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过不惑之年的杨海山在官场行走了十几年，从未大功也无大过，平平淡淡，尽量与官场始终保持着小步距离，也保持着几分清醒，甚至是孤芳自赏。他自赏自己在官场里的清明廉正，洁身自好，也孤赏自己远离了已被商业化奴隶得俗不堪言的纷杂文坛。他曾同多位号称新锐作家交流过，这些留着长发蓄着大胡子，一副玩世不恭妆扮的作家们，一边拿着俸禄，一边拎着笔在涂鸦，一边结交着权贵，给自己邋遢的身躯的头顶上戴上光环，一边伸手乞讨般地弄钱。杨海山看不起这样的文人，但骨子里却有着普通文人的懦弱。换句话说，他对待官场的态度就像他笔下虚构的人物一样淳朴率真。在同等级别的官员里，他也是被揶揄、挖苦讽刺的对象。一旦在县里开会，无论是会前会后，各乡镇领导只要聚在一起，就相互攻讦，说什么整天都过着“村村都有丈母娘，天天做新郎，夜夜入洞房”的西门庆式的日子，什么“站在村办学校门口一望，全村的孩子一个模样，个个都像村长”之类的话。每每听到类似的无聊话，他都想避开，但每次都被抓住作为攻击和调侃的目标。说什么作家就该在阁楼里编男欢女爱，卿卿我我的故事，官场的位子本来就少，拥挤不堪，你凑什么热闹？别以为在你的小说里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挞官僚济黎民，一副救世主的样子，可到了实际工作中，你双手无缚鸡之力，一个回合下来准保拉稀；乡镇长都是土包子俗人经营的行当，像他这么高尚的人，要当官就当文化部长这样的阳光官，和他们这些人混在一起，耳闻目染都变俗了。用范伟的话说，可惜你这个人了。他听完这些调侃加讥讽的话，只是嘿嘿一笑了事。以至到后来，也无人再和他嬉笑了。原因是他曾和这帮诸侯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写了篇杂文发表在省报副刊上，得罪了这帮人。多年不写东西了，就是这篇一千多字的杂文，让人们又想起了他还是个作家，不敢再和他讨论什么狗屁问题，一不小心说了什么话，有什么故事让他知道编在小说里，那就麻烦了。但在这些人眼里，杨海山就是一介书生，政治上很幼稚，不成熟，揣不透也不去揣摸上级领导的意图，更不会投领导所好，不走动，不找靠山，处处显得清高，与众人格格不入，四十多岁的年龄，二十岁出头的智商，是个地地道道的官场低能儿。看当今官场，头脑太清醒了是愚，太糊涂了是蠢，只能睡眼朦胧，醉眼惺忪，半睁半闭地去看，还不能正眼对视。对视了会让你朦胧的双眼晕眩，看清了会让你惺忪的醉眼心惊肉跳得闭目。当然，这些为官之道，书生气十足的杨海山是读不懂的，也看不明的。读不懂看不明官场的杨海山之所以能在官场混迹十几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隶属任何一个派系。没有派系的官员虽无大树庇荫，也无派系争斗落马之虞，也就是常说的站错了队跟错了人。至于上错了床，钱装错了口袋，那是你是否自律的结果。亦无靠山也无派系的杨海山，为人谦和低调，工作兢兢业业，各项考核虽不能名列前茅，但也不会倒数，掀不起大浪也不会被水溺死，更不讨人嫌。如此性格懦弱之人，这次却给全县的大老板吃了个大大的闭门羹，倒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也有人说他政治上太幼稚太不成熟太不识时务，不会借坡上驴。能和一手遮天的大老板攀上关系，是多少想当官之人梦寐以求的美事。也正是他为人的清廉和清醒，在安排干部的县委常委会上，有人给他力争，才保住了镇长的位子。谁知他这个位子的底座早已被掏空，埋上了火药，他一上任就坐在了火药桶上。上任的第一天镇政府就被欠账的小饭馆老板围攻，又被鱼目混珠的退耕还林名单搞得心惊胆跳，时时担心他的执着会导致此事的曝光，给全县的工作带来被动，成为众矢之的，在人代会上被落选。他甚至想好了落选后的工作去向。唯一令他欣慰地是，让全镇父老，他的乡亲牵肠挂肚的乡村公路项目终于有了眉目，可还没来得急欣喜时，又被这起安全事故所击倒。而这起安全事故是猝不及防的。他知道辖区所有的小煤矿都被封了，也无私自开采的迹象，也就没再担这份心。但安全事故恰恰就发生了，四死十一伤，伤者的后遗症还不得知。按当下对煤矿安全事故责任的追究惯例，行政一把手首当其冲。别说他一个小小的科级镇长，省部级官员因此落马的又有多少？但不同的是，他既是第一责任人，又是遇难者的家属。三弟海水的日子本身就紧巴巴的，有两个孩子，还承担了赡养两位老人的重担。作为长子的他，只有他的一份工资养活一家三口人，时不时地还要给父母零花钱。要是日子不紧张，谁会去干两块石头夹一块肉的营生。现在，小弟不在了，家里的半边天塌了，只有他不得不把这天撑起来，把老人赡养起来，把两个侄子养大成|人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下，最关键的是，已年过七旬的父母能否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老年丧子是人生最大的伤痛。
杨海山就是在这懵懵懂懂的似睡非睡之中，不知不觉东方泛白了。镇政府脚下的街道上响起了汽车的轰鸣。杨海山起床后，仍感觉到头有点晕眩，脚底轻轻飘飘的。他坐下来活动了一下筋骨，感觉好了许多。倒了杯水，吃下降压药，打开门，看见司机小胡正在擦车。陈书记也起来了，揉着眼睛向他走来，关切地问道：
“你的血压没事吧？”杨海山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回话道：
“我刚吃了药。”陈书记掏出两千块钱递给他说：
“这钱你拿着。”杨海山连忙摆手说：
“不能要，不能要。”陈伯军一手抓起杨海山的手，把钱往他手心一拍，厉声说：
“请你理解一个战友此时的心情。”杨海山听到陈伯军的声音有点哽咽，看到了他眼睛泛着的泪光，就默默地收了钱装进口袋。
“你先回去，等我把这一摊事安顿好后再抽空去吊唁，有啥事再电话沟通。”
“有劳你替我收拾这副烂摊子了。”杨海山又感激地望了他一眼。
“你快走吧。”陈伯军给杨海山关上车门，挥了挥手。
杨海山的家——杨庄离镇政府五十里开外的大山深处，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是川的峡谷地带。这里曾是著名的边北红军给养地。地道的杨庄老户，都有边区政府颁发的各种奖章和证书。但却没有一位随大部队南征北战后留在外当官的，无论在部队级别多高，到最后都回到村子当了一辈子农民，但解放后在外工作的人却出奇地多。这也许是上辈人尝够了当农民的苦处，再也不扯下代人的后腿了。杨海山在村子里不算大官，最大的官是他的堂兄在部队当副军长，少将军衔，但很少回来，也无联系。杨海山的家在村子的东头，一进村，他就看见咱家大门外挂起的象征着有丧事的招魂幡旗和进进出出忙碌的乡亲。看到这一幕，杨海山的鼻子不由得一酸，眼泪就流了出来。但他不能大声恸哭，免得引起全家的悲伤。他知道，全家人还等着他主事哩。
杨海山在村边下了车，步行进了家门。一进大门就看见院子里临时搭建的灵堂，一种肃穆的气氛徒骤然而至。他绕到灵堂的后面，揭起帘子，想看看三弟的遗体，但没找见。他突然想起，三弟是在外地非正常死亡的，按家乡的风俗，是不能进村的，更不能回家，只能把遗体停放在村外，在家设灵堂吊唁。这份悲凉更令杨海山戚悲，不由得张口嚎啕起来。他这一哭，引来族里户里亲戚、兄弟姐妹哭成一团。“是老大回来了。”白发苍苍的父母在他媳妇和老二媳妇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来到院子灵堂前，哭得死去活来。杨海山把父母搂在怀里，也哭成泪人。三弟是在他的怀里和背上长大的，是他最疼爱的弟弟，无奈不好好上学，初中毕业就回家扛起了养家的重任，这也是他能放下心来在外公干的原因。可现在，三弟年轻轻就这么地殪了，把家里的重担留给了他，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杨海山越哭越伤心，完全忘记了自己是长子，还有两位心肺俱裂的老人需要他来安慰。此时，一向娇柔的刘芳娇摔了一把鼻涕，用袖子抹了把眼泪，对杨海山说：
“杨海山，你现在是杨家的顶门杠，哭能解决问题吗？”刘芳娇的话让杨海山打了一个激灵，顿时住了哭声，搀扶起已瘫在地上的双亲。母亲已哭死过去，他又是掐人中，又是摇晃，又是大声呼喊，终于喷出一口积痰，叫了一声“我的三儿啊”，醒了过来。杨海山先把老母亲抱到房内，又搀扶起父亲，把他们安顿停当后来到院子，找到老婆刘芳娇问道：
“老三的遗体在那停放？”
“在村外废弃的老窑里，老二海田和老三的大儿子在那守灵。”刘芳娇说。
“老三媳妇呢？”杨海山又问。
“她不吃不喝把自己关在屋内，谁也叫不开门？”刘芳娇指了指三弟媳的房门说。杨海山来到三弟的门前，对着房内大声说：
“我是大哥，开门。”房门突然开了，三弟媳披头散发，一张灰白的脸瞬时又扭曲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跪在他的面前，又抱住他的腿，像抱到了救命的稻草，大声恸哭起来，还不停地说：
“大哥啊，我孤儿寡母今后咋活呀。”这撕心裂肺的哭声又让杨海山泪如雨下。
“你起来，有大哥在，你们就不会受苦。”但三弟媳死死抱住他的腿就是不松手。刘芳娇一看，就劝道：
“妹子，三弟不在了，你的孩子也是杨家的血脉，也就是大哥大嫂的孩子，我们不会不管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让老三入土为安，你这么个样子，父母也承受不了。”刘芳娇的一番话让三弟媳止住了哭声，几个来帮忙的妇女也来搭手扶起这位年轻丧夫的不幸人。
杨海山步行到村外早已废弃的老窑，二弟海田和三弟才八岁的大儿子守在这里。海田一见海山，哭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