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乡办中学当老师的。那几年流行“转行热”，就是从教师转到行政上。这些师范毕业的同学都纷纷跳槽到行政上，对我也没多大诱惑。我感觉给学生上好课，利用业余时间习文弄墨，也挺惬意的。我写的小说、诗歌在省级刊物发表后，当时的乡党委书记看上我的文采，要调我到乡政府当文书，专写材料。说实话，我当时并不想去乡政府，而是想到县文化馆当一名专业的创作员。找了几次文化局长，都说研究研究，结果等了一年也没个音讯。这一年我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成了省作协的会员，却进不了文化馆这个清水衙门，一赌气就借调到了乡政府，半年后人事关系也转到了行政上。但我并不知道要转行有多难，有多少教师托人送礼都办不了。当时是乡党委书记给我办的调动手续，我并不知晓这里面的枝蔓。
我转到乡政府工作以后，这个乡的名字就频繁出现在省、市、县的报纸、电台上。两年后我又兼了个享受副科级待遇的宣传干事，第三年换届选举，我就成了有职有权名正言顺的副乡长。当时的乡镇工作，有人总结了个顺口溜：催粮要款（征公粮交国税），刮宫流产（计划生育）；填豁豁（农田基建）挖窝窝（植树造林），牛羊成群满山坡（发展畜牧业）。这些工作中，有一项是年终考核实行一票否决的基本国策，那就是计划生育。我是新上任的领导，这项没人愿管的工作就自然而然落到了我的头上。紧绷了一年的弦，倒也平安无事，各项指标都在可控之内。但在第二年，正当我们准备给县上报年终报表时，一个村的计生干部风风火火跑到乡政府报告说，听一个放牛的人讲，住在老林沟的一对智障夫妇，女的挺着肚子，好像怀孕八个月了，如果生下来就是第四胎。我一听就木了，这可是个种磅炸弹，一旦被上级知道，全乡干部一年的辛苦就付之东流，党政领导的乌纱帽不保。不容思量，我就带着机关干部、派出所、卫生院、计生站的人员分乘两辆吉普车，骑着摩托车，一行二十余人浩浩荡荡向老林沟开进。
这是个藏在深山老林的独家户，离管辖的村子少说也有三十华里。车子在山前停下，在村计生专干的带领下，我们沿着羊肠小道艰难跋涉，黄昏时分在密林深处的一条水沟边，寻找到一个破窑洞。不足两米宽的院子，随地都是大小便；三个衣衫褴褛，看不清面容，个头台阶般错落的孩子傻傻地对着我们笑。而这个孕妇，手握牛鞭，警惕地看着我们。村计生专干上前搭话，对方是个哑巴，胡乱扬着鞭子，谁也近不了身。问小孩他们父亲的去向，他们用手比划了半天谁也没搞明白在说什么。卫生院的随行大夫看了看哑巴的肚子说，看样子快临产了。我一听就急了，下令道，今天抬也要抬到医院去做引产手术。几个年轻人三下五除二用藤条缠了两个木棍，抱了床臭气熏天的只有棉絮没有面子的棉被，把哑巴孕妇放倒，捆到担架上就抬走了。可家里有三个小孩，我就让村计生专干和一个乡干部留下，等这家的男人回来，其他人都跟着撤了。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做引产手术，把悬在头上的这颗炸弹排了，免得把乌纱帽炸飞了。
或许是受了惊吓，或许是在路上受了颠簸，快到乡政府驻地时，这个哑巴孕妇拼命嚎叫，一路照管的医生惊慌失措地大喊：坏了，羊水都破了，要生了。这一喊，把一路提心吊胆的我心中仅存的那一点侥幸都喊没了，彻底掉进了冰窟窿。就这样，在我管计划生育的这一年，卢湾乡在全县放了个四胎的“卫星”。其结果是，书记乡长背了记大过处分，我这个主管领导就地免职。当时的县计生局局长就是方贵清。
无官一身轻。我当时也很洒脱，谁也不怨，自怨自己官运不济。领导当不成了，就当一般干事，但要换个地方。当组织部领导问我想去什么地方时，我顺口就说，最想去的地方是县文化馆。我知道这是做梦。谁知我这次是因祸得福，当时想去的地方去不了，现在却无心Сhā柳柳成荫，真的把我调到了县文化馆，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在文化馆三年是我最愉快的，进城了嘛。老婆在文化馆门口摆了个书摊，儿子在城里上小学，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利用这个机会写了两部长篇小说，还到大学作家班进修了一年，真是如鱼得水；也与世无争，心静如水。
再次踏进官场，归根结底还要归咎于梁老师。他当时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联主席。在市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对出席会议的县委主管宣传的副书记说，海山是个大文人，在全省的作家里都是有名有份的，如果你们县里不用我就调到市里来，到文联做个专职副主席，或到市艺术馆当个业务副馆长，也能提升一下全市的文化品位，放到你们县上真是屈才了。这话一听就知道是冠冕堂皇的官话，真有这想法是不会在公众场合上讲的。结果，一个月后，县委组织部找我谈话，说要重新提拔任用我，派我到卢湾乡任党委副书记。我执拗不去，说真要提拔就让在文化局当个副局长。组织部的领导说，县常委会都定了，更改不了。就这样，我再次踏上了仕途，也再次钻进了山沟。但接踵而来的是，文化馆的房子不能再住了，老婆的书摊也不能摆了，儿子在城里的书也不能念了。因为我不是城里人了，在城里也买不起房子，只能把家迁到乡政府，儿子在乡政府附近的农村小学读书，老婆在中学做饭，当一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临时工。在这里，我当了三年党委副书记，两届乡长，连任的这一届都过了两年，一转眼八年光阴已过去了，还没挪过窝。
小王对这位作家乡长的为官经历听得如醉如痴，听完后连连啧啧道：
“乖乖，我只知道你写过小说，以为是玩票而已，没想到著作颇丰，还是个货真价实的作家，为官经历也这么曲折。”
“你不知道吧，在全省的作家队伍中，我不是最出名的，但在全省乡镇长中有作家头衔的，我是唯一的。作家的头衔对于我，并非浪得虚名。”杨海山说得很自豪。、
“也真是的，咱县上的领导目不识丁，让你这个作家不当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却窝在山沟里当什么破乡长，真是屈才了。”小王有点忿忿不平。
“人未必尽其才，有才未必尽其用。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杨海山淡淡地说。
“什么中国特色？简直是对中国特色的扭曲。你看在历史上，咱县有那么多历史文化名人，文化积淀又这么深厚，可连个全国文化先进县县都评不上。追其原因，就是让一些不懂文化的人管文化，好比让没不种过地的人去种庄稼，打的粮食可想而知了。再这样下去，就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基业遗失殆尽了。真是一群历史的罪人。”小王越说越激动，逗得杨海山直想笑，这大概就是所说的“愤青”那一类人吧。
“人在官场，未必就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得看掌握你命运的人对你的态度。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再折腾也没用。”杨海山说得很坦然。
小王乡长盯着他看了半天，像要在他脸上看出点什么，许久才说：
“我终于明白了你头上有着作家的光环，在官场却如此落寞的原因了。”
“噢，我洗耳恭听。”
“你不像我接触过的作家，都有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一套尖刻冷峻的言论。而你却有一副与世无争，顺其自然的生存之道。如果再这样的话，当作家，你写不出具有震撼力的作品，也就畅销不了；当官，你也是个永远不会被重用的角色。”
“愿闻其详。”
“那好，老弟给你好好交流交流。”于是，小王摆出一副老学究的架势，侃侃而谈。
“在官场行走，首先要弄清一套游戏规则。这套规则大家心知肚明，谁也不去说破，但都得去遵循，所以叫潜规则。这个规则就是，要想官场进步，就得私下活动。‘活动’这两个字，学问大得很，说白了就是寻找并利用好人脉资源，也就是人际关系。这人际关系关键的是要选好依靠的对象，选对象必须有前瞻性，必须是能左右你命运的人。选好对象后就要舍得投入，这种投入分感情投入和资本投入。感情投入就是有事没事和你选择的对象多走动走动，套套近乎，像逢年过节，周末去串串门，拉拉家常，让对象的家人对你都有个好印象，关系融洽得像自家人一样。资本投入就是要真金白银，关键时要重炮出击，一次拿下，保你的仕途一路平坦，风雨无阻。”小王像给学生讲完一个计算公式或解释一道定理，带着询问的眼神看着他。
杨海山半天没有言语，长长地吐了口烟圈，袅袅的烟雾漂浮在头顶，等渐渐散去后才慢慢开口：
“你说的这些为官之道，我不是不知道，而是我压根就不喜欢这一套。想当年我转行，所有手续都是乡党委书记办的，连我一包烟都没抽过。我也知道，现在的官场，人有人道，虾有虾道，道道相交，道道依靠，就是没有了王道。再说，我是个农家子弟，一个人挣钱养家，连在城里买套房的钱都没攒够，哪有钱送给他们？”
“看看，你们这些文人就是清高，还说明白为官之道，其实是没有悟透。现在的官场，都有明码标价。拿咱县上的单位为例，同样是科级待遇的部局和乡镇，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如农业、林业、水务、财政、人事局、交通局、土地和文化、司法、信访局；前原有企业可以卖土地的大乡镇和后原山区的小乡镇，在领导眼里的分量完全是不一样的。要想仕途如意，就要舍得送礼。礼的分量，决定你位子的含金量。因为领导也明白，他收的礼，送礼者也是要在位子上加倍收回来的，谁也不吃亏，这叫心有灵犀。当然，收礼的前提必须是有感情基础的自己人，否则想送还送不进去呢。”
杨海山呆呆地看着比他年轻近二十岁的后辈，很有学问地讲着为官之道，自愧弗如。
“听傻了吧，老兄。”小王乡长很有教授风度，摔了一下长发继续说。
“我给你举个案例吧。你知道咱王祥书记的为官史吗？”
“我没留意过。”
“亏你还和他搭班子呢。王祥，三十八岁，本县城关镇人，其父原是建筑工人，改革开放后单干，自立建筑公司，现在是全市最大的建筑商，资产过亿。王祥十六岁高考落榜，经人介绍进了县委办当通讯员，后又开车，业余时间函授了个会计文凭，转干后为县委办公室会计，管机关后勤。三十二岁时提拔为县委办公室管后勤的副主任，三十五岁时又提拔为卢湾乡党委书记，现在家养病。为什么在这撤乡并镇人心不稳的关键时期养病？理由有三：一是向县委示威，你看我身体不适，不宜在山县乡镇再工作，看看领导的态度。因为他下基层之前，县委主要领导向他有承诺，干一届就回城。这次大规模的撤乡并镇，肯定要调整领导班子，是个难得的机会和生病的理由。二是借生病之名，趁机受礼。你没看上次我们去看他时，几个村的支书村长都在他家。所以，领导生病也是一门学问，要会生病，会养病。三是利用这个时机，在城里好掌握人事动态，对症下药，提前活动。我敢断言，王书记这次肯定要回城。”
“哎呀，王乡长，你悟的官场之道与你的年龄不相符啊。简直是个官坯子。”杨海山站了起来，对眼前这位年轻人有点崇拜了。
“怎么样，有启发吧。趁这次机会你也活动活动？”小王想在杨海山这里证实一下他的为官理论。
“活动活动？”杨海山望着小王的眼睛反问道。
小王乡长走后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杨海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妻子刘芳娇劳累了一天，明天还得早起，现已响起了轻微的鼾声。虽说妻子是个没有编制的人，跟他城乡折腾了这么多年，也没多少怨气。看看现在的官太太，哪个不是想尽千方百计的办法，挤进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挂个名，领一份工资，不上班专职给孩子做饭。而他在城里没有住房，老婆没有工作，也没有生活保障。现在，儿子在城里读高中，还得住宿舍，吃食堂。班里的同学都不相信他是一乡之长的孩子。最主要的是，儿子和其他同学相比，年龄是偏大了一大了。因为孩子随他的工作调动四处飘移，没有个稳定的学习环境，光高中就考了两年。更有甚者，孩子的同学知道他爸还是个作家后，说他就该如此。在他们的印象里，作家都是穷得叮当响，还要引吭高歌，做无病呻吟状，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有一次，儿子实在承受不了这种思想压力，对他说，爸爸，作为作家，你一共写了四部小说，还是八年前的事，这后八年你基本告别了文坛，是个过了气的作家。论当官，你前前后后干了十五六年，还是个小乡长，连书记都没混上。论家庭建设，在城里无立锥之地，我妈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我呢，也随着你到处搬家，学习成绩老跟不上别人，我小学的同学都有上大学二年级的了。你说你的成就在哪里？儿子的话让他无言以对，无地自容。
难以入眠的杨海山大脑像过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回忆着这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涯，又想想儿子的话，体味着小王乡长给他讲的官场潜规则，为了老婆孩子，自己是该改变一下想法了。就在这浑沌之中，他昏昏入睡。
过了一周之后，杨海山接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梁老师的电话，说和县委常委、县组织部部长方贵清约好了，本周末在方常委家聚会，希望他按时参加，也借此机会缓和一下他和方常委之间的矛盾，再趁机说说撤乡并镇后他职位安排的事。梁老师最后还叮咛他，去时态度要诚恳，不能空着手。讲了一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梁老师的话让他很感动，可见老师对他的良苦用心。但杨海山还是犹豫不决，为自己的官位他从没求过人，更没送过礼。就在他踌躇不定时，想到了身边年轻的高人——小王副乡长。
当杨海山把梁老师的电话和自己的顾虑向他道出后，小王乡长比他还兴奋，把大腿一拍，说：
“去，一定要去。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是你老师给你搭的台子，就等你唱戏了。虽说现在的干部提拔任用是常委集体负责制，但组织部这一关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不推荐不考察就上不了常委会，谁说也白搭。如果把你和方常委的关系缓和了，有他罩着你，你的好日子就来了，肥差等着你呢，就等着官运亨通吧。”
小王的话说得杨海山有点兴奋，终于下了决心：
“哪我就去！”
小王沉思了一下，轻声对他说：
“我建议你把嫂子带上一块去。”
“为什么？”杨海山不解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