儿子才能到镇上去读书。难道不等儿子在本村上完小学就得转学？这时儿子也来了，他让儿子回家去拿镰刀。儿子拿来了镰刀，他翻过院墙，到校园里割草。这些草有灰灰菜、扫帚苗子、茅草、红蓼等等，把一个不大的校园长得满满当当。校园东南角，一根用树条子做成的旗杆，被野草埋上了半截，旗杆上爬着两三个蝉蜕。校园西南角，两棵枣树之间垂下来的供小学生玩耍的秋千板，被野草包得严严实实，一点都荡不开了。普金绪也在这所小学上过学，他不允许野草在校园里这样疯长。看着自己的母校变得这般荒芜，普金绪突然觉得自己的鼻子酸得紧，眼窝子也湿了。他从学校门口那儿割起，要把野草割得一棵不剩。他有些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常来学校门看看？为什么不早点把野草割掉？他想，只要他把野草割掉，陈老师还会回来的。普金绪刚割了几镰，一只小鸟儿被惊动了，拍着翅膀从草丛里飞出来。儿子在墙外喊他，也要到校园里拔草。他支持儿子参加除草，让儿子从墙外的一棵树上爬上墙头，他举着手把儿子从墙上接下来。

普金绪父子俩除完野草出来，见孙大爷拄着拐杖在学校门口站着。孙大爷手拈胡须，大声夸普金绪做得好。孙大爷说，他腿脚不灵便，不然的话，他早就跳进校园，把野草铲除掉了。孙大爷八十多岁了，光光的头皮上满头红光，一把银白的胡须在胸前飘着，颇有几分仙气。孙大爷是村里的老地主，他的儿孙，有的在大城市，有的在国外，只有他一个人在元石窝住着。他时常拄着拐杖在村子里转悠，在田野里转悠。碰见有人跟他打招呼，他就爱跟人家说这么几句话：过去说我是地主，我不过比别人多十几亩地；现在你们要是都搬走了，这么多地可都是我的了，到那时候，哈哈，我才是真正的口地主。他问普金绪：听说你们家也要搬走？普金绪说：我不想搬。孙大爷说：男人一般都不想搬，恐怕你媳­妇­儿不­干­哪！普金绪说：她想搬她搬，反正我不搬。孙大爷说好，你不搬我赞成。年轻人都喜欢往外边跑，人到老了才会知道元石窝好。我跑过的大地方不算少了，让我看，哪儿也比不上咱这小地方好！

跟孙大爷说了一会子话，普金绪没有马上回家。他要是回家，妻子一定会拿他割草的事取笑他，甚至会讽刺他是自欺欺人。他带着儿子，到他家的地里去了。他家的地有好几块，有的种了玉米，有的种了高粱，还有的种了谷子、豆子和红薯。他带儿子到高粱地里去了，看看高粱开始晒红米没有。普金绪知道，山外的平原已经不种高粱了。那里的人认为，高粱虽高，却是低产作物，不是高产作物。他们只种高产作物。而普金绪每年都要种一块高粱。不种高粱，粮食的品种就不全，就不算五谷丰登。另外，他还喜欢看高粱成熟时那种红火的样子，爱喝新高粱米煮成的稀饭。普金绪种的高粱是团结穗儿，不是散穗儿。他看见，高粱穗儿的穗尖已开始红了。这种高粱红穗儿先红尖，整个绿中透白的高粱穗子顶部像是点了一个红点。这个红点慢慢向下部浸染，用不了十天半月，全部高粱穗子都会变得红彤彤的。高粱地边是山的缓坡，坡上生长着数不清的山里红树和柿子树。山里红已红满枝头，乍一看像是花团锦簇的映山红。柿子树上的大柿子结得累累的，坠向地面。人们若是上山，伸手就能把拦在面前的柿子捏一捏，知道哪个硬，哪个软。还有的柿子，­干­脆就落在草地上了，捡起来就能吃。因为果树太多了，人们就不大在意哪棵树是谁家的。小孩子进山，哪棵果树都可以爬，树上的果子可以随便摘吃。倭瓜也是一样。人们种庄稼时，都要顺便在田边地头点种几棵倭瓜。一到秋天，田间小路上的倭瓜多得乱碰脚，很难分清哪个倭瓜是哪家的。中午该做饭了，有的女主人想做一个倭瓜菜，不必跑远，不用问谁家的地，就近到路边摘一个就是了。儿子到旁边的一块豆子地里捉蝈蝈去了。豆子地里的蝈蝈总是很多，一天到晚叫得畦畦的。儿子一会儿就捉到了两只。普金绪听，山外的农田因打药太多，基本上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了。有人到山里捉了蝈蝈运到城里去卖，蝈蝈成了稀罕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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