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在1978年开始业余创作，1983年，天生不安分的他辞掉了稳稳当当的工作，这在那个年代绝对是叛逆行为，几乎与此同时，他的朋友叶京也辞掉了工作。辞职后的王朔，据他自己说“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于是选择“舞文弄墨”，干起了专职作家的行当。他先后发表了《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千万别把我当人》、《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看上去很美》等中、长篇小说。
在王朔的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新的面孔——边缘人。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四张面孔：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出现了商人。然而80年代后，中国又悄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人们无法给这个群体作明确的划分，因为他们不属于上述五类中的任何一类，然而他们却又真实存在，不容忽视。他们也许是过去的中产阶级，依附于权力阶层。改革开放之前，这些人在政治上有很强的优越感，经济状况也中等偏上。改革开放后，这个阶层逐渐瓦解，这些人随之失去了他们的优势——经济上的优越感被私营者取代，政治上的优越感变得模糊，他们又不愿从事体力劳动，也没接受过太多的教育，于是便游离于其他群体，游走在社会的边缘。
王朔，一个玩世不恭的找寻者（2）
王朔就生活在这群“边缘人”中间，他在小说里让这些人的生活得到了真实再现。从他的写作对象来说，他的小说在80年代不能不算独辟蹊径。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王朔的写作手法在当时也是“独一份”。他的文字不同于当时大陆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叙述风格，而是以调侃、反讽为主，京味浓郁，充满活力。
王朔本人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是一个作家，他宣称“我就是一码字的”。不光文字风格轻松诙谐，他的小说内容也以个人生活为主，自在真实。比如在《动物凶猛》里，王朔以充满阳光的笔调，描写了一群大陆*期间少年的日常生活，故事主角们关心的只是如何与朋辈交往，如何结识异性，唯一与*扯上关系的是与另一班少年武斗，丝毫没有当时描写*阴暗面的伤痕文学的气氛。
“人不是为了艺术活着，而是为了自己”，王朔的这句话也许最能解释他在写作时选材的着眼点。
王朔的小说一面世便受到了读者，尤其是当时青年的追捧。青年们从严肃沉闷、言不由衷的书堆里发现这个率性、真实，敢于直言的声音，精神为之振奋。王朔小说里“我是痞子我怕谁”的宣言成为一部分青年人的精神象征。而王朔的小说也被人称为“痞子文学。”
之后，王朔的创作领域由写作拓宽到影视。在他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同时，王朔还策划了电视连续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这两部电视剧屡屡热播，成为80年代电视剧的代表作。80、90年代中国出现的“王朔现象”令王朔本人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曲。
对于“王朔现象”的出现，人们认为那是80年代旧的游戏规则出局，新的格局初露端倪，社会从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蠢蠢欲动的青春期少年，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无限的可能性。王朔作为一个说真话的文化叛逆，在此时出现，打破了文坛沉闷的风气，对“*”以来虚伪的道德意识和社会时尚作了辛辣的讽刺，正好顺应了当代社会中骚动不安的社会情绪。
另类如王朔，他从一开始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当时的主流文化将王朔视为另类，说他是一个文化痞子、文化流氓。然而为王朔呐喊喝彩的声音却最终盖过了批评谴责。人们认为他的语言鲜活上口，一扫洋八股、党八股的沉闷文风；他的思想感情也非常平民化，既不高高在上，更不故作深沉；他把各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严肃的与调侃的、优雅的与粗俗的、悲伤的与喜悦的——之间的界限一一抹去，融合成具有个人风格的语言。
在王朔的小说里，展现的是一个真实、平等、没有差异却又趣味横生的世界。王朔的小说取材于他的真实生活，也反映了王朔的真实内心。
王朔是个作家，然而他决不会让人们联想到那种传统的作家形象：人格伟大、道德完善、行为文明，是人类的楷模，灵魂的工程师。王朔对于这种形象更多的是不屑一顾，他信奉“众生平等”。他常常说，他就是一个码字的，他知道作家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过得是和常人一样的生活。王朔因此蔑视主流，蔑视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他认为大家都一样，谁都不要装得和圣人一样，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应该怎么生活。王朔说自己不爱看知识分子的内心独白，不爱看怎么做生意、怎么搞活一个企业，总而言之，他不爱看一个正派人如何过着唯恐他人不知的正派生活，他坦承自己的趣味介于一个有文化的病人和赶时髦的女青年之间。
透过王朔的调侃，人们还是能够看到他骨子里浓重的理想主义情结，他看重的不是权威和表象，而是平等的精神和真实的生活。他的这种理想主义在80年代很具有代表性，而他的文字在那时又成为青年人的精神食粮。许多70、80年代的青年都是看着他的书长大的，思想上受到王朔很大的影响，他们敢于蔑视权威，他们能够从各种杂音中听到自己的心声，他们也许有几分“混不吝”，但谁能否认他们的内心比谁都严肃认真？
王朔的一生都在颠覆，颠覆主流、颠覆权威，包括颠覆自己。他对自己的文字极其负责，不容自己形成套路、自我重复，不愿意心安理得享受功成名就。《动物凶猛》是王朔自己很喜欢的一本小说，他却后悔过早的发表，原因是他“刚刚找到一种新的叙事语调可以讲述我的全部故事，一不留神使在一个中篇里了，直接的恶果就是我的《残酷青春》没法写了。我不能重复自己，我想给读者一个意外，现在只好从头找起”。
王朔不会糊弄自己，他没得写就不写。1991年他曾经远走海外，暂时停止了写书。2007年他再度浮上水面，写出了《致女儿书》、《千岁寒》。复出的王朔称自己具有“攻击性性格”，把他看不惯的名人不留情面地骂了个遍。
有人说王朔在借机炒作自己，将自己装扮成青年人心中的“文化英雄”。王朔从来都没有打算“伪装崇高”，他按他喜欢的方式而活，浑身上下透露着一股真性情，人们可以骂王朔是痞子，也可以指责王朔“不是好鸟？”，却不能说王朔虚伪。当人们都在盘算着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更正经的时候，王朔却由着性子胡作非为。
这便是王朔。十多年过去了，王朔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还是80年代那个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走过青春，有人学会妥协，放弃了梦想，而王朔始终没有背叛自己和自己的梦想。岁月没有将他的尖牙利齿磨平，他还是时不时站出来，嚣张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有人说王朔一再颠覆自己，有人说王朔无限靠近自己，这颠覆与靠近看似和向左走、向右走一样方向相反，却应了“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句话，都只是王朔找寻自我的方式。颇有趣的是，王朔一再蔑视主流，却一不小心引领了80年代年轻人的潮流，不知王朔回忆起这段过往，会有什么感觉。
金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英雄梦（1）
80年代藏在女青年的枕头底下的是三毛、席慕蓉、琼瑶的书，占据男青年床头的却是清一色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如今，已经是社会中流砥柱的人们，仍记得年少时对武侠小说的痴迷，那种痴迷绝不亚于今天的年轻人对电脑游戏的狂热。
80年代初，中国大陆对武侠小说开始解禁，青年们如饥似渴地传阅着金庸的武侠小说。然而武侠小说还没有完全被社会接受，听惯了革命歌曲、看惯了革命小说的人们认为动辄打打杀杀、儿女情长的武侠小说是毒害人心灵的“毒草”。曾几何时，人们还一度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清除毒草”的活动，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毒草”之一。
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中国引发了功夫狂潮，年轻人为电影中小和尚们出神入化的功夫深深着迷，那时，甚至发生了青少年离家出走到少林寺去学功夫的事件。而从1981年夏天开始，杭州的《武林》的杂志便以连载的方式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介绍给广大读者，每月刊载半回。这部《射雕英雄传》很快就风靡全国，且随着《少林寺》带动的武侠热潮，它的势头愈发强劲。金庸的作品以一种锐不可当的姿态，浩浩荡荡地流行至今，硬是闯下了通俗小说的流行奇迹。
作家王朔复出后曾以其惯有的桀骜姿态去骂文坛那些他看不惯的文人，可当他骂到金庸的头上，人们不干了。人们开始对王朔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甚至当年那些王朔的铁杆拥护者也纷纷倒戈，站出来维护金庸。
对8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金庸的影响已经浸透到他们的血脉之中，骂金庸就等于诋毁他们深藏于心的一个青春梦。
金庸的小说，给人们编织了一个英雄之梦。在这个梦里，有经天纬地无所不能的英雄侠客，这些英雄们主持公道，匡扶正义，打击罪恶，爱国护民。“齐身，治国，平天下”的梦萦绕了中国人千年，从未褪色，只不过不同时代的中国人需要不同特质的英雄罢了。
金庸并不是第一个写英雄豪杰的人，但金庸笔下的英雄都有血有肉。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满眼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中国的舞台上走来走去的，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板戏英雄。出于革命的需要，这些样板戏英雄都被刻意地塑造成同一种形态：大智大勇、明察秋毫、无懈可击。他们的身影总是高大的，他们的表情总是严肃的，他们的语调总是高亢的，他们对付敌人又总是无所不能的。和中国人熟悉的古典英雄相比，样板戏英雄既缺乏悬念，也缺乏悲剧性，既不浪漫，也不平易，而是更多地呈现出“神祇”的特征。
英雄的神性反映的往往是人们逃避恐惧的需要，样板戏英雄也不例外，英雄的“全能性”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遥远的社会理想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差距的一种逃避需要。但80年代的社会变革使社会回到了相对正常的发展轨道上，人们的生活恢复正常，人们对英雄的需要也随之回复到固有的状态，他们不再需要“神祇”式的英雄。
古典主义英雄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对这种英雄的崇尚甚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先秦时代的人称英雄为“侠”。春秋时期的韩非子曾提到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但随着后来儒成为官方的正统学说，侠的形象也开始正面化。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笔下，侠就成了“能解人之缓急”的人。司马迁写了《游侠列传》，将儒和侠相提并论，《游侠列传》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恐怕就是只身刺秦的荆轲。荆轲的身份是游侠，职业是刺客，他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惹人赞叹，他悲剧性的结局又惹人同情。历朝历代的人都以各种问题歌咏荆轲，荆轲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古典英雄。
金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英雄梦（2）
中国人推崇侠，就连文质彬彬的书生，也会不自觉地向侠的形象靠拢。唐代大诗人李白行走江湖时，总要随身佩戴一柄长剑，暂且不提善打仗的辛弃疾，温文尔雅的陆游也写过“学剑40年，虏血未染锷”的诗句，暗示人们自己是学过功夫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现实中，人们不可能仗剑江湖，对侠的推崇就越来越表现在对侠的精神的渴望上，对侠的追求就表现在看那些英雄故事上。
金庸在小说中塑造了性格不同、姿态各异的英雄，其中最能撼动人心的还是那种“忧国忧民”的侠之大者。这种侠的代表人物是郭靖。郭靖的武功出神入化，他本来可以轻轻松松苟全性命于乱世，然而他放弃一己之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直至最后在保卫襄阳之战中，与襄阳城同归于尽。忽必烈曾问过他：“你们大宋朝这么*，皇帝这么昏庸，你帮助他有什么用？”郭靖慨然答道：“我不是在帮助皇帝，我是在帮助大宋百姓。”对于这种侠的精神，在《神雕侠侣》里，郭靖教导杨过时说的也很清楚，他说侠首先要为别人着想，为自己的亲人，为朋友，为集体着想，扩而大之，便是忧国忧民。这便是侠之大者的境界。
人们每每看到此处，便会有熟悉的感觉，这种精神和雷锋等红色偶像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郭靖和雷锋的身上，都包含着一种牺牲精神。在当代，当人们越来越看重个人的利益，当社会上的牺牲自我成全别人的现象越来越少的时候，人们就更加渴盼这种牺牲精神的出现，更容易为之感动。
除了牺牲之外，侠的身上还有一个特征，那便是正义感。不论是什么社会都需要正义感，即使是法律再完善的社会也不例外。法律总是受限的，它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正义。在每个人的心里对于正义都有自己的定义，无论是什么样的法律和规则都无法完全实现这种正义感。那么这种正义靠谁来主持呢？这时候侠便出现了，他能够在法律无法触及的领域里完美高效地实现人们对于正义感的需求，从而满足人们弘扬正义、惩恶扬善的欲望。
金庸熟谙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他在人物身上巧妙寄托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追求。侠，兼有侠骨与柔肠，他们的所行所为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追求，而侠的精神境界更切合了中国人的文化追求。几千年来流行于中国的不过是儒、道、佛三家学说精神。而这三家精神在金庸的笔下都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
当然，金庸笔下的侠不仅仅是胸怀天下、治国平乱的硬汉，他们还有温柔缠绵、儿女情长的一面。这种剑胆与琴心结合的英雄人物让金庸的小说跌宕起伏、亦刚亦柔，节奏饱满。金庸笔下的侠多是痴情种，他们可以为心爱的人一笑散千金，甚至放弃社稷江山。这些情节对当时正处于情感荒漠的年轻人来说，极富杀伤力。
在金庸的小说里，人们关于英雄的审美需要得到了满足。在金庸的小说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轻人可以暂时忘记平庸的俗事，和侠客们一起天马行空、纵横江湖，可以在一个想象的空间里经历超规范的生活。梦是青春的必须，80年代的年轻人需要在武侠小说里去验证一个生动了千年的英雄梦。*、蒋经国、华罗庚、杨振宁等人都对金庸小说推崇备至，金庸的小说跨越了空间的限制，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中国大陆到港台到东南亚，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讨论金庸小说的声音，而且这声音一发便不可收拾，直滔滔不绝地绵延了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的洗礼，50多年风雨，金庸的作品依然长盛不衰、魅力依旧。在金庸的小说里流转着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却生动盎然的意境，这种意境换了一个人，换了一种方式就无法展现出来。这便是金庸小说的好，他的一些好，人们能够形容得出，他的更多好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好交付给内心来细细体会。这种好，仿佛是初初绽放的花，颜色鲜丽，气味芬芳，生命力极为强盛。
金庸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然而看过小说的人再看电视剧，多忍不住要挑电视剧的毛病，因为任何地方的表现不当，都会被视为对金庸小说，不，更准确地说是对少年梦想的亵渎。
琼瑶，女性的嬗变（1）
枕着金庸的书，做英雄梦的，多是男孩子，枕着琼瑶的书，*情梦的，则多是女孩子。
1982年《海峡》杂志上刊登了琼瑶的《我是一片云》，很快一股琼瑶旋风就在女孩子之间刮了起来。琼瑶以她浪漫而多情的笔触，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梦想之地。哪个少年不曾多情，哪个女子不曾怀春？女人是感情的动物，琼瑶的书则唤醒了女人的柔情。在那激|情洋溢的红色年代，女性的柔美特质被政治消释了。20世纪80年代，即是人们找寻个性的年代，也是女性重塑自我的年代。
每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女人，都会向往爱情，女孩子第一眼看到琼瑶的小说就着了迷，她们为小说的情节哭哭笑笑，情绪起伏，琼瑶给她们带来了新鲜的阅读体验。琼瑶笔下的爱情浓烈而直白，给女孩子初初开启的关于爱情的朦胧感着了墨、上了彩，让它们鲜艳艳、湿漉漉的。
在琼瑶的小说里，人们看不到政治背景社会的矛盾，只看到或婉转，或强烈的纯粹爱情。琼瑶很擅长写情话，她的小说就像一个没有大树和小草，只有鲜花争艳的大花园。琼瑶曾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一个标准的梦想家，我美化一切我能美化的东西，更美化感情。有时甚至是天真的，不成熟的。”琼瑶的小说是为女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肆意畅想爱情的空间，现实与否无所谓，重要的是，大家都在琼瑶的小说里酣畅淋漓地做了一回梦。
“只要有了爱，一切困难都是能够战胜的，一切梦想都使可以实现的”，这便是琼瑶对于爱情的注解。爱情在琼瑶那里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惊天地、泣鬼神，可以创作一切、改变一切，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是人类一切美丽的发源地。整个世界都只是一个以爱情为中心的舞台，其他的东西都是服务于爱情的道具。
终究有一天，这些迷恋着琼瑶小说的女孩子们会发现，现实里的爱情并不像小说中的那样美好。爱情不是整个世界，爱情也会枯萎、会褪色、会凋零。也许，当这些女孩子为*、为人母之后，也会感叹琼瑶的小说误导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但是又有谁会真的介意一场梦呢？
没有梦的青春是不完整的，女孩子毕竟曾在想象中轰轰烈烈地做了一场爱情梦。
80年代的年轻女子们，在琼瑶编织的爱情梦中不自觉地塑造着女性化的自我。琼瑶塑造了各种真女人的情态，她笔下那些温婉多情，有思想，又独立的女子自然而然地成为女孩子们心目中的“标尺”。
琼瑶笔下的女子大多能信手拈来唐诗宋词，琼瑶的小说本身就像一本典雅的诗集。《在水一方》出自《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寒烟翠》出自范仲淹的“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一帘幽梦》则出自秦观的“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翻动着琼瑶的书页，就像打开了中国几千年来清理柔和的女儿情怀。喜欢琼瑶的女孩子也不知不觉地痴迷起唐诗宋词，她们一般都会准备一个精致的手抄本，在上面写满了琼瑶式绵软的句子。琼瑶小说中那种温柔气息渐渐沁入女孩子的灵魂，让女孩子们开始学着做一个静慧女子。*中备受推崇的铁姑娘形象，慢慢地为女孩子们不喜，她们开始知道做女人就当如月亮般皎洁婉丽。书包 网 想看书来
琼瑶，女性的嬗变（2）
和琼瑶一起风靡开来的还有岑凯伦、姬小苔等港台言情女作家。在她们的小说里，女人的情感历险是唯一不变的主题。相遇、追求、纠缠、冲突、幻灭、结合等，这一系列的历险只有具备超常魅力的女主人公才能完成。于是乍看起来，这些小说还是才子佳人莺莺燕燕那一套，没能跳出传统爱情故事的老路。但事实上，这只是浅层的相似之处。读者只要细细读来，就会发现琼瑶们爱情故事中的美人和传统文学里的美人决然不同。
这一点可以从写作视角上看出端倪。传统文学中习惯用“美目盼兮、巧笑倩兮”这类语句直接描述美人，总是站在外部的视点上从外向内观察女性的魅力。而琼瑶式的爱情小说里，往往忽略了对女主人公外表的观察，而是倾向于对女主人公所处的环境进行叙述。换言之，传统文学里，是男人看女人，视角从外而内，琼瑶式爱情小说里，是女人看女人，视角从内向外。
当然，不同的视点“观摩”出的女性形象是不同的。传统小说里，从男子视角描写的女人是男子理想中的女人，而琼瑶小说里，从女子视角刻画的女人是女人想要成为的女人。在琼瑶的小说里一般都会并行出现两种女人，这两种女人从性格到外貌都是呈现出一种对立的状态。比如《一帘幽梦》中的紫菱与绿萍，紫菱活泼野性，绿萍美丽、温柔。绿萍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或者说她是男性文化中的女性偶像，琼瑶认可绿萍式的女子，但她更欣赏的则是紫菱式的非传统美人。
和绿萍站在一起，紫菱就像个丑小鸭，她的外貌和男性心目中的“大美人”几乎挨不着边。琼瑶这样描绘紫菱，“满头乱蓬蓬的大发卷，发卷覆在头上，那两道浓眉实在不够秀气”。琼瑶将女性的理想寄托在紫菱这样的人物身上，分明是在男性主导的美女观念发出挑战。紫菱率性敢为，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寄托了琼瑶理想人格的女主人公，在和男主人公邂逅时总是伴随着火药味十足的唇枪舌剑，她们在和男人的“交战”中展现自己的独立性和不依附于男人的精神世界，她们最终在碰撞与火花中与男主人公相爱。琼瑶多会给这样的女主人公安排一个圆满的大结局，这仿佛在暗示那些懵懂的女孩，“勇敢的做自己，必能收获幸福”。
在《一帘幽梦》里，当紫菱问楚廉“绿萍比我强那么多，你怎么不追绿萍而要我”时，楚濂狂热地回答：“因为你是活生生的，因为你有思想，因为你调皮、热情、爽朗而任性。”
在琼瑶的小说里，即便是传统型的女子，在她们柔弱的外表下也藏着一颗独立、坚强的内心，从琼瑶的Chu女作《窗外》到《哑妻》，她的诸多女主人公都程度不同地带着这种气质。她们都有一个固定的动作，便是每被男子语言伤害的时候都“暗暗挺了挺脊梁”，这个颇具代表性的动作生动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的坚强独立。
细品琼瑶式美人的美丽、欣赏着她们的独立，女人们的女性意识和个体意识不知不觉苏醒过来。80年代初是人们找寻自我的时代，政治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严格地统摄着个人，男人、女人都需要重新为自我进行定位，都需要鼓起勇气直视那真实而非政治的自我人格。
琼瑶本身是一个事业成功的女性，除去写的一手漂亮文章不说，她还是一个成功的影视制作人。她的作品被一次次地推上银幕，而在这个过程中，琼瑶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她尽量让她的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在电视、电影中。琼瑶有一双善于挖掘女演员的眼睛，从清丽的林青霞到坚忍的刘雪华、从俏丽的陈德荣到活泼的赵薇……她们每个人的成功都和琼瑶关系密切。而如果说这些 “瑶女郎”有什么共同特质的话，那就是“浓眉大眼，外柔而内刚”。
从80年代的《庭院深深》到90年代末的《还珠格格》，从洋溢着怀旧氛围的《情深深，雨蒙蒙》到现代气息浓厚的《又见一帘幽梦》。20多年里，琼瑶热都未曾降温。
有人说琼瑶的作品肤浅、虚妄，但这却不能阻止更多的人喜爱琼瑶。那些爱过琼瑶，又从琼瑶梦中醒来的女人们会一面笑话着自己当年的纯情，一面将琼瑶的故事丢在脑后，但她们的女儿们却仍旧将纯纯的少女情怀灌注到对琼瑶的喜爱中。
琼瑶的爱情世界中有悲欢离合，没有纸醉金迷，有激荡的感情，没有*的情ｙu，琼瑶的书里盛放着女孩子对爱情最美好的憧憬。女孩子们穿起由琼瑶编织的“梦的衣裳”，顺着琼瑶的指引走着爱的旅途，在感情的升华和净化中走过甜美的青春。她们不想计较真实和虚幻，她们只粗粗知道这是“好”的，那也就够了。
琼瑶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假，我的故事假，可我的感情是真的，就像圣诞树，明知是假的，叮叮咚咚，闪闪发光，每个人都爱看。”
也许琼瑶是矫情的，但她满足了少年的爱情幻觉。幻觉的内容是假的，但对幻觉的需求却是真的。这个世界不够完美，人们却有权在另一个空间里寻找完美，哪怕最后怎么找也找不到。男人们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梦，女人们也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爱情梦。
有意思的是，在琼瑶刚刚流行的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流行歌曲中的女人还都以一派温婉哀伤，幽幽怨怨的姿态，唱着“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而今天那些女孩子，则勇气凛凛地唱起“隐形的翅膀”了。美丽、独立是所有女人的梦想，只要人们的这种梦想不变，琼瑶还会一直风靡下去。
香港文化的进驻（1）
改革开放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中国内地人民陈旧的生活模式受到了来自海那边新潮思想的冲击。香港对于内地来说就是一个崭新的符号，这个地方灯红酒绿，四处洋溢着活力与热情。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了解香港，尖沙咀钟楼、九龙城启德机场、沙头角，这些地名频繁地以电影、电视剧的形式冲击着内地人民的视野。
影视剧逐渐成了人们认识和了解香港的主要途径，香港无线电视台及其捧出的“无线五虎”在内地拥有大批的粉丝；邵氏和嘉禾逐步成为当时内地电影院的中流砥柱。这些色彩艳丽、人物性格鲜明、场面宏大的影视剧成了内地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渴望突破的情绪得到了宣泄，强烈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
在影视剧红透祖国大陆的同时，一些流行音乐也慢慢融入人们心中。从前被视为靡靡之音的唱腔广为流传，随后捧红了许冠杰、徐小凤等一系列香港歌手。从此，中国文化流入了一股新鲜血液，那些张狂、那些悲伤、夸张的艺术形式、繁杂的艺术手段都为中国内地在这方面的欠缺填补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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