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写作相比，那些必要的食物、必要的清水、必要的睡眠等等是我更加迫切需要获得的。

怎样获得就是我需要花费心力做的事情。我身在首都北京，但我也置身于世界的底部。

那是生存的边缘。我就是站在那里，在那里呼吸，生长，获取活命所需要的能量。

找到一所房子安置我们的身体，这是我在那个时候的全部愿望，也是我努力的目标。

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来说，我是外来者，我从外省的某处来。

为什么要到北京，而不是去别处？也许因为北京是首都，是这个国家的心脏和命脉。

我渴望在首都生活，渴望生活在一个国家的心脏和命脉中枢位置。

对北京的憧憬始于童年时期，那时候我经常听我爹说起北京。

爹说北京城里有毛主席。他对毛主席怀有很深的个人感情，虽然他可能并没有见到过毛主席。

“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几个字，包括后边的冒号，是我从我爹的背后看到的。那时候我三岁。我看见他的大手笨拙地握着钢笔，在铺到饭桌上的信纸上边写着字。钢笔是粗黑的，黑­色­的笔套镶着金­色­的环线，笔尖也是金­色­的。有一根细绳从笔套穿出来，细绳一头连着钢笔，一头连接到我爹的衣襟上。这样，钢笔就不会丢，也不会被人拿走。这支笔是我爹的宝贝，是他在战场上从日本士兵手里缴获的，跟随了他数十年，不用的时候就Сhā在他胸前的上衣口袋上。这支金笔和卡其布制服以及整齐梳理的背头是我爹的个人特征，也是他可以从周围的人群中被区别出来的标志。

蓝­色­的墨水瓶就放在桌上，靠近我爹手的位置。但是墨水却洒得到处都是，一团团擦拭墨水的废纸被扔在桌上。是的，写字并不是我爹所擅长的，他的手现在更适合握锹、抡镐、刨煤，在以前则比较适合握枪。有多年的时光，我爹就是握着枪杆，跨着骏马，奔走在故乡的山野里。那时候他是游击队员，也是骑兵战士。但是现在，我爹是一个矿工。放弃枪杆、结束军旅生涯之后，我爹转业至矿区做了矿工。我爹显然不是一个普通的矿工，他没把自己当作普通矿工，矿上的人也没把他当作普通矿工。不普通处在于，他扛过枪，打过仗，立过功，受过奖。在我家的墙壁上有一个镜框，里面镶着部队为嘉奖他颁发的奖状，奖状的纸页已经发暗，字迹也开始消退，但我能看得清授奖令的签发者：朱德。我们都知道朱德那时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

我爹没有把自己当作普通矿工，他只要在矿上跟什么人生了气，就会犯犟。他会骂人家，跟人家吹胡子瞪眼睛，跟人家拍桌子砸板凳。他会说：“老子当年扛枪打鬼子的时候你还在你妈的裤裆里转筋呢。”通常的情况是没有人敢惹他，大家都让着他，顺着他，把他当顺毛驴对待。但也有人不买他的账。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爹就会带一肚子气回家。这时候他就会放平炕桌，铺上稿纸，握着他的英雄牌金笔，蘸着墨水，给毛主席或者朱德总司令写信。

有意思的是我爹收到过毛主席的回复。有一天，家里来了几个陌生人，领头的自我介绍说是矿长，带了几个说是从上边来的领导。那些人来家里跟我爹谈话，询问我爹有什么样的困难需要他们帮助解决。那些人给我爹看一封信，他们说那是毛主席给我爹的信做的批示，批示从上边一层一层转下来。这件事令我爹很骄傲，也被他看成是个人资本。我爹是个农民，他当然只有农民的意识，他觉得这样就很好了，他肺腑里的气就消掉了。本来那些上门的人希望我爹能提出更多更具体的要求，他们甚至说：“我们准备提拔你担任领导工作。”我爹说：“我说不出有什么具体问题需要你们解决，我也不想当­干­部，我不想­操­那么多心。”我爹就那样放弃了送上门来的机会。他可能就是想出一口气，他想他郁闷的时候给毛主席写信，证明他还是有人关心的。我爹常挂在嘴边的话是：“老子革命了一辈子，老子扛枪骑马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你妈的肚子里转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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