罩滤，也叫漏勺，现在人用的漏勺是铁皮或吕皮做的，以前农村的漏勺称罩滤，它是用来过滤汤水的，人们洗菜，从锅里盛煮熟的面条或饺子，把面条和饺子盛上来，把汤水滤下去，以前的罩滤是用柳条、竹条编成的，它是厨房的专用工具，漏勺也好罩滤也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食物与汤水分开吃稠的、干的，剩下稀的是下料，而皮罩滤则不是这样，因为用皮革做的罩滤没有窟窿眼，连稠的加汤水一齐捞上来，根本还有下角料，其实根本没有皮罩滤这种东西，既然不漏汤水那就是勺子或者是水瓢，而在人群中倒有这样的皮罩滤，把人称之为皮罩滤，其含义就是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品性，在我们的生活中，不难发现这样的皮罩滤。
该提副省级干部了，可是人家没有叫他当，其实按他的水平地厅级也不够格，因为他所在的部门升格，由正厅提为副省级，他满怀信心的向前冲，可冲了一阵子，上级根本没有考虑他，因为他有不为别人谅解的毛病。前些年他在某地市当政工书记，是专管干部的，也算个肥差，他和市长关系很好，也许是私交深厚吧，有一次市委书记出了一个长差，需要个把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他和市长一商量对辖区的干部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考核与调整，提了一大批干部，当然这其中也有猫腻，市委书记回来后大怒把情况反映到省里，省里对其进行了调查，之后把市长调走了，也把他调到省直部门当了一个副职，这个部门是清水衙门，他心里十分不高兴，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多次提出要换一个好部门，可因为都知道他的品性，谁也不要他，只好作罢。几年后单位里的一把手提拔走了，他该 接正职了，可是上面传来一个消息，他所在的部门要升格，由厅级升为副省级，他又不想走了，想当这个副省级的干部，但最后还没有如愿，单位调来了一把手，把他派到某一个小城市当了市委书记，城市虽然小但也是正厅级，他终于由副厅级升为正厅级了，这也算对他一个交待。他走马上任后，春风得意，大权独揽很是风光了一阵子。但这个城市很复杂，各派政治力量矛盾重重，本来他稍微一动脑筋就可以驾驭这艘船，可是因为他是一个皮罩滤，才使他的工作举步维艰。这个市里的市长是从组织部长、政工副书记一步一步提上来的，当然有他的势力范围，而政工书记也是几年前从省委调来的，也是先当组织部长后当政工书记，这个市里有一个积习，自从建市以来都是政工书记想把市长挤掉，自己当市长，这是多少年遗留下来的习惯，在他到任后不久，政工书记很靠近他，对他巴结的风雨不露，政工书记很心急，急于把市长挤走，自己当市长，市长的力量也不弱，形成了严重的对立，而他即对市长存有戒心，也对政工书记揽权提拔自己的亲信、老乡表示不满，于是他准备伸出两只手打人，他先把市长调走了，市长很不满意，到省里四处宣传他的坏话，第二年又把政工书记调走了，政工书记对他更是恼火，况且调到省直一个很穷的单位，所以政工书记把一切怨恨迁怒到他身上，在省里，原来的市长和政工书记本来是一对冤家，可在对他的问题上都十分一致，每逢到了组织上准备考核提拔他的时候，告他的信就飞到了省委，除此之外，两个人到处散他的传单，贴他的小字报，所以，他失去了所有的提拔机会。
原来的市长和政工书记调走了，他点名要来 了一个市长，应该可以了，可是没过多久又闹翻了，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权力分配问题，他是市委书记，管着全盘工作，管着干部的使用与升迁，可政府的工作他总想一篮子管完，大小事都Сhā手，惹的市长不高兴，本来他是管县级干部的，可各单位的科技干部使用他也管，下级的同志谁给市长汇报多了他就对谁有意见。谁跟市长关系好了他就不使用，并且进行打击，所以关系弄的很僵，后来到了不说话的地步。他啥事都管，一个农村的派出所长本来是一个股级干部，县里公安局已经有了安排，他非要某人去当所长，这样一僵持就是两三年，此类的事很多，也影响了他的威信。
有人说他调走原来的市长是应该的，因为他是个官混子，只会捞钱、弄权。啥事也办不成，他调走政工书记人们也拥护，因为政工书记一是贪财卖官，二是横行无忌作风十分霸道，可是你要来的市长再搞不好关系别人就不理解了。
有人说他是个皮罩滤，汤水不漏，有人说蛤蟆蝌蚪戴眼镜，坑里凹里都看着，有人说他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喝稠的连汤也不给别人剩。其实说到这里，人们也会明白，他们是在争名夺利，因为分配不公才导致矛盾，由于他的角色特殊，全市人都看着，所以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皮罩滤。
(4) 白二小
白二小是我们后村的一个村民，如果他还活着也有八十多岁接近九十岁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们村周围所有的村子里的人提起白二小几乎是没有不认识的，尽管他是个农民，可他当了一辈子的村干部，所以在方圆十几里是一个知名的人士。白二小出生在旧社会，从小家里很苦很穷，长到十几岁还没有名字，因为排行老二，所以人们称他二小，又因为长得比较白，被大伙俗称白二小，抗日战争末期白二小入了党，是当时的地下党员，解放战争时是积极分子成了村里的支前模范和骨干，全国解放后当了村干部，从互助组到了高级社，又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到*时被罢了官，*后又出任了村干部，直到接近七十岁的时候，才退了下来。白二小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积极分子，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但不管拥护他的人还是反对他的人，都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和老实人，也有人说他是一个迂腐无能的人。
白二小一生的命运很苦，虽然当了一辈子村干部，可没有占过集体的光，没有多吃多占、贪污的行为，所以，许多反对他的人也就原谅了他的许多错误。白二小年轻时当了干部也结了婚，娶得是一个十分窝囊的女人，因为穿着不打扮，常被别人误认为是要饭的叫花子，白二小结婚后似乎生来一男两女，两个闺女随着年龄的长大逐渐结婚嫁人，儿子石滚是他的心肝宝贝夫妻二人把儿子看成掌上的明珠。到了上学的年龄，石磙上学了，上学后的石磙非常聪明，在学校里是个尖子生，可那时正赶上*，上学的时间没有放假的时间多，一到秋收忙天学校都会放假，放假后的学生要求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孩子们虽小，也热衷于凑热闹，经常随大人劳动挣工分，当时生产队的活有轻有重，有拉粪的，有看庄稼的，因为白二小是队里的干部，就派石磙去地里看庄稼，白天看护庄稼晚上也去地里睡觉，时间长了小石磙被秋天的露水露坏了身体，开始石磙腰酸腿疼，白二小用两三年的功夫带他去求医，最后石磙能立起来了，后来也能上学了，身体恢复后的石磙在假期里光去看庄稼，最后他的病犯了，再也没有站起来，经常双手摁着一个小凳子在地上爬行，一直到他接近三十岁的时候才死去，剩下白二小夫妻二人。后来，白二小年龄大了，村干部的位置让给了年轻人，自己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靠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生活过得十分清贫，上来年纪的人说白二小当了一辈子的村干部很少沾公家的光，他办事很认真饥饿的年代和他搭伙计的人想搞点夜餐和福利，他不同意，后来别人干这种事就背着他，不让他知道，尤其在大伙食堂的时候，老百姓挨饿他也跟着挨饿，从不多吃多占，所以他当了一辈子干部，退休时还是三间破草屋，在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得了一种叫肝腹水的病，受尽了病痛的折磨，没有钱到大城市治疗，全靠村里的赤脚医生给他打针延续生命。有一次，赤脚医生给他去打针，白二小非常遗憾地对赤脚医生说：“我咋得一种这病呢，这一辈子我也没干啥坏事，也没有坏良心呀。”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难道大伙食堂怨我吗？是我的责任吗，全国都是那样的啊。”
白二小说这话时，脸上露出一种惭愧的样子，那是一段不寻常的岁月，勾起了白二小的沉痛记忆。
一九五八年，因为浮夸风全国兴起了大伙食堂，全村的人民族一个伙上吃饭，谁家也不能开小火，大队干部并把全村所有的锅碗瓢勺收了去，谁家也不能冒烟做饭，当时大口号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那时候白二小正是青春年少，也是积极分子，他很积极，每天巡逻，看见谁家冒烟做饭他就去把锅台给踢翻，把饭菜给倒掉，在地里干活发现谁都篮子里有一穗玉米，有一块红薯，他就把篮子夺去，并且开谁都批评会，因此当时村里的人谁见了他都会害怕三分。白二小在快要死掉时候，回想了自己的一生，发现自己一辈子没有干坏事，但找来找去还是良心发现，想起来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琐事，他为自己的过激行为感到内疚，但他又为自己推卸责任，他是向别人解释当年做的错事不是怪自己，而是形势，但从他的言语中又难发现白二小在反省自己。
一个人，年轻时做错事不会感到什么不安，可一到晚年，尤其是在行将就木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一生总会有一个评估，可是那已经晚了，因此年轻人做事还是三思为好，你看，白二小年轻时踢了别人的锅台，几十年后还感到内疚和不安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5)樊登昌
白堽乡黄庄村有的村民叫樊登昌，大概出生在1930年前后，也算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因为从小爱哭把眼睛哭坏了，他的眼睛经常眯缝着，眼皮里的红肉经常松拉在外边，，生人看他象个瞎子，其实他并不瞎，不但能看清路，因为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还能看大本小说，由于上边有一个哥哥他排行老二，村里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二疙瞭。意思是他看东西总是翻着眼皮。
樊登昌家里是外乡人，他父亲那一代才通过亲戚关系迁到了黄庄村，家里没有地靠给地主种地养家糊口。据老人讲樊登昌弟兄两人都不坏，解放前后都先后入了共产党，大哥当了半辈子村干部，还当过支书。二疙瞭因为是党员也当过几年生产队干部，可听说他的父亲不算是好人，别看他是外乡迁来的佃户，可迁来后没干多少好事，在群众中的威信很低，在三十岁左右就死了，樊登昌的母亲也不是善家，作风问题不说，邻居关系也不好，因为个子长的高。经常大骂邻居，后来还大骂娶来的儿媳妇，所以她在孩子们面前不受尊重。樊登昌到了成年以后，因为家里穷，再加上眼睛不好使，平时穿着象乞丐一样，所以没有娶上媳妇。后来四七年大参军，在淮海战役前他入了伍，当了几年兵，全国解放后，他复员回了家，回家后，几年没见儿子的母亲看到他一直哭个不停，樊登昌有点不耐烦地劝她说：“你这个同志，哭啥子吗，哭的让人心烦意乱的。“曾引起许多人的笑话，复员后的樊登昌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因为长相不好又是个半瞎子，经常烂眼赤麻糊的，一直没有娶上媳妇，到了五八年大伙食堂的时候，群众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大伙都吃不饱，樊登昌是个干部有点特权，因此，他利用自己的一点权利在村里找到了相好的娘们，关系一直保留多少年。后来大伙食堂解散了，樊登昌的村干部也不当了，但他是党员，经常参加会议和社会活动，那时候政治运动比较多，经常是大运动加着小运动，他也是运动中的红人和积极分子，尤其*那阵子，村里分出两派，两派群众组织都拉他，所以他经常忙的不可开交，尽管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可他该参加的会议总不会耽误，有时候半夜也不回家，有一次樊登昌的草帽找不到了，他的母亲说：“二小，你昨天夜里去谁家了，你想想是不是丢在xx家了。”樊登昌从母亲的画外音听出母亲在嘲笑他的作风问题大声对母亲吼道：“你说这是放屁的话。”吓的母亲不敢吭声了。由于母亲的名声不好邻里关系不好再加上母亲经常与他吵架，他没少打他的母亲，往往是一脚把母亲踢老远，他的母亲在地上打着滚边哭边骂，直到别人把他拉走为止。有一次，村里的群众在他家的岗子上开会，他母亲和他吵架一直闹个不停，因为有许多人在场，不便于打母亲，樊登昌恼了对他的母亲提出了严重警示说：“你如果继续闹下去，告诉你，你的下场可悲。”大伙劝了一阵子才算作罢。
樊登昌是个退伍军人，每月有十几元的补助，每当领补助的时候，他的一群狐朋狗友们都来他家喝酒，什么时候把钱花光了就不来了，下个月领了补助大伙会不约而同的来找他喝酒，因为这事村里人经常笑话他，说他的朋友不真实。有人问他：“二叔，xx等又来找你喝酒了吗？”他解释道：“昨天喝酒不是我拿的钱。”人们知道他在撒谎，因为朋友经常来宰他，比他小十多岁的大侄子经常打他。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他娶了一个傻媳妇，听说傻媳妇年轻时是个*，后来那行业取缔了，他专放鹰，到了五十多岁，放鹰也不行了就嫁给了樊登昌，他们在一起过了几年，有一天，一个朋友来他家做客，樊登昌去二里外买酒买菜，那朋友趁机会和他的傻媳妇干了苟且之事，结果被人发现告诉了樊登昌，樊登昌一怒之下骂跑了朋友打跑了老婆，一个人独自生活。到了六十多岁的时候，他双目失明了，饿死在自己的地铺上，两天后被人们发现，由他的侄子们把他匆匆埋了
(6)万辈阿三
在北河洼一带，人们一提起万辈阿三，不自然地就会问起阿三的下落与近况，会说话的人问阿三现在身体还扎实吗，生活怎么样，不会说话的人问，阿三现在还有吗？大多数人则一提起阿三就问阿三死了没有，不管人们怎么样的口气打听阿三的下落处境，都不会传到阿三的耳朵里，其实阿三并没有死，他还活着，今年75岁，身体不算硬郎，但生活都能自理，只是耳朵聋了，说话的声音没以前洪亮了，不管是死了还是活着，都无碍于人们的正常生活，打听阿三的境况只是一种无聊的闲谈。
北河洼一带的村庄十分稠密，方圆十里八里的人都认识阿三，即便没有见过阿三的人也知道阿三的名字，了解阿三的故事。阿三出生在北河洼一带的一个小村庄里，村子名子叫刘李庄，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村里只有六十多口人，七个姓氏，况且大多数人都是外乡户到刘李庄定居的，周围的村庄都比较大，与刘李庄相处的也比较和谐，在周围十个村子里，人们一提起阿三，就知道是万辈，有人叫万辈，都知道是阿三，阿三与万辈连结在一起，阿三不在场，不再呼阿三，统称万辈。万辈到底是什么意思，究竟与阿三有什么内在联系，外乡人不知道，只有方圆十里八里的人清楚万辈的含义，可是阿三不知道，也没有人敢当着阿三的面呼他万辈，因为他当了半辈子小队会计，掌握着生产队的财务大权，再说都是乡里乡亲，谁也不好意思放屁朝别人脸上放，万一得罪了阿三，说不定哪一天队里分粮食会压你称，甚至在大会上批判你侮辱革命领导干部，因此，至到现在阿三只知道自己叫阿三，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卓号叫万辈。万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北河洼一带，连刘李庄的人也难以表达准确，但都知道这不是个好词，是一个讽刺和挖苦，是一种贬低与嘲笑，反正这里面含着个“能小”有意思，万辈是说一万代才出现这么一个能小，“能小”这个词在这一带，人们的理解是不是真能，而是逞能，能的叫人倒胃口，能的叫人恶心。他只要一逞能，很多人不舒服，甚至会倒霉，因此万辈在村里，在三里五乡名声不算好，所以，人们不断打听阿三死了没有。
万辈阿三一生最风光的年代是从上世纪的一九五八年到上个世纪的一九八0年，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二十多年，因为这一个时期，正是适宜阿三生存发展的气候、环境与土壤，后来，农村改革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土地分包到户，在加上他的年龄衰老，也失去了当年的风采与辉煌，不过在阿三风光的二十余年里，由于连绵不断的群众运动，也曾几次被群众轰下台，但运动一过他就会重新上台，原因：一他是个贫农，出身好，二当时生产队干部不用群众选举，都是大队指定任命，所以，他三番五次下台有三番五次上台，群众也习以为常了。
阿三小学毕业，有点文化，人称铁嘴钢牙，有理决不饶人，没理强辩三分，抓住了理滔滔不绝，抓不住理暴风骤雨，先声夺人，以声压气势将对方压倒，只要有人跟他发生争执、吵架或者有什么事情不合他的心意，他就会拿出刹手锏吓唬人：我是贫农，是革命的动力，毛主席教导我们，贫农是革命的主力军，若怀疑他们便是怀疑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你们不相信我就是怀疑革命，你们打击我，就是打击革命。阿三的一阵理论有时还真能把一些没有文化的人给唬住。后来有人说，阿三是贫农不假，旧社会讨过荒要过饭，他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勤俭持家，平时在路上见过麻绳头、柴禾棒也捡起来，算是个好人，也没有见他家对革命有啥贡献，张嘴贫农，闭口贫农，这贫农成了他的靠山，打江山他家没人扛过枪，斗地主没人露过头，分土地他家没少分一份，土改后，他兄弟三个两个当干部，不劳动还多分红，他家是贫农，咱村谁也不是地主富农啊，成份最高的是中农，他是革命的动力，谁是革命的对象啊，这些私下的不满仅仅是说说而已，谁也不会找阿三辨论。
阿三终于有一天走了下坡路，还是*刚开始那一阵子，不管是对哪一级的干部，人人过关人人过筛子，都得叫群众批判几场，让群众出口气，其他干部都在群众会上做了检查，表示虚心接受群众意见，认真改正错误，于是很多人也就不了了之地过了关，可轮到阿三，由于民愤大，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几场过不了关，阿三也不服气，每次群众会上都说自己是贫农，并念毛主席语录，群众带着他指出咱村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这一问，把阿三给问闷结了，群众让他交待贪污集体粮钱的事，他避而不答，一个劲的背毛主席语录，还高呼“毛主席万岁”，散会后，他嚼着毛主席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语录，从村东头唱到村西头，因为他的家在村西头，每天散会后都是这样，这一次，不管阿三多么硬，终于被群众罢了官，夺了权，变成了普遍百姓，一直失落了三年。
阿三终于下野了，村里的群众奔走相告，街谈巷传“万辈掉了，万辈掉了。”掉了意思是官职掉了，可是阿三哪能受的了，憋得住，像发疯似的，天天在街上高唱“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还写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进行到底。”拿着喇叭在广播毛主席语录，村上的人都说：“万辈疯了，万辈疯了”阿三发疯一直延续了几个月，终于平静后了下来，他的嗓子哑了，家里的粮食吃的差不多了，精力也有所减退，他改变了策略，开始每天晚上不睡觉，开始走东窜西，煽动群众闹事。并且组织家庭人员，弟兄三人，七八个侄子商量对策，把别人挤掉，由于人们对阿三的义愤还没有消除，也没有几个人能听他的，他开始嘲笑一些老实人，你们没有造反精神，怕溅身上血了，他说他的，人们也没有被激起，于是阿三经常在村里闹事，不是把别人打伤，就是被别人打的头破血流，有的恼了非要把阿三捆住，用麻袋装住，扔进黄河不可，最后被—老实人劝阻了，这可不得了了，人命关天，一旦大局稳定，谁也跑不掉，可是从啊三下了台，闹的刘李庄翻江倒海，永无宁日，公社派了一个治安主任，相当与现在的派出所长带着枪，带着几号人到刘李庄召开群众会，对刘李庄进行了震慑，会上点名批评了阿三，治安主任指着阿三说：“你们村经常打架，那次打架都有你，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如果不改，下场可悲，自从这次会议后，阿三老实了很多，不在煽动人们打群架，只是转入了地下，组织一些人搜集别人的黑材料，等待时机……
阿三终于时来运转，三年后，阿三被定为造反派，又一次当上了生产队会计，这次配生产队班子，队长是阿三的对立面，目的是让他们一是权利分配保持平衡，二是相互监督公共财产不受损失，可是阿三和那队长都是十分精明透顶的人，他们都知道相互监督一损俱损， 相互勾结一荣俱荣，所以他们没有相互监督，而是来了个沅瀣一气大分脏。因为那时都很穷，队长家五个孩子，阿三4个孩子，闹起矛盾来都没利，搞好合作，双方的家庭都能过个好日子，起码都能吃上饭。于是阿三与队长经常月黑风高夜，把仓库的粮食往家偷，年终生产队搞结算时，他和队长的劳动日都超出了常规，一年360天，出满勤只有300多个劳动工，可他们家的工分平均每个劳动力都达到600乃至700个劳动日，群众都说他们不顾眼皮，队长与会计的矛盾的双方不会起哄，其他人也起不了浪，因此，其他人有意见也只在下面议论一番了事。平时阿三很有心计，他会理财，今天生产队到市场买头牛，停一段再卖掉，倒来倒去，挣个差旅费。阿三贪污公款的事群众议论纷纷，阿三也略有所闻，于是在群众会上讲上届班子不办事，没有能力等，然后说，这当前干部比如驴拉磨，有的驴不偷嘴吃，磨也拉不好，有的驴很会拉磨，但有时偷嘴吃，你们说是用不拉磨的驴还是用偷嘴吃会拉磨的驴。阿三的一番表白，不攻自破，群众说他是一个偷嘴吃的驴，磨拉的好坏得叫群众说，他说了不算。
阿三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他与别人说话，总是反着说，如果批评人不是分清是非，指出过错，而是讽刺与挖苦，他本人滑皮溜鬼，从不干重活，但是对别人是从不宽容的，有一次，他领着一群妇女在割豆子，当时刘李庄大部分是盐碱地，成片成片的没有苗子，阿三站在地里的坟头上，不间断地歇斯底里的呼喊：“各位请注意，要在盐碱地里没苗的地方割，在那里割累不着，工分也不少。”他这边喊，满地的妇女在学，这个“万辈”，那个“能小”。
阿三是个人主义极强的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他划了很多的圆圈，他自己是一个中心点，外面一个圈是他妻子，再外是四个孩子，再外是他兄弟，以此类推往外分别是侄子，本姓的、邻居、朋友等。当他与妻子矛盾时，他只要自己，当夫妻与孩子闹矛盾时，他只要妻子，当孩子与他的哥哥弟弟闹矛盾时，他只要孩子，当他的哥哥与哥哥的孩子闹矛盾时，他会旗帜鲜明地指责哥哥的孩子，当弟兄们与外姓人闹矛盾时，他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大打出手。因此，在阿三当干部时，照顾他的兄弟滴水不漏，不管队里分钱分物，还是干轻活重活，他都会按排本家亲属们无可挑剔。可后来他的会计被他的侄子取代了，他很恼火，再则他侄子只顾自己与父亲，顾不上照顾他的叔叔阿三，气得阿三经常骂街，最后与哥哥对骂的不可开交，并在自己的院子里，侄子的屋子后墙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大粪坑，等到大雨来临，逼得侄子没办法终于拆屋迁了出去，侄子一迁走，阿三的院子大了一半。这还不肯罢休，村南头是一片村共有的打谷场，有六七亩大，阿三的打谷场与侄子的打谷场连着，两家合在一起才能够用，一家单独打不开场。阿三为了治他的侄子，把自己的打谷场挖成一米多深的坑，把土运走，在坑里栽上树，天一下大雨，满坑是水，漫延到场里，把侄子的麦垛泡湿半截，阿三在一边看笑话，最后他侄子的场挪走了，阿三总算出了一口气。
阿三是个精打细算的人。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到了阿三的手里，不管是他的不是他的，就甭想往外出。本村有个邻居是姓刘，弟兄六个都没长大，因为很小父亲去世了，没有人拉扯，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搞来十斤萝卜种子，找着阿三“三哥，反正咱队里得种胡萝卜，这十斤种子用了吧，每斤5毛，共伍元钱，我家里还等着买粮下锅呢？”阿三答应了，但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阿三不给钱。秋后，萝卜也收了，阿三还是不给钱，就托人问问阿三萝卜种的事，阿三说：“他父亲在世时用过我一根门口 木。”这事也许是真的，因为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与阿三是朋友，来往应该会有的，但原因不是这，一是这伍元钱阿三不想出，二是阿三怀疑那萝卜种可能是偷来的，不给他也不敢声张，阿三就是这样的聪明。
阿三侵占集体财产,偷队里的粮食，贪污公款的事被群众联名告发，县里工作组要求刘李庄建立*理财小组，由群众选举了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当现金和粮食的保管，那学生刚毕业，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在仓库的粮食上面盖上一个印，粮食在也偷不去了，但现金一直不交，工作组催了几次，阿三厚着脸皮找来借口一直没有交，还经常气急败坏的发牢骚大学县里的工作组，工作组知道后，立即免了阿三的会计职务，换了他的侄子，阿三虽然恼羞成怒但换的是他的侄子，稍微有点平衡，不久，因为侄子当官他没有沾上光，就开始了得对侄子的对阵，后来，随着农村的改革的不断深化，生产队这层干部渐渐失去了功能，阿三才逐渐开始平衡。
好事的人是不会安静，阿三已经失去了与别人争斗的环境，家里矛盾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四个儿子都娶了媳妇，他一生的为人媳妇都清楚，因此在孩子们心中他没有什么地位，在加上他口强霸道不让人，儿媳妇也不吃那一套，经常发生口角，他用反话挖苦人，儿媳妇挑明给他干，决不相让。没办法，为了给儿子媳妇难堪，他和妻子在远离村庄一里的地里盖了一个简易草房，一住就是半年，目的就是出孩子的丑和洋相，孩子们也不相劝，到了春节，阿三感到没趣，自己搬回了村子。
晚年的阿三不算十分如意，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五十多岁了，在他当干部时，大儿结婚有两个女儿，也是响应政府号召。也是为了领取计生补助的几百元钱，大儿子结了扎，别人结扎后没有什么反映，偏偏他的大儿子一直腰疼腿疼，不能干活，二儿子念书十分聪明，当时后说是个大学生的坯子，可没到高中毕业，一直腿疼的站不起了，于是辍学回家了，二儿子脾气十分暴躁，在村里落了“小恶霸”的名称，除了自己的父母兄弟，不管是谁只要不合他的心意，开口就骂，招手就打，拳打脚踢，让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不久他的病终于站不起来了，人们都说“让老天爷看见了”二儿子的腿越来越重，后来拄着双拐走路，前些日子疼的受不了啦，就住进了市的一家大医院，仪器一查，是骨股头坏死，已经二十多年的病史了，医院为他进行了治疗，有些缓解就出了院，不几天有犯了病，第二次送进医院家里的钱花光了，去哪里借钱，也张不开那张嘴，全凭儿媳妇求东告西。不管是有多大的仇人到难处都能体谅，邻居们凑足了一些钱，医院也定了性，发现了新的病情是肺部恶性肿瘤到了晚期，妻子一琢磨，他死了，大人还要生活，不能在花钱了，于是拉着他出了院，他不愿出院是对生命的留恋，出院后不几天就死了，时年39岁年，阿三共四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的要腰疼腿疼，村里人说阿三错坏事太多了，恶有恶报。还有人说他家的人腿不瘸谁家的瘸呢？当年平坟是，阿三把被人家的坟上的土拉到他家添粪坑，垫宅子，把死人的白骨也拉到了他们家，当时阿三就有点害怕，还把坟里的棺材板子拆开搭猪圈，棚牛屋，如今果然灵验了，究竟是不是这原因也没人考究。可是阿三其他两个儿子还不错，人缘关系也可以，因为每当阿三做了不该做的事，说了过头的话时，其他两个儿子对着别人笑一笑，以示让人宽容，同时也赢得别人的理解与宽容，因为他们毕竟有自己的人格与良知，也为阿三的晚年扑铺就了一条比较平缓的路。多少年过去了，很少有人与阿三聊天或回忆往事，人们也很少见到他，他很孤独与寂寞，但也很平安。因为没有人与他当年的事计较，也没有人向他去复仇，为了他的孩子，如果真的他听到很多人打听他死了没有，他会感到一阵悲哀与凄凉，但也许会使他反思一下他的人生。
(7)万辈阿三
当了半辈子生产队会计的阿三，到了一九八零年政治生命已到了尽头，那时候全国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刚刚起步，一九七九年，中央下发文件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把农村的土地承包给农民，面对这样一个农村经济利益大调整的局面，阿三不干了，他首先是不理解，然后就是生气，因为他是贫民，旧社会没有土地可种，全国解放后，他成了生产队里的干部，无形中也成了土地的主人，村里的农民成了他的雇工，他不用干活可以养活全家，所以他对当时大集体的政策非常满意，突然间要把土地分给农民，他很烦感，接着就是抵抗，他串通生产队长，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段，只是把一小部分薄地象征性的分给了村里的农民，而大部分的肥地控制在生产队里，并且控制着村里种植、出工、分配的权力，可是好景不长，县里、公社里的干部不断的入村检查，并且下发了各种文件，直到一九八一年，阿三才不得不把所有的土地分给了农民，而阿三显出十分失落的样子。
土地下放后，不到两年，生产队的产值翻了两番，原来连粗粮也吃不饱的农民，两年间吃上白膜，生活也大幅度改善，而好吃懒做的阿三其家境凸显出来，他有四个儿子，大的才读高中，二儿子才上初中，三儿子和四儿子还在读小学，家庭劳动力的缺乏，使阿三大伤脑筋，他不愿出力，地理的庄稼种的不好收成也落后 于邻居和其他村里的人，阿三的霸气也有所收敛。
大儿子高中毕业了，没有考上大学，当了农民，因为阿三的名声不好，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几年没有找到对象，不过大儿子很老实，邻居念及他大儿子的品行，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不久也就结婚了，结婚后连生两个姑娘，村里搞计划生育，那时候做绝育手术不但不收绝育费，还要补助50元钱，阿三主动给大儿子报了名，做了绝育手术，得了50元的补助。后来，村里的男青年结婚后都生了儿子，唯独阿三的大儿子没有儿子，儿子和媳妇恨了阿三一辈子。
阿三的二儿子很聪明，在学校里念书也是尖子生，可在考高中时没考上，这是村里人预料之外的，不久，通过在高中教书的我把他弄到了高中里，二年高中没有念完便患了腿疼的毛病，不能走路，只好辍学，阿三的二儿子是个恶少，对邻居开口就骂抬手就打，在村里落的名声很坏，他的腿疼了二十年总认为是关节炎，根本没有进过大医院，只到四十岁的时候疼的厉害，才到红十字医院看病，经大夫诊断是股骨头坏死，他又感到胸闷，一检查是肺癌晚期，不到一个月就死了。
阿三还有两个小儿子，不算坏，念书不成，也先后娶妻生子，人们知道后，阿三四个儿子之所以都能娶上媳妇并不是阿三的面子，只有他二儿子是亲戚给他介绍的。
一九八一年，土地实行承包之后，阿三在生产队里的干部身份逐渐失去作用，后来慢慢消失了，到了五十岁，他不得不拿起锄头在地理劳动，不当干部的阿三并不省事，经常因一些琐碎小事与邻居们对骂打架。有一次，他与他的侄子发生口角后，他到庙里烧香磕头诅咒他的侄子全家死掉，侄媳妇也不示弱，也跪在庙前烧香磕头，两个人各烧各的香，各念各的咒，各磕各的头，村里人笑话道“叔公和侄媳妇在庙前拜天地呢”这分明是在骂他，阿三的家的房子在侄子家的后面，阿三为了报复侄子，在侄子的房子后墙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大坑，说是自己沤粪的粪坑，这样一来，一下大雨经水的房子非塌不可，最后侄子托人给他说了好话他才同意将大坑平掉。
生产队把土地分给群众后，只剩下一块几亩的打谷场，生产队把打谷场按人口分给了各户，因为地块小，只有几家联合才能打场，阿三的场分在场的中间，由于他对分场不满，就报复别人，打谷场本来是用来打场用的，可阿三把自己的一块场挖成坑，把土拉到家里，一坑里栽了许多树，这样一来，别人的打谷场就不能用了，四儿子心眼比较平和，劝阻他不要做，被骂了一顿，别人从他的场地边路过，别人不吭，阿三的小儿子很不好意思的解释道：“这是瞎胡摆治，这就叫不顾邻居”路人莞尔一笑。几年后，阿三与儿子生气，为了办儿子难堪，他在地理搭了一个草棚，两口子住在地里，目的就是向社会宣传儿子们的不幸，最后，天下大雪冻的地受不了才搬回了村子里，也许是命运在捉弄阿三，他的小儿子既聪明又正派，长的也十分帅气，可由于阿三的名声和他的家境，一直没有找到对象，村里人同情他的小儿子就把本村的一个姑娘介绍给阿三的小儿子，姑娘的父亲和阿三是一辈子的仇人，小儿子结婚后，媳妇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爸爸，背地里都是阿三长阿三短的，在家庭家务上把阿三整的不轻，阿三也有苦难言。
转眼到了2008年，二十七八年过去了，阿三也到了八十岁高龄，体力渐渐不支，阿三的老婆眼睛也看不见了，她患的是白内障，按说花不了两千元就可以治好，可是没有人给她治，这时的阿三身体也每况愈下，村里人说他得了神经病，其实是脑萎缩，阿三的父亲七十多岁的时候，患了这种病，整天*的在大街上跑，两年就死了，阿三的大哥活的八十岁，也患了脑萎缩，傻的什么也不懂，也光着身子不穿衣服，半年就死了。2008年，阿三也是这样，不过他还能走路，在街上跑一圈回到家里给他老婆磕一个头，喊一声娘，他老婆骂他，他说“那怕啥，磕个头喊声娘也是应该的。”他和老婆不能做饭了，就轮着在四个儿子家吃饭，经常遭受白眼，老年人睡不着，天一明就喊儿媳妇的门子，惹的儿媳妇生气，咒他们不死。四个儿子，一个死了，三个在外地打工，只剩下四个儿媳妇，没有人管他们的事，前些日子阿三血压升到220，到当医生的侄子那里去看病，侄子给他开了一点药，儿媳们不给丈夫打电话，阿三不会打电话，侄子也不敢打电话，阿三只能扛着熬着，也许能闯过这一关，不过，村里人说，阿三死了是没人心疼的，可是他毕竟是一个老年人了，但愿他的儿子们能早一点回来，哪怕为他们的父亲尽一点孝心，料理一下后事。
（8）贾老师
贾老师还真是个整巴整的本科大学毕业，那是在60年代国家扩大招生计划时上的大学，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录取了，还没有完成招生计划，就这样贾老师走进了高等学府，毕业后教了一年书，不断地变换学校，是因为学校想让他走，学生不想让他授课。时间长了，名声也出来了，调哪个学校那个学校不想接受，之后还是硬派到一所县办中学里教书。
贾老师讲哲学，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课，讲到“随机应变”时无法用言语表述清楚，便来了一个举例说明，他说：“随机应变在生活中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有一次毛窝拿着布袋去集市买粮食，没有买到粮食把布袋给弄丢了，回家后无法向老婆交代，先来开场白：他对妻子说：今天赶集的人掉布袋的很多，妻子问：咱的布袋呢？他说：那也不能例外啊。老婆一怒，拿起擀面杖就撵，撵着打我，他也很机灵，很快跑到了街上，街上的人都在端着碗吃饭，他就蹲在中间与别人说话，一会老婆撵到了街上，手里还拿着擀面杖，气呼呼的，没等他老婆开口，他就说：看你擀个面条还用的着找我商量，这不是惯着我大男子主义吗？老婆扑哧的笑了，也没往下讲都有了面子。这件事同学们想一想，如果不随机应变行吗？生活中有很多预料不到的事情，我们要学会随机应变。”他讲完后，同学们哄堂大笑，笑的贾老师很不自在，不知道是自己讲错了还是没有讲清楚，板着脸呵斥到：“笑啥笑，有啥好笑的，家里添了一个兄弟吗？”他这一板脸，同学们止住了笑。
第二天．他又去上课，黑板没有擦，上面用粉笔写着“掉了布袋怎么办？”贾老师一看，开口就骂：“谁写的？妈的！”没有人吱声，在他的一再追问下，还是没有人回答是谁写的。只是一个学生上去把字擦了，这一擦，他便怀疑起那个擦黑板的学生。他一直盯着那学生，那学生一恼说：“我也不擦了，反正不是我写的。”便下了讲台。
贾老师更恼火：“你们这个班的学生都不熟，还得回炉再烧一次。”他对学生的侮辱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不满，下课后告到校长那里，校方不得已，又把他调到其他班级去授课，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9）邵书记
邵书记如果还健在，应该是八十多岁的人了，我本人从未见过此人，但一系列有关邵书记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留下很深的印记。
邵书记名子叫邵庆年，同龄中爱开玩笑的人都称他“小青年，”因为是个乐观派，人缘也很好，一生仇人不多，与多人数人相处，都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邵书记文化不高，资格很老，他的文化大多是在工作中学习积累起来的，后来能读点简单的文件，还能写个普通的信件。据老人讲，建国前后，他就担任共产党的地方区委书记，资历很深。建国后，先后担乡里的书记，人民公社的社长，公社党委书记，由于文化不高，思维不够敏捷，讲话欠缺逻辑，因此，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岗位上留下许多的笑话，成了同事们饭前茶后的谈资。
在六十年代末，有一天，公社机关正在开会，忽然一辆吉普车从公社大门口向里驶进。当时，县委、政府只有一辆吉普车，县委书记很少用，县里领导下乡都骑公家配发的自行车，此时，邵书记正在给机关干部讲话，听到小轿车的声音，马上停住讲话，对与会的全体干部说：“大官来了，我去迎接，等会我再讲。”说着脚步已迈出会议室门口，大步流星前去迎接大官，走了十几步，小车司机刹住车，从车里下来一位干部，上前和邵书记握手，邵书记一脸诧异，摆摆手，笑了笑：“原来是你啊，伙计，我当是大官呢，你还没有我的官大呢，知道是你，我就不跑这么快了”。引得在场人哄堂大笑。那时候，公社领导大多都是工农干部，泥腿子出身，相当一部分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的战火中滚打出来的，几乎都没有什么文化，个别有文化的往往或是成份高，或是年龄小、资格嫩，不敢多言。党委会有很多书记，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书记若干个，副书记若干个，加上委员、乡长、副乡长几乎有一个多班，吃住都在机关，都不带家属，除了开会学习，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一天到晚在一起，常常以开玩笑取乐。邵书记年龄稍大，大伙都尊重他，又常拿他开刷，逗他、开玩笑。几个书记商量好：有言在先，明天到办公室上班，谁进屋，谁报到，姓李的报李爷到，姓张的报张爷到，姓王的报王爷到，事先约定好的，不报到的，上午吃饭谁给大伙出饭票，大家一致同意。到了第二天，党委秘书、各个书记都报了到，这个李爷到，那个王爷到，邵书记一进办公室门：“邵（少）爷到。”邵书记话音未落，大伙笑的前仰后合。邵书记骂到：“妈的，又被刷了。”有一次，年终县委召开救灾统计会，要求党委书记参加，因为乡里不通班车，县委派吉普车接他，党委秘书怕邵书记记不住许多数字，叫民政助理员随邵书记一起参加会，并告诉邵书记：“说不清的数字，可问老李（民政助理员）。”邵书记点了头，邵书记上车坐在前排，民政助理员老李坐在后排。小车开进县委院内会议室前，老李赶紧下车，迎前一步给邵书记开前门，邵书记激动万分地握住老李的手说：“你啥时候调到县委啦，伙计？”老李说：“你看，邵书记，我不是跟着你来开会的吗？”“哦，我忘了”邵书记说。有一次，全公社开大会，所有的大队干部都参加，会议内容是抗旱救灾，先是由副书记讲，再由社长讲怎么抗旱救灾，怎么组织群众，怎么样抓好典型，最后由邵书记作重要讲话。当轮到邵书记讲话时，邵书记掏出一个本子说：“这次运动很重要，要放手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我要强调的是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是地主、富农分子不能参加；二是右派分子要老老实实地不许乱说乱动。”邵书记是按本子上念的，念着念着，觉着不对劲，咋没有抗旱救灾的事呢，昨天还记在本上，他忽然站起来当着大家的面说：“我拿错本啦，念的是去年的笔记本，我马上去换本子，请大家等等。”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期间，公社大队不管干部群众都分成两派，因为那时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按当时的情况说，邵书记是一把手，自然是走资派，保护自己的一方是保皇派，但邵书记也自称造反派，因为保皇派是贬义词，不管怎样，邵书记由于成分底、出身好，又是老革命，批判了几次，因为没有历史问题和原则错误而没有把他怎么样，继续当他的党委第一书记。后来，中央要求大联合，要求双方多做自我批评，搞团结，在一次全公社的大队干部会上，矛盾的双方都作自我批评。首先，邵书记代表一方在会上做自我批评，他说：“现在毛主席叫我们搞大联合，要团结，可是有些人就是不听，与中央对抗，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把共产党搞垮，叫国民党再来复辟，暗地里到处宣传我今天要调走，明天要调走，其目的是想取而代之。”邵书记讲完后，一个副书记怒气冲冲的站起来大声说：“我也说几句，各位老少爷们，大队干部同志们，啥时候得罪好人，别得罪孬种，你要得罪了孬种，啥时开会时他都会捎吵的你没法过。”邵书记站起来指着副书记的鼻子问：“谁是孬种？”那个副书记没吱声，走了，人群中有一个说了句：“都是。”这个人可能也与邵书记开玩笑，这时邵书记说：“这还差不多，但我是无产阶级的孬种，他是资产阶级的孬种，孬种与孬种也得划分界限。”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老百姓吃不饱，国家干部也吃不饱，每月二十九斤粮食指标。当时蔬菜很少，根本不够，公社干部往往在饭前受不了时，吃点咸菜，喝点开水充饥。邵书记孩子多，当然家庭很拮据，全家六七口人全靠他，往往上月与下月接济不上。有一天，邵书记把粮所会计叫来说：“你的工作干的不错，我想提你当个粮所的副所长，会计惊喜万分：“谢谢邵书记。”邵书记等了一刻钟的功夫，中间夹杂一些其他话题，最后低声问：“你家有豆子吗？”会计思索了一下说：“我家没有，我们生产队里有。”“好”邵书记不再提这个话题，等了几天的时间，会计从生产队里要了一袋豆子，大约一百余斤，骑着自行车送到五十里开外的邵书记的城里老家。回来后，向邵书记汇报：“豆子我给你送家啦。”邵书记说：“好，晚上我请你喝酒。”
晚上，掌灯时分，邵书记擦完玻璃灯罩，点着煤油灯，炒了一个醋溜白菜，一盘花生米，还有夹着几片大肉的粉条，还有一盘胡萝卜咸菜，边上放着两个咸鸡蛋。亲自去供销社买了两斤花酒，每斤九毛八分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让通讯员叫来粮所的会计，关上门喝开。边聊边喝，一直喝到午夜十分，惊动了隔壁的副书记，副书记与邵书记有矛盾，矛盾还很激烈，听到隔壁喝酒，想听听是谁在跟老邵喝酒。一会儿，会计出来小解，副书记跟随其后“谁？”会计说：“是我。”“夜深了，你还不睡，在干什么？”“跟邵书记喝酒呢。”副书记说：“到我屋里来一趟。”会计没办法，只有答应，副书记故意远扯话题，目的是想把会计缠住，不让他再进老邵的屋。邵书记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知道他进了副书记的屋，便把门关了、熄灯睡了。一会，会计敲门：“邵书记，邵书记。”里面没好气的说：“睡了，有事明天说罢。”
过了一段时间，提副所长的一事一直没有下文，会计想问问是咋回事，邵书记说：“隔壁那个孬种不同意，反正豆子我已吃罢了。”后来听说，会计的副所长职务终于没提成。
(10)党委秘书王安
王安是个好人、老实人，这是大家公认的，没有人持异议。六五年组织上分配他到白塔公社任党委秘书职务，一干就是十几年，从来没有向组织上要求过进步，组织也没有考虑过他的进步，十几年侍候了四届党委，五任书记，都认为他是个老实人、为人实在、工作踏实、坚守岗位、文字功夫也可以。五任党委书记公认他文字材料写的复杂些，本来很简单的讲话、文件，只要他一写往往写得很复杂，叫领导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尤其在*期间，本不相关的内容，加上许多伟人的话和歌颂的词，不删去感觉累赘，若删去还怕引起别有用心的人挑起事端、制造麻烦。因此，每次写稿子前，领导再三嘱咐，抓住要领，不说费话，写几个方面的内容，不穿靴戴帽，以免领导在改稿时删去“圣神”的费话而招惹麻烦。王安是个好人，从他哪里不会因领导改稿子而染红顶子，怕的是别有用心的人。因为人品端正，没给任何领导找过麻烦，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安分守己，后来年龄大了，调到本乡当了几年民政助理员才退休回家。事隔几十年只要提起他，人们一方表示赞成，另一方又从生活的沉海里拣起几则笑话。
六五年，他刚调到白塔公社不久，当时，公社干部一律住村，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王安分到白塔乡北边最远的一个村庄-小寨，约有十几里路，再向北紧靠王楼公社的漫渡村。他只身一人骑着自行车到小寨住队，一直骑车骑到王楼公社的漫渡大队，经过询问，问到支书家。首先自我介绍，我是公社的秘书叫王聚安，党委叫我住队，今天我先来报个到，开个群众会，我讲一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支书一边应承着搭话，一边思忖着，可能是新来的领导，还没见过面，也不好意思细问，就安排其他人下通知召开全村群众大会。
当时，正是学毛著的群众运动，讲究雷厉风行，不一会群众到齐了，大队支书介绍：“这是公社新来的王同志，住我们大队，现在请王同志讲话”。王安紧密结合当时的形势，他说：“当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深入学习，联系实际，学习老三篇，改造世界观，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白塔公社要迅速掀起学毛选的Ｇao潮，把运动搞的轰轰烈烈、扎扎实实，把白塔公社搞成一个全国的典型”。这时，支书扯扯王安的衣角小声说：“不是白塔，是王楼公社”。“对，王楼公社”。王安一顿，觉着有点不对劲，小声问支书：“我们村？”支书说：“漫渡大队”。一时王安傻了眼，借口去厕所，骑着自行车跑了。骑车走了二里路，还不时地回头望两眼，好象有人在追赶，好象偷了东西一般。
有一次，他去白塔公社的徐楼大队工作，骑着车到了大队门口，刚一下车，一只大黑狗撵着他咬，一会大队干部过来为他解围，吆喝着赶狗走。王安一看有人解围，也装了胆，大声吵狗：“去你的，不下地里咬兔子去，在这里咬我，滚开，赶咬国家干部”。在场的人不多，一个村干部劝道：“王秘书，别生气，它不认识你”。到了大队办公室以后，因为已经是熟人了，开了一阵玩笑。有人说：“王秘书这个人乍一看上去很严谨，其实架子不大，很平易近人”。王秘书也顺着别人的话茬说：“我这个人，生人看着肿，其实不是肿（种），时间长了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真肿（种）”。大伙哈哈大笑，他这时才知道说走了嘴，赶快纠正说：“我的嘴跑马了，你们大伙都弄错了”。大伙又是一阵大笑，弄的王秘书好尴尬。
中秋节到了，王秘书买了几斤月饼、粉条、萝卜、白菜等东西，狠狠心又买了几斤大肉，想回家大人孩子改善一下生活。中秋节前一天下午，自行车后座上装的满满的，因为怕有蝇子，把大肉放在了办公桌上，上面盖了一张报纸，走时忘了带了。王秘书骑着自行车，一阵骑了五十里才到了家，老婆帮着卸货，让他休息一下，老婆卸着货，他数着买的东西，还安排老婆今晚吃大肉水饺，货卸完了，也不见大肉。老婆问：“肉呢？是不是掉在路上了”。王秘书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忘了带了”。休息了一会，不顾一路劳顿，骑车返回乡里，时值已满天星星，当时还没有电灯，王秘书划着火柴，准备点灯，惊动了值班的炊事员老陈。老陈知道王秘书走了，屋里怎么还有动静，以为是贼，悄悄叫来几个值班人员，拿着棍子准备打贼。先是围在门口不动，以观其动静，王秘书忽然看到外面有几个人影，他以为是贼，赶快把门关上，准备给机房总机打电话求救。电话机摇了一阵子没有回声，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快出来吧，不要，我们可要关起门子打狗了”。王秘书一听，是炊事员老陈的声音，一场虚惊，吓了一身冷汗：“是我，老陈哥”。“啊，老王，下午你不是走了吗”？“哎，买的肉忘记拿走了，刚刚返回来”。老陈说：“明天就是中秋节，现在肉还没送回家，这才是真的晚到八月十五啦”。这时已经零点一刻了，是走还是不走，真叫王秘书作起难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1）陈国拉
陈国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大哥学会了剃头，他也学会了剃头，老三也跟着学会了剃头，兄弟三人从小失去了父亲，在母亲的关怀下都长大成|人，兄弟三人承包了周围十几个村子的剃头任务，虽然当时生活都相当困难，但由于弟兄三个能挣得不少的粮食，全家人的生活迁就着也能紧巴巴的过的去，在周围的村子里，算不上富裕的家庭，也是上中等的农产，可是有一段时间，陈国拉得了一种病，当时，谁也说不准是什么病，从今天的情况看，应当属于精神忧郁症，总觉得死了比活着好，一心想死掉，他想死不是吓唬人的，也不是装模做样，是真心实意的想死，他的母亲，妻子看了他很久，怕的是他真的死去。
有一次他自己走在五里外的一条路上，看见一辆油田的运输车，他很远就摇摇幌幌准备往大卡车下钻，被机灵的卡车司机发现，一个急刹车，他没有死成，反而被司机训斥了一顿，他垂头丧气的回到家，饭也不想吃，水也不想喝，一直嘟囔着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母亲的责备，妻子的规劝怎么说也说不到他的心理去，他也照常寻找着死的机会，他不是叫嚷着寻死，而是寻找着一种死的机会，大概是受到什么刺激，总觉得死了比活着强，有一天他在地里没人的时候跳进了一个水井里，可是水井水浅没有淹死，被人发现了又被救了出来，当时农村还没有用上电，想被电死也没有那个条件。在寻死的问题上不少受母亲的数落，也没少受邻居的开导，但都没有效果。终于有一天，在一段时间家里没人的时候，他终于上吊自尽成功了，他的人生划上了句号。家里人发现后并没有痛哭流涕，妻子象征性哭了一会，他将近70岁的老母亲恨的咬牙切齿也没掉一滴泪，叫人买了一个棺材，棺材很小他的个子很大，装不下，他母亲说装不下也不换棺材，终于把他曲倦着双脚装进了棺材里，当天埋在了地里。
陈国拉死前没有人追究他的死因，死后人们议论纷纷，好好的时光为什么要死，有妻子，有儿女，有母亲，为什么要死呢？别的人家穷的连饭也吃不饱，还乐哈哈的活着呢，他怎么这样，引起了许多人的猜疑和揣测。
有人说陈国拉是个好人，因为做了几件坏事良心上过不去，受到自我谴责内疚而死。这便是一个某些人的共同话题，陈国拉确实不算坏，起码算不上坏的行列，但不是不做坏事。人们议论的有两件事，一是他的弟弟前些年娶了一个媳妇，是个不太精细的女子，过门的当天，进洞房圆房时，外面有人听房，听到里面在打架,他的三弟已经是近三十岁的人啦，圆房时当然有点迫不及待，急着要寻欢，而那媳妇怎么也不干，还大声大叫着骂：“你们这是什么人家，男人睡在女人的床上不走，光着腰肢要搂人”闹的不可开交，外面的人听的一清二楚，知道这女人是Chu女，还是傻子。回去后到处宣传圆房的事,被婆婆和陈国拉知道后，也很扫兴。后来不长的时间里，那媳妇经常与三弟吵架，与婆母闹嘴，不久陈国拉做通了三弟的工作，与那媳妇离了婚离婚后一直没有娶上媳妇，陈国拉有点后悔与内疚，觉着对不起弟弟，其实弟弟也没有说什么，而是他自己感到做错了什么。
还有一件事是他犯病的导火索，他家后面是个高岗子空地，空地上有一间草屋，草屋里住着一对70多岁的老头老婆，他是个地主成分，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没有任何人照管，那地主老头的儿子在外地工作，几年不回来一趟，这一对老人生活很难自理，儿子也带不出去，在自己家里生活。有一次儿子回来探望父母，住了一天，临走时给了父母一些现金，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大不了也就是几十元或百十元。据当时人说放在枕头底下，第二天钱没有了，两个老人说话也十分困难，也没发现是谁偷的，但陈国拉是他的常客，人们怀疑是陈国拉偷的，但谁也没有说出口，两位老人没有了生活的依据，生活更加艰难，事也凑巧，不久两个老人相继死去，被人们埋葬，是就这样过去了。
事后不久，陈国拉得病了，得的是想死的病，平时人们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见了人说话也有来有去，没有什么异常，就是一直想死，死了几次没有死成，人们才知道他得了想死的病，最后寻死成功了人们才开始寻找他的死因，好好一个人，非要死了不可，什么原因呢，于是就把口述的两件事联系了起来，事隔三十多年，谁也说不准陈国拉的死因，谁也不敢说那钱是陈国拉偷的。故事已成了往事，人们只是偶尔的闲谈中说到此事，加一些猜想，但人们心理知道他的死与弟弟离婚与老人少钱有关系。后来他死后弟弟没有媳妇，为了照顾侄子和嫂子，弟弟与嫂子在一起公开生活，这也给人们的闲谈增添了笑柄，人们说赶跑弟媳，要了嫂子，这是因果报应，也有人说：陈国拉还算是好人，如果坏事做多了也不会内疚，也就习以为常了，这是人们对他的公正评价。
（12）黑老宋
王资郑老师是我上师范的语文老师，也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之一。因为他有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也赢得了许多同学的爱戴与敬仰，他许多做学问的稿件也曾在煤体上发表，也为许多人称道，当属本地的知名人士和社会名流。他为人忠厚，处事严禁，但也有风趣的一面，如今回忆起来也并不伤王老师的大雅。
那好似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里，还带着臭老九的帽子，一边改造，一边还在一家高中教书。尽管是改造的对象，但也无人轻看他、歧视他。因为他有一肚子学问让人佩服，当时还只是四十岁，精力很充沛，课也讲的好，在那所中学里，因为地处偏远，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老师们经常在饭前饭后，坐在一起谈天论地，偶尔也在逗嘴取笑。其中有一个最善逗嘴的司务长叫黑老宋，大号也没人叫他。黑老宋开玩笑骂嘴堪称全校第一，十几个语文老师联合起来也逗他不过，因为老师们文气，不会说脏话骂人，可那黑老宋上三代，下三代都能豁上挨骂，老师们不愿破这个本，只是用风趣幽默的故事骂他。往往是在吃饭时，老师们被黑老宋骂一顿，老师们招架不住，回去后在一起编故事，在下一顿吃饭时讲出来给黑老宋听，故事讲的很委婉，很拐弯，把黑老宋骂的也不轻，但黑老宋受的了，因为多是他先开口，多时是他沾光，吃一次亏也就咽了。
有一次黑老宋的老婆从家来学校小住，老师们怀着不同的心态去探望，也想趁机沾他一点便宜。黑老宋比王资郑老师年龄大一点，黑老宋的老婆是个小脚女人，长的很显老，一群老师去探望，一进门黑老宋的老婆在椅子上坐着，黑老宋在一边拿杯倒水。王老师先开口，对着黑老宋的老婆问：“大娘，你来了！”黑老宋的老婆答到：“来了，坐吧”可那黑老宋喜的合不拢嘴，哈哈大笑，说：“这是你自认的低一辈。”紧接着王老师问黑老宋的老婆：“大娘，你跟前只生了一个老黑哥吗？”那黑老宋的老婆马上纠正到：“不是”，还没等说完，王老师装出醒悟的样子：“哦，黑老宋还有几个兄弟呀！”黑老宋的老婆赶紧说：“不是，他是孩子的爹”，黑老宋的脸刹那转晴为阴，不说话了。在场的老师门捧腹大笑，问黑老宋：“怎么样，我们还是认为他是你母亲呢？”黑老宋无言以对，吃了一个哑巴亏，从此，他和老师们逗嘴时收敛了很多。
（13）少年张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少年张成比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闫土并不幸运。虽然时间晚了近百年，农村的变化并没有好到哪里去。闫土虽然出生在一个愚昧落后的旧年代，但他毕竟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了，而少年的张成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赶上了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他并没有长大成|人。
张成是我儿时的童伴，比我长一岁。他姓刘，因为小时候很娇贵，认了一个干爹姓张，希望他长大成|人，起名叫张成，大号叫刘张成，他的父亲是个军人，解放战争打过仗，抗美援朝过了江，解放战争结束后，因为没有文化，而复员回家，国家发给他一笔退伍金，回乡后给儿子买了许多的玩具，是当时许多人羡慕的家庭，回乡后不久，全国兴起了大火食堂。当初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村撤消了一家灶的千年习惯。所有财产充公，所有大人孩子在一个公共食堂就餐，几百人，几千人在一起生产劳动，在一起吃饭，据大人们说那是一九五八年底。五八年农村也是一个丰收年，由于劳动力都去太行山大炼钢铁，剩下的都是农村的妇女儿童。农业虽然丰收了，但是由于劳动力不足，再加上财产充公，人们责任心小了，粮食没有做到颗粒归仓。大火食堂成立后，因为集体的负责人没有长期的打算。再加上报的产量数字超出了现实的几百倍，大火食堂的粮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便耗尽了。再说集体的大食堂，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半年的功夫仓库的粮食基本上吃尽。大炼钢铁也解散了。一些男劳力回来后也挤在公共食堂吃饭，实际上已经没有米可以下锅了，人们在大火食堂开始吃菜叶，稀汤，汤稀得能照出人影来，后来吃淀粉团子，所谓淀粉团子就是用麦秸，玉米秸，红薯秧，花生秧晒干后磨成的面，做成团子，每人每顿两个，当时的人吃了这种淀粉团子，身体出现浮肿，老弱病残的吃后死了许多，在那时，张成每天和父亲在一起打饭，张成自己的一份不够吃，吃完后站在父亲的面前，父亲说：“你的一份吃过了，这是我的。”把孩子赶走，张成又跪到母亲面前，母亲说：“各人有各人的口粮，我吃的是我的。”于是张成又离开了母亲，看着父母吃饭，他眼巴巴地流泪，肚子里很饥饿，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这是父子不相顾，呣子不相顾，夫妻不相顾的年代，不到两年的功夫，上边知道了农村的情况，下命令把大伙食堂解散了。解散后，各家各户恢复了锅灶，可以冒烟做饭了，原来谁家冒烟是要被批斗的。虽然自己可以做饭了，但各家各户并没有米可以下锅。因为树皮已经被剥光，生产队的粮食一年不够半年吃，年老的人饿死得差不多了，中年人饿得不吱声，年幼的孩子整天哭着要吃东西。地里有庄稼时，大人孩子抓住生玉米，生豆子，生麦子就往嘴里填，地里凡是能吃的东西，只要毒不死的都敢吃，队里分的粮食有限，煮在锅里每人都要定量吃，小张成站在锅台边，常常受到父母的责骂，多吃一点也要被父母夺回来，大概是1963年的秋末，家家户户粮囤空空如也，正是下霜的季节，下霜后各种树叶都打了蔫，那时候家乡的盐碱地上，路边上，河沿上种了许多蓖麻，蓖麻籽成熟后可以榨油。秋收后的蓖麻叶有毒，当时人们不知，张成家煮饭时没有什么米面，就煮了半锅萝卜干还有霜打的蓖麻花叶。小张成因为萝卜干不够吃，吃了一些蓖麻叶，就跑出去玩耍，半晌的功夫，他有点难受，一会便翻了眼，不到一袋烟功夫就死了。当时我没有和他在一起，听见有人说：“张成死了，张成死了。”之后也没有听到哭声。天不黑就把他扔在了离村子很远的地方。晚上吓得我一夜不敢入睡。那时死个孩子像死一只鸡一样，并没有引起大人的悲伤，后来他的父母虽然生活有了改变，但失去儿子也给他们晚年带来了许多的不幸。因为没有儿女，亲戚邻居看不起他，也受了不少窝囊气，直到夫妻七十岁相继死去，都非常孤单。
四十多年过去了，童年伙伴的影子偶尔在脑海里浮现，我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怪张成的父母，没有把伙伴养大，我与少年张成同一个处境，同一个生活水平线，我能活下来，感谢父母的亲情，我很幸运，能有这美好的今天，我有许多关于历史的思索，也有说不尽的感激。
（14）小人赵东强
要说赵东强也是个苦孩子，一九五三年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几岁时，父亲也去世了，于是才几岁的他和哥嫂在一起生活，要说哥嫂也是善良的，因为考虑到弟弟从小没有父母是个苦孩子，因此对弟弟的成长非常关心，即使赵东强比侄子大七八岁，侄子也常让着他，当时生活十分艰苦，好吃的东西，哥嫂常瞒着亲生的儿女让弟弟吃，可怜他是一个太早就失去父母疼爱的苦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哥嫂还是供他上了初中、高中。当时上高中时，带不起粮食，哥嫂想尽一切办法，自己在家里吃糠咽菜，也让弟弟带去家里仅有的玉米和红薯等干粮。嫂子说：“咱们在家里好迁就，弟弟出门读书没人照应，让他吃粮，咱在家里吃糠，年幼的儿女也感到不公平，认为偏向小叔叔，但由于哥嫂的劝说，侄子侄女们也理解了父母对小叔叔的良苦用心，他们也在艰难的岁月中逐渐长大成|人。
后来，赵东强考上了中等专业学校，他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对于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可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当时虽然国家不收学费，一切由国家供应，但吃饭穿衣，笔墨纸砚，来回的车票每月也得30多元。一年就是300多元。这一年300多元的开支，全家一年的收入是不够的，再加上赵东强从小养成了吸烟的习惯，因为没有父母，哥嫂也没过多地干涉，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无论怎样，赵东强在哥嫂的供应下度过了高中、中专的读书生活，毕业后分到一所中学任教。每月也有了近40元的工资。赵东强的一生才算有了一个转折。不久，娶了一个媳妇，媳妇是县一家集体企业的工人，每月也有30多元的工资。结婚后两个人的收入近80元，在当时是一个很富足的家庭，哥嫂也年龄大了，侄子也大了，家里生活有些紧张，想让弟弟给予帮助，哪怕是借用。但赵东强的媳妇根本不会同意，赵东强从心里也不乐意帮助哥嫂。村里人说：“这个孩子从小看着就不是好东西，看长相，鹰鼻子竖眼不可交，怀里揣着杀人刀。这种议论与评价和赵东强后来的为人也差不多，由于从小缺少教养，也终于混到了非人非鬼的地步。
赵东强在区里的中学教书，后来又调到本乡的柳河镇中学任教。一九九0年，各乡镇配备理论教师，他被临时抽到乡里担任理论辅导员。这辅导员的课也不多，在晚上带着乡干部学点理论知识，平时也没什么具体工作可干。因此还兼了一个副区长的职务。那时区长在国家干部体制中没有序列，但在当时属于不在编的副级干部，既不对公，也不对外，上级不承认，调出单位不算数，但干着也很实惠。赵东强很能干，干什么手也狠，因此赢得了某领导的暂时好感，后来又当了区长也就是相当于正科级。在当区长期间，他既干了不少工作，也弄了不少钱，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人。当时法律不健全，违背计划生育的人被他抓住，先是一顿毒打，后是问当事人要钱。少则一两千，多则七八千，干了几年，他家盖了四间砖瓦房，手里存了一部分钱，其他人也有微词，赵东强有两个特点：一是爱财如命，二是伙计难搭。全乡有六个管区，由于搭不住伙计，爱吃独食。给哪个领导，哪个领导不要，他在哪个管区，没有人去哪个管区，他混得很孤立。虽然威信不高，但他有好运气，后来乡里调来一个乡长，不久又当了书记，是他高中时的校友。那个校友性格直爽，很同情赵东强的处境，为他办了不少好事。首先，是他的妻子下岗后没事干，乡长校友给她办了一个合同制工人。又给他提了一个副科级干部，虽然赵东强的威信不高，但由于他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敢干，再加上乡长的面子，他也能混得下去，可是时间长了，他在村中搜刮的钱物被乡长听到了，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开始有意见，再加上年初干部调配时，没有人给他搭伙计，他被搁置了一年。后来专抓一项工作，不再抓全面工作，这样一来，断绝了赵东强的财路。赵东强开始有了怨恨。由于他日夜想着发财弄钱的事，时时瞅着钱眼，终于有了机会。有一次他去县里开会，得知有一个项目，花十万元就能把全乡的电话接通。于是乡政府拨付八万元、村民集资两万元，全乡接通了电话。后来由于技术不过关，电话线路频繁出现故障，就改了线路。赵东强连同其他收税的事，写了一个材料邮寄到纪检委。这个材料被乡长看到了，一分析那语言风格，书记、乡长断定是赵东强所为，因为乡长和他是同学，便找他谈话，他不承认，乡长要他发誓：“他说，我不赌骂，不是我干的。”乡长说：“既然不是你干的，我要在会上读这封信。”乡长把一封上告信在全乡机关200多号人的大会进行了宣读、分析。这时，全体与会者向赵东强投来耻笑的目光。赵东强满脸通红，好不自在。散会后有人指桑骂槐。说告状人是疯狗，乱咬。从那件事，赵东强就被孤立得没有人搭理了，他要求调走。在后来调到的乡镇，又被提了副乡长。因为旧习不改，一是赌博 ，二是搜刮钱财，三是不与人团结，副乡长干了一年，在民意测验中落马。落马后调入县直一个单位，县直单位听到了他的传闻，告诉他，不用上班，工资照发就行了。结果他没有进城，又留在了自己的所在地。因为没有职务，乡领导怕他无事生非。给他一个管电的美差。手里就这点权力，他把这点权力发挥到了极致。每逢过年过节，提前把电闸拉掉，意思是过节前别忘了给他送礼。后来，他想钱想疯了，便告诉很多企业与单位，说后天是他父亲三周年纪念日。结果吊唁的人去了，一打听他父亲死了快五十年了。吊唁的人回去后骂声不绝。
赵东强虽然很会敛财，品质很恶劣，道德败坏，但他的命运也不随人愿，他与妻子的感情不合，三天两头打架。因为他妻子生活作风不检点，怕他揭短，首先四处张扬赵东强的作风问题，以掩盖自己的过失，有时还打得头破血流，终于有一天，夫妻俩走上了法庭，各奔了前程，孩子各养一个。
有人说，赵东强后来生活过得不好，虽然又找了一个小媳妇，但也没有明媒正娶。而是偷偷地过着，他虽然弄了不少钱，因为好赌博，也输得差不多了，人缘不好，没人接近他，很寂寞。过着非人非鬼的生活，说是活着，和死了也差不了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5)王小瞧其人
凡是到过濮阳县城的人，大都去了中心阁，去过中心阁的人都见过十字街中心有一个四牌楼，看过四牌楼的人都知道濮阳（旧时叫开州、澶州）是颛顼故都，是北方锁钏，是帝舜故里，都知道四牌楼下还埋着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他就是明朝尚书王崇庆的儿子——王小瞧。
明朝洪武年间，王崇庆官至尚书，权倾朝野，但也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清官，他所行，都被百姓称道，他上扶天子，下安百姓，也赢得了一个好名声。
王崇庆是濮阳县（当时为开州）胡状乡老王庄人，官邸建在濮阳县城郊外，在小坡村。王崇庆有个儿子，从小跟在王崇庆身边在京城居住，小时候在宫廷玩耍，经常到这里转转，那里看看，也不断到太后的花园里玩耍，在张西望看稀罕，于是太后认他为干儿子，并给他取起了一个名子，叫王小瞧，意思是这里瞧瞧，那里瞧瞧。从此，王小瞧这个名字便取代了原来的名字，由于王崇庆公务繁忙，对儿子放松了管教，王小瞧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成了一个恶少。后来回濮阳官底来住，无恶不作，期男霸女，杀人越货，成了一个人人怕，人人恨的恶徒。有一次，王崇庆职务变动，回朝复命，当地的老百姓送了一程又一程。有许多人一直送到了他的官府。王崇庆挽留过夜，需要安顿吃饭睡觉，王小瞧很恼火。未等天明将南来的客人赶去，还换了一阵痛打。为王崇庆送别的人被王小瞧一路追打着走掉，王崇庆知道后急忙追赶安抚。结果也没追上，只能将儿子训斥了一顿，王小瞧同伙一些恶少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不管是穷人还是富户，叫你拿多少银子，少一个也不行，凡是到开州府的来做官的，上任后第一件事得先拜访王小瞧。如果拜访晚了，用不了一个月就会将你赶跑或打得你下跪求饶。有一年，皇上开选，开州府一带有几个秀才去京城赶考，一路上提起王小瞧的恶行，他们恨之入骨，有人提出，如果咱们中有中举的，一定要求回开州做官，谁在开州做了官，先杀王小瞧，不杀王小瞧，不为君子。一路有约，发誓承诺。结果就是有一个姓陈的书生终于取了进士，又到了开州做了县令。陈氏县令到任后，并没有拜访王小瞧。王小瞧等着县官拜访，结果县令没有来，而是在四条街张贴告示：“有冤、有恨的百姓举报”。不到几天功夫，关于王小瞧的举报状收了一筐”。陈县令正准备抓王小瞧。可也巧，王小瞧等陈县令拜访等急了。带着几个人去滋事，正好被县令手下的人逮了个正着，为防不测，果断行事，抓紧整理王小瞧的材料，王府的人见王小瞧等人去县衙没有回来，急忙骑马去京城告状，禀报太后，告知王崇庆。那个陈县令也不敢放松，召手下人商议，因为王小瞧是太后的干儿子，没有杀他的刀，没有捆他的绳，县令命令用牛皮条将王小瞧捆了，丢在十字街中心，号召所有冤民，每个一袋土将王小然盖起来，成千上万上的人扛了半天功夫，将王小然活埋了。陈氏县令知道活埋了王小瞧，也不犯小可，于是自尽了，当王崇庆赶到开州府时，看到县令已死，叹了一声：“嗨，王小瞧罪有应得，你何必再搭上一条性命”。此事也算画上了句号。
开州府人们怕王小瞧转生做恶。便在十字街道建了一个四牌楼。意思是，只要不断人的脚步，王小瞧就不会脱生，将会永远被压在四牌楼下，还人民以安定的生活秩序。
（16）定老师治学
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是令人尊敬的事业，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再聪明的人也离不开教师的培养与授业，但不是所有的老师都令人尊重。
定老师的教学生涯尽管是一路走高，但打心眼里佩服的学生不多，因为他没有能给学生做出表率，他没有能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从事自己的神圣职业，1970年时，他在外地教书，因为师范毕业，他教的是小学，在外地教学时因为男女关系的事被暴露，当时在人们的眼力尤其在学生看来男女关系的事是最见不得人的事。因此，他被迫调回了本地，他调回本地时，因为当时的政策，农村中普及了很多初级中学，定老师也成了中学教师，当时还在*时期，对老师的文凭学历要求也不是那么严格，他迁就着也教了几年中学的语文课程，教语文课没有深浅，教孬教好也无法评论，关键是对教师也没有职称平定的规矩。后来每个乡镇都建了一所高中，定老师又到了高中任教。在教学过程中一是要备课，二是要批改作业。定老师不愿吃那个苦，和他在一起共同教语文的卓老师是个很认真勤恳的人，每天备课，批改作业到深夜，常弄的眼花缭乱，在两个人的教法中，卓老师总是感到困倦，定老师和卓老师是同学，在一起无话不讲，定老师告诉卓老师，干这行也得有窍门，绝不能因为批改作业而累倒，卓老师说：“不备课行吗？作业不改行吗？学生辛辛苦苦写了一篇作文等着老师的批改呢！学生等着老师的批语呢！咱不细看学生会有意见的。”定老师说：“这语文课，年年讲变更不大，背与不背没啥关系，作业批时为了省工夫，可以在学生作文的字里行间划一些红色的曲线，表示老师阅过，说明老师看了。”卓老师问：“那好坏咋分辨？毛病咋找出来？”定老师说：“谁的成绩好，平时你不知道吗？学习好的写个好评语，不好的写个差评语，别忘记了写上有进步，继续努力的字句。分等级也好说，按平时的成绩分成甲乙丙丁就行了。”这是定老师批改作业的秘诀，卓老师是个老实人，没听完定老师介绍的经验，照样认真的批改作业，无意中在闲谈时把定老师的经验说了出去，慢慢的传到了其他老师的耳朵里，同学们也耳有所闻，定老师后来也知道了，便断绝了与卓老师的来往，还说卓老师出卖朋友。
几年后，高中学校合并，定老师又调到一个县办的一个高中里任教。仍然是高中的语文课，定老师的表达能力并不差，也蒙蔽了一些爱听热闹的学生。刚调入县级高中后他逢人就说和校长有亲戚，和某老师是同学，介绍了一大串社会关系，目的是怕别人看不起他，有一次在吃饭时，定老师不在场，其他老师围了一堆，有人问一个老师：“你和定老师是同学吗？”那个老师说：“是同学，你们知道定老师是怎么从外地调回来的吗？”大伙说不知道，那老师说：“定老师在外地搞男女关系，在那里呆不住了，才调回来的。”后来，定老师知道了大骂道：“谁跟他个龟孙是同学。”也与之断绝了来往。定老师的程度在当时也不算太差，也很爱面子，一个年轻的老师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他看到后不服气也在县广播站里发了一个新闻稿件，表示他的写作能力不在别人之下。几年后，县重点中学选拔教师，他通过老婆在县里当领导的同学调进了县重点中学，重点中学升学任务很大，这饭碗不容易吃，因为高中生要上大学，老师们吃的红脸饭，定老师的治学态度凸现出劣势，一旦讲的课不受欢迎，就面临着要下岗，定老师一生中首次面临挑战，他教不了重点高中的课程，于是又一次拖关系调到了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是国家的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一毕业就是国家教师，但没有升学任务，也就没有了压力，到了师范后他没有担任主课，而担任了教育学，在担任教育学课程时他还是那样，授课时念一念，下课时布置几道思考题，每到期终考试时，几百张卷子一个晚上改完。他改卷子时，挨着填写分数，从第一张卷子开始打分，分别是，八十、八十一、八十二、一直改到九十分，接着就是九十、八十九、八十八，经常数着卷子打分，几百张卷子打完后，分数都是八十到九十之间，有个学生考了八十分，问定老师：“我这次咋考的这样不好？”定老师说：“不是考的不好，而是赶的不好。没有赶到高分的时段。”说的学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一次，我在教育学考试时，因为家里有事而缺考，回来后，需要补考，我找到定老师，要求补考，定老师说：“是找出几道题你答一答，还是我问着你答呢？”我说：“咋咋都中，要不然你问我答。”定老师同意了，便在他家里给我补考，定老师问的第一道题是：“教育学这门课你认为重要吗？”我答：“十分重要，我对教育学非常有兴趣。”第二道题是：“你认为我教的教育学可以吗？”我说：“定老师讲的教育学非常生动，耐人寻味。”第三道题是：“你将来教书时愿意担任教育学的课程吗？”“我非常想担任教育学。”定老师说：“好，就这样吧！给你九十分行吗？”我非常高兴的同意了。因此在我的毕业综合平定中，教育学得了九十分/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当了高中的历史科教师，我没有学会定老师的治学态度，而是认真备课，认真授课，赢得了同学们的赞誉，我想再好的职业中也有滋事的人们，我不能学他们，我得干一行，爱一行，并有所成就，几年后教历史有一点名声，被县里选拔到党史办，当了一个党史办主任。
（17）马乡长
马丙是个老实人，也是个好人，参加工作二十年，才混了一个乡里的助理员，他不跑，不找，也不要，从来不向领导家串门，领导去了一批又一批，换了一届又一届，共同的评价是“好人”，从来也没人想起他的进步与提拔。后来一个同学调来当书记，可怜他，向上级推荐，才死弄八活弄了一个副乡长，这副乡长一当就是十年，后来老同学想提拔他当副书记，结果，推荐信写了，推荐表也填了，老同学突然调走了，虽然调走时对新一届领导有所交待和安排，但他自己不努力，上届领导的推荐说不定也是副作用，因为，上届的人马，下一届谁也不也用，因为不是自己栽培的，也有点不放心。于是，他还当他的副乡长，又当若干年。马丙虽然是个好人，但灵活性不够，给他一个棒槌他就当针认。领导安排他抓财政，并在会上宣布，一切财务支出马乡长一人签字，马丙也认真了，他安排财所的人员，凡是其他签的字，一律无效。那财所的人是否全听他的，还是另一回事。比如政府的第一乡长签的字，付不付钱，第一书记签的字，算不算数，问题就在这里。有一次，他发现有书记、乡长签的条子，上去就是几千元，他大怒，把财所会计训斥了一番，会计也不支声，但把此事给书记、乡长说了，书记、乡长虽然没对会计说什么，但心里也十分反感。心里想：“这家伙就是认真，才一段再说吧。”乡长、书记没有找他谈，他却又找上门来，找上门来不是解释此事，而是发脾气，“既然叫我签字，你们就别签，用不不疑，疑人不用，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你们不放心就换人。”书记向他解释了一番：“你不在家，又急着用钱。”这才让马丙有所熄火。
后来，乡里调整班子，乡里推荐他当副书记，但调出本乡。结果提也没提成，继续留在了本乡，但在分工时，不让他抓财务，让他抓计划生育。别人都看出了其中缘由，不知他有所醒悟没有。但在抓计划生育期间，不管县里、乡里哪个领导讲情，他一概不买帐，谁去讲情，他就搬出一本“计划生育条例”让他看，工作很认真。别人说他死板，因此也得罪了不少的人。还有人在他门上抹屎，送个花圈，他向领导反映此事，领导安慰他：“干革命工作不能怕得罪人。”并在大会上给予表扬和支持，对恶作剧者进行了遣责，还派司法机关立案侦察，虽然没有破案，总算给马乡长一点安慰。
有一年年底，县里派工作组对本乡的领导班子进行考核和民意测验，在陪着工作组吃午饭时，书记故意让马乡长参加。在喝酒的过程中，书记专门向组织部做了介绍，把马乡长的工作、经历、为人做了通好话，并提出把马乡长提拔为副书记。书记的话是对组织部长的介绍，也是说给马乡长听的。在酒桌上，人很多。马乡长站起来要给组织部长倒酒，组织部长只顾得和书记、乡长谈话，马乡长站了半小时，曾多次把酒杯递给组织部长，组织部长也不站，也不回话，只顾与他人攀谈，忘记了身边站着的倒酒者，又多次把酒杯放下。马乡长大概站了将近四十分钟，有点心烦，但压住心中的不快，又一次把酒杯给组织部长端起来，组织部长端着杯没喝，正想放杯时，马乡长把酒壶“啪”的一下放在桌子上，里的酒迸出来许多，震的桌子很响。马乡长没好气的说：“你喝不喝掖个吊，反正你也快调走了，我也不想提了。”说罢扬长而去。剩下的赔酒人连连向组织部长道歉，组织部长也是非常的大度，连忙解释道：“怪我，怪我，只顾说话，忘了喝酒了，让马乡长一直站着，快把马乡长叫来，我和他同喝三杯。”马乡长也没有来。不一会儿，酒桌上端来了主食，人们在不快中结束了午餐。
春节后，马乡长退二线了，书记向马乡长介绍：“这不怪组织部长，关键是年前考核时你的推荐票太少。”马乡长问：“是真的吗？”书记也没作过多解释。从此，马乡长的官场生涯也就画了一个句号。
（18）大白舍
大白舌一家是从几百里外迁到梨元乡一带定居的佃户，因为祖祖辈辈没有耕地，都是以给地主种地为生，虽然是个外来户，由于几辈子在此定居，也成了这里的永久性居民，祖父和父亲两代农忙时给富户人家打长工，农闲时给有钱人家当短工，虽然过得不十分富有，但生活也过得去。大白舌从小喜欢开玩笑，说一些没有用的话，但都是笑话，既逗人也很风趣，因为说的话多了，街坊邻居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大白舌。
大白舌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去帮忙，忙时候，跟着父亲在地里跑跑腿，牵牵牲口，农闲时，父亲给富户人家干杂活，也经常带着他，有一次，在地主家里种蒜，给父亲帮忙的还有几位同龄的孩子。种了一晌午的蒜，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大人们在一个餐桌上吃饭，孩子们有一个专门的房间，大人们的饭桌上有肉，孩子们的饭桌上只有一些素菜和窝头。孩子们总想和大人们一个桌凑热闹，而地主的内厨们不让他们出门，并告诉他们：“别出门，外面有狗，出门会被狗咬住了”。孩子们便不再出门，吃完饭，跑出去玩耍，在玩耍间孩子们发现他们的饭与大人们的饭不同，大人们的饭桌上有酒有肉。于是在下午种蒜的时候，大白舌串通所有的孩子们把蒜栽个头朝下，几天过去了，有的蒜遍地发青，有的地方蒜一直不露头。地主扒开一看，蒜头是头朝下栽着的。便去问大白舌，谁的主意？大白舌说：“内厨的主意，内厨告诉我们，别露面，露了头狗会咬的，我们怕蒜露出来会被狗咬住。所以才头朝下栽的。”大白舌说罢，地主气得吹胡子瞪眼睛，赶快命令大家扒出来重栽，也没有责怪他们这群孩子。
后来，大白舌长大成|人，也结婚生子了。给地主种地的活自己扛了起来，父亲给外庄户的地主喂牲口，劳累程度轻些，经常不回家，有一次媳妇和婆婆生气，一连十几天不说话，大白舌咋劝也不管用，便想起了在外庄户喂牲口的父亲，他一连走了近二十里的路去找父亲回家劝架，当他找到父亲时，气喘吁吁的，父亲问他有什么当紧事，这样焦虑，并让他坐下喝水，他没好气地说：“你快回家吧，家里的事你还管吗？这些日子，你家的和我家的一直吵架，我咋劝告也没用。”在场的人以为是喂牲口的弟弟，是因为妯娌们生气来找哥哥，便问大白舌的父亲，这是谁，是你的弟弟吗？“大白舌的父亲说：“是我的儿子，真不懂事。”说罢，给掌柜的打了一声招呼，和儿子回家处理家务事去了。
大白舌五十多岁的时候，自己的独生子也娶了媳妇。儿媳也生了一个独生子，大白舌年龄一大，对孩子非常娇惯，经常抱着孙子玩耍，有时候，儿媳妇在织布机上织布，大白舌抱着孩子玩半天，回来让儿媳妇喂奶，孙子贪玩，不好好吃奶，大白舌就哄着孩子说：“孙子，快吃奶。”并以抢吃相威协，还说：“你不吃，爷爷要吃了。”于是，孙子怕爷爷抢吃就吃起奶来。而儿媳，却给公公一个白眼，街坊上也出了他的笑话，还有一次大白舌抱着孙子在院子里玩，常与孩子逗乐，他哄着孙子说：“孙子，叫我一声姨父。”这时，在厨房里做饭的儿媳妇听见了，走出门来对儿子说：“儿子，喊他一个姑父”，大白舌笑了笑就抱着孙子出去了。
大白舌爱开玩笑，斗嘴在三里五乡是出了名的。一天没有人和他斗嘴，他就感到苦闷，有一次到外村给别人当短工，头三天，人生地不熟的，没人与他斗嘴，他烦闷极了，提起行李要走人，不说什么理由，掌柜的这时急了骂道：“你这个龟孙孩子，才来三天，有啥对不住你的事，窝没暖热就滚蛋。”大白舌一听，不但没恼，行李一放，不走了。这时，人们才知道，这是个贱骨头，没人骂就受不了。于是街坊邻居没事就来和大白舌骂嘴。因为有了一个乐意的环境，大白舌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年。如今，大白舌已过世五六十年，梨元乡一带的老年人中仍然流传着大白舌的故事。
（19）牛发旺
前些日子，八十多岁的牛发旺死了，虽然他儿女满堂，但死后没有举行隆重的仪式，因为他死前有过遗嘱和交待，他死后不想火化，他说：“人活一辈子，吃土还土，死后埋掉，不能把我火葬，被火烧的滋味够难受的。因为家乡这一带死后必须火化，所以，他死后，儿女们没敢声张，也没敢举行隆重的仪式为他祭奠。因此就匆匆装入棺材里了，等待周年时再进行纪念追悼。
牛发旺是牛楼村的村民，虽然他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方圆几里甚至十几里都知道牛发旺的名字。因为他一辈子是个老好人，当了一辈子和事佬，所以都认识他。但最让人难以忘记的是他年轻时卖壮丁的事情。牛发旺年轻时因为家里很穷，弟兄又多，又没有土地，生活也没有什么指望，正好赶上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多次卖壮丁，卖些钱为家里的人糊口，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曾五次卖过壮丁，都是卖给国民堂的军队，有时候出去后，还没等到发枪，就开小差跑了，回家后，又去卖壮丁，有时候跑不掉就会跟着部队去打仗，牛发旺在跟着部队打仗时有自己的打算，他当兵是为了换钱让家人度日，没有什么理想和信念，从来不冲锋陷阵。他的目的就是保住生命再去卖壮丁，在国共两党的多次摩擦中，他几次当了俘虏。只要仗一败，他就跑在头里举手缴枪投降，哪一方败了，就会首先放下武器。他说，有什么好打的，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还没有结婚，家有父母，父母还等着他回去结婚生子呢。说不定有的还是独生子呢，都是一条命，虽然不是一个部队，都是没仇没气的。把自己打死不能活了，把别人打死也怪可惜的，咱为当官的卖命，打了江山也没有咱的份，咱都是给别人当炮灰，他说的话让普通百姓听了也在理，当兵的之间没仇没恨，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富家的子弟谁会去卖壮丁，穷人没有饭吃，卖壮丁是为了活命，为活命去当兵，不能为当兵去丧命。这话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好象也有些道理，但在为了多数人的利益来说，就不那么正确了。都不当兵，谁去保卫和平，可牛发旺有牛发旺的道理，总说自己是正义的，当兵的谁知道打仗为啥，一个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和训练的士兵，这样的愚昧也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在当兵期间多次被共产党俘虏，俘虏后他首先表白说：“我可没有向你们打一枪，也没有打死你们一个人，你们是为穷人，我也是穷人的孩子，我当国民党的兵是为了卖些钱花，可没有伤害过你们的人，在家里一个鸡都不敢杀，战场上我也不敢杀人。因为多次被共产党俘虏，也接受过许多教育，也明白了一些道理。被俘虏后因为他想回家，共产党发给他路费，让他回了家，回家后不久，他又一次卖了壮丁，当了国民党的兵不久，正是一九四五年秋，正好赶上日本战败投降，在日本兵战败后举手投降时，面对放下武器的日本兵，牛发旺开了枪，打死几百名日本兵，受到日本军队的抗议，说中国军队违背国际法。牛发旺受了处分，回了老家。回家之后，他经常向别人讲述受处分的事，别人问他日本人投降了，为什么还开抢？”他说：“他们杀害了多少老百姓，一举手就了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打死几百名日本兵，受了处分，也解恨，真痛快。” 人人都说牛发旺是个和事佬，但他有自己的底线，他是穷人，卖兵糊口是他的目的，在战场上不发枪是他心底的柔弱，也可以说是善良，但面对日本人，他并没有手软，打死几百名日本人，说明他是爱憎分明的。不愿在战场上杀同胞，有他的说道。因为他毕竟没有接受过共产党的正规教育，全国解放后他经常自我表白，如果当年我在战场上打死许多共产党的士兵，共产党能饶我吗？”
新中国成立后，牛发旺在村里当了一个普通百姓，他不多事，不惹是非，但谁当村干部，都拥护，不管当得好坏，他喜欢对着村干部说好话，话里也加一些干部的不是，但他不落井下石，只是说说而已，其实，下台的村干部都有一定的缺点，说的也是实话，但村里人说他巴结当官的，他也不在乎，他说，说巴结就巴结，反正共产党都是选好人当干部，只要叫他当，他就是好人，不是好人，共产党也不叫他当干部。牛发旺终于平平安安走完了一生，终年84岁。因为他知道火烧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坚决不同意火化，死后孩子们将他偷偷的埋掉。
说起来，牛发旺也无可责备的，和事佬也好，心肠软也好，但他不多事，做人自己的原则，对杀人放火的日本兵，他没有可怜。虽然喜欢给当权者拉近乎，但也没有伤害其他人。看看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人，为了个人私欲，不择手段的逢迎权贵，贬低他人，他也算不上什么过错。书包 网 想看书来
（20）工农兵学员王立秋
自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不管是大专院校，还是中小学校，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所有的学校都停止了招生，一切工作和活动统统为政治运动让路，一切行为都得服从于、服务于史无前例的*运动。所有的学校不招收新生，该毕业的学生也没有新的出路，大学生在学校里闹革命。中小学的学生也停留在学校里参加学校的运动，所以当时的中小学校为后来留下了一个专用名词，因为该升级的不能升级，该毕业的不能毕业，一积压就是几年，因此就出了一个老三界的名词。
直到一九七0年之后，中小学和大专院校逐渐小规模的恢复了招生制度，但教育实行了改革，几千年的科举制度、招生考试制度一下子被废除，不管是初中升高中，还是高中升大学，统统实行推荐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扭曲了许多人的心灵，也发生了许多希奇古怪的故事。
当时，初中升高中是由学生所在的大队和学校的老师协商，老师根据学生在校表现和成绩，大队根据学生在生产队的劳动态度和思想表现，和所在的学校一起确定升入高中的学生人选。上大学的程序也更加复杂，那时侯，高中毕业后不能当年参加大学生选拔，需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农村劳动锻炼两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劳动改造，使学生的思想融入群众之中，行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才有被选拔上大学的资格。农村的学生高中毕业后回到自己所在的村庄生产队劳动叫返乡青年。城市的学生高中毕业后走出城市，告别父母到山区、农村Сhā队落户，也称为上山下乡，叫下乡青年。城市的学生上山下乡后，和贫下中农吃住在一起，接受教育锻炼，等待招生招工指标，有的等不来，就在农村一辈子结婚生子。而农村的高中生回乡后，吃住在自己家里，参加生产队分配的劳动任务。只有在劳动锻炼两年后才有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大学，因为大学招生数额有限，选拔学生也是在优中选优，大部分只能呆在家务农一辈子。
滑县大铺村的高中毕业生王立秋就赶上了这个年代，一九七一年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劳动了两年，终于迎来了大学招生的机会。那时侯的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招生原则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中选拔积极分子上大学，所以叫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是社来社去，队来队往，也就是回原单位工作，组织上不从新进行分配。尽管有这样的招生制度和分配原则，可当时由于缺少人才，真正回原单位的大学生也不多，几乎没有。王立秋高中毕业后一心想上大学，他本人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在村里劳动积极能干，什么活脏、什么活累他干什么活。白天参加生产队里的艰苦劳动，晚上熬夜加班读书看报，温习功课。大学招生的机会来了，王立秋积极报了名。当时上大学得层层把关，先是自己报名之后在生产队的群众大会上讲用，讲用的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感受，自己的思想进步情况，总结两年来取得的成绩。自己讲用后，让群众、贫下中农评议，如果大家认为合格，就向大队推荐，生产队出具一个推荐信后，在大队的群众骨干会上讲用，因为报名很多，名额有限，大队干部要在众多的人选中选拔最优秀的人选参加公社里的评讲。过了大队的一关后，要到公社里去讲，自己讲用后，爱由与会人员投票选举，选举结果出来后，公社党委根据得票多少和大队的意见确定人选。人选确定后报县里的高招办。当时的高招办设在教育局，高招办的人员由县委常委和各部门的有关人员组成，比现在的考大学还难。可是也比较正规，一个高中生只要没有小队、大队、公社的推荐信，县委书记的儿子也上不了大学。各级的推荐至关重要，那个环节也不能缺少。王立秋因为深得群众的拥戴，先后分别过了生产队、大队两个关口，又过了公社这一道关，如果再过了县里这一道关，就可以上大学了，就成了工农兵学员了。可是在每一个关口都有差额，每一个环节都要筛选掉一部分学生。王立秋害怕县里这一关过不了，县城又没有自己的亲戚做打点，心理没有底数。在他填写招生表时，看见有社会关系一栏，看了很久，好象找到了什么宝贝似的：目不转睛的盯着“社会关系”，他心里想：假如有一个大官的亲戚该有多好，别说是伯父、叔叔，就是姑夫、姨夫、舅舅也行啊。他想啊想，想了半天，突然豁然开朗：反正没有社会关系就有被涮掉的危险，虽说县里会优中选优，谁能保证自己是最优的。他决心孤注一掷，准备在社会关系一栏上做文章，准备填一个有权利的亲戚。当时新乡地委的第一书记是韩洪序。他选准了这个目标，填什么关系呢？他是伯父吧，不一个姓，自己性王，书记姓韩。填姑夫吧，不知道姑姑的名字，填姨夫吧又不合适，因为姑夫、姨夫、舅舅的媳妇是亲戚中最不亲的人员，再说，姑夫、姨夫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别人是否买这个帐。他机灵一动，就填舅父，又一想：在中原一带，不是自己的舅父，喊别人舅父是会受到训斥的，这是骂人的话。可是填什么好呢？他考虑半天，下了决心就把韩洪序在社会关系一栏上填成了自己的舅父。招生表填好后一级一级送到了县高招办，果然顺利通过了这一关，王立秋不但顺利上了大学，而且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他被新乡师范学院正式录取为工农兵学员，国庆节刚过，王立秋就到新乡师院报了到。
随后不久，滑县高招办主任吴运泽到新乡地委开会。吴运泽是滑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根本够不着与地委书记接触。这次会议有地委书记的讲话，吴运泽想通过这件事接触一下韩书记，可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没有接触谈话的机会。吴运泽选择好了机会，在大会议室主席台一边的门口等着散会。事也凑巧，正在他等的时候，韩书记出来小解。吴运泽走向前去握住了韩书记的手，韩书记吓了一跳。吴运泽急忙介绍道：“韩书记，我是滑县宣传部副部长，高招办主任，您外甥王立秋的事办好了，被新乡师院录取了。”韩书记一愣：“外甥，王立秋，哪个外甥？”吴运泽解释道：“大铺村的王立秋。”韩书记叔伯、弟妹很多，多少外甥也认不得，也顾不得细问，因为他讲话的时间快到了，马上与吴运泽告辞，并表示出谢意。这次吴运泽也算与地委书记接上了头，听说后来，吴运泽由副部长提成了正部长，也算有了回报。
散会后，韩洪序为一个外甥的事纳闷，于是就向自己在家里的人打听有关王立秋的消息，结果在他的亲属关系中根本没有王立秋这个外甥。不久他向新乡师院的领导打听到了这个学生\；王立秋，滑县大铺村人，新乡师院化学系学生。韩书记没有对大学说破这个故事，只是对校长说，想见见这个学生。校长按韩书记的旨意，通知王立秋到地委书记办公室去一趟。王立秋一听吓了一身冷汗，这可不是闹这玩的，见了大官咋解释？经过反复考虑，准备壮壮胆子去见地委书记。一天的下午5点，王立秋换了一身新衣服，着意打扮了一番，硬着头皮走进了新乡地委的大院，把们的不让进。他说：“我是韩书记的亲戚，是他约我来的”。门岗拨通了电话，王立秋才走进去，经过拐弯抹角才找到了韩书记的办公室。一进门王立秋低着头准备挨训，只说了一句话：“韩书记赎罪，学生不懂事。”韩书记笑了笑，示意他坐在椅子上。王立秋不敢坐，经过再三劝说，王立秋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准备接受一切处罚。韩书记看看面前这个大学生，看上去很聪明，也很秀气，不象一个古怪刁钻的学生，便心平气和的说：“立秋，什么地方的人？”立秋说：“滑县大铺乡大铺村。”韩书记问：“咱们不一个地区，咋会想起来和我连亲戚？”王立秋没有回答。韩书记说：“既然你认下我这个舅舅，就不能反悔哦。”王立秋仍没敢回话。韩书记说：“咋啦？沾了我的光，想把这门亲戚甩掉不是？”王立秋这时才递出一句话：“领导，我错了，都怪我一时糊涂。”韩书记说；“别说这了，这事已经过去了，不用算历史的旧帐了，咱们算不算亲戚？”王立秋说：“不敢高攀。”韩书记笑了：“不敢高攀，敢偷攀！”王立秋说：“主要是想上大学，思想改造不彻底，世界观有问题。”王立秋主要是怕辞退他这个大学生，一直向韩书记道歉。韩书记努力化解这个凝聚的气愤，接着心平气和的问：“立秋，说说当时的想法，亲戚那么多为什么不填别的关系？为什么非要填我是你的舅舅呢？”王立秋说：“当时考虑了，认为姑夫、姨夫没有血缘关系，怕起不了作用。”韩书记说：“也有道理，不过既然你认了我这门亲戚，就别赖帐了。”气氛缓和的差不多了，王立秋有了说话的勇气，站起来表态到：“韩叔叔，我一定会争气，学好知识本领，为人民服务，不辜负叔叔的期望，不辜负家乡人们的重托。”韩书记很高兴，半路多了一个外甥，最后又变成了侄子。他说：“立秋，你年纪轻轻，我不怪你，以后做人可不要开类似的玩笑。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才。以后有什么事，可到我家坐坐，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结束了谈话后，王立秋回到学校已是晚上八点了。韩洪序回家后告诉老婆：半路检了个外甥，中途又变成了侄子，你愿认吗？他把前前后后讲了一遍。老婆问：“他咋不填你姑夫，好歹成了我的侄子。”此后的大学四年大学生活中，王立秋也成了韩书记家里的常客，外人不知道，真以为是韩书记的外甥呢！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韩书记退休后赋闲在家，王立秋也成了教授和系主任，除了逢年过节到韩书记家串门外，每到星期日，王立秋都会到韩书记家探望，伴老人聊天、下棋，成了韩洪序家里的一个成员。韩书记住院治病时，王立秋日夜守护伺候，如同儿女一般。后来的人们不知道王教授与韩书记的关系，王立秋永远也不想谈起其中的根由。在王立秋看来，把韩书记填成自己的舅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知识分子看来好象是耻辱。后来王立秋的孩子问起这件事，王立秋解释说：“韩书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工作中认识的。：’
几十年过去了，韩书记已经作古。王立秋已步入晚年，当他在写自己的*时，没有把这段经历写入自己的历史，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过错和韩书记的宽大胸怀。
(21)傻付增和他的聪明父亲
傻付增是我的一个街坊邻居，不过他是我们后村的，两村相距只不过一二百米，我们两家不一姓，他姓管，我姓黄，按街坊是邻居，按关系也算是世交。因为他父亲和我父亲是一对十分要好的朋友，这是周围几个村公认的朋友关系，他父亲叫管懂亮，好像比我父亲还大一两岁。我发现他和父亲的关系是我小时候，因为懂亮经常来我家串门，那时候我们生活在大集体的生产队里，白天人们都很忙，又因为我们两家又不是一个生产队，不在一起干活，很少见面，懂亮来我家串门都是在夜里，我当时年龄小瞌睡大天一黑就睡觉，半夜醒来时听见懂亮还在和父亲说话，这样的事很多，所以我知道懂亮和我们家的关系不一般。
虽然懂亮和父亲是同龄人，但按街坊辈他叫我父亲叔叔，在他们的谈话中，经常听到他叔叔长叔叔短的叫我父亲，自然我要叫他哥哥了，尽管他比我大将近四十岁。懂亮哥在村里是个出了名的精人，精人无非是心眼多、聪明，外号送他诸葛亮，于是我对懂亮哥有了一点戒心，因为农村有个习惯说精人很难共事。父亲和懂亮哥关系好他们的，我对懂亮哥没有好印象，但没有说出口，后来听人讲了懂亮哥的一件事使我对他更没好感，解放前，懂亮哥曾经和和我的一位远房表叔在一起做过生意，我表叔是住他父亲的外婆家，在我们村住了几辈子，他叫二黑塔，大号王志发，二黑塔叔心眼少，是方圆村有名的傻，外号傻二黑塔，但是他会做木工活，农村的生产工具，出嫁姑娘的立柜、桌子等嫁妆都会做，但是本钱很少，懂亮哥有点本钱但不会手艺，两个人商量着在一起做木工活，，因为做木工活不是一个人可以干的，至少需要两个人，于是两个人共同出资买了许多木料，懂亮哥只会出力拉大锯，其他什么也不会干。后来两个人脾气不和闹翻了要散伙，懂亮哥要把木料折成价算个二黑塔叔，二黑塔死活不同意，结果把剩下的一大堆木料一分为二给分开了。二黑塔叔把木料变成了成品卖了钱，懂亮哥看着一堆木料只能当柴火烧。从此，村里人把这事当成笑柄，说精懂亮没有共住二黑塔。于是我对懂亮哥更有一种看法。后来无意中流露出我对懂亮哥态度，父亲向我解释道：懂亮精是不假，可是人家没有坑过人害过人，有啥错？精人有两种，一是认为别人傻，利用自己的聪明坑人，二是利用自己的聪明干好人好事，精不是错，有人想坑害他，因为别人聪明，达不到坑人的目的就说人家精，难共事。其实懂亮一辈子没有干过一件坏事。父亲讲过后，我逐渐改变了对懂亮哥的看法。父亲说得有道理，一个人心眼再多，只要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就不算坏人。
有件事我总是不明白，懂亮哥是有名的聪明，可他的儿子有名的傻，他叫傻付增，傻付增好像比我大将近二十岁，我在他村里上小学时他已经结婚生子，按理说，他父亲与我父亲是朋友，到了我们这一代也该算是世交了，可我对付增认识很差，友谊不但没有保持上一代的友谊，关系还是不一般的差，也许年龄相差太大的缘故，不能让我们时代友好，最关键的是我在童年他在青年时的碰撞，这都怪我这个记忆特强的脑子，那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一群孩子每天为了走近路要抄小路上学，正好路过付增家门口，离付增家不远有一口老井，村里人每天早起要从井里打水，童心正旺盛的孩子们总是不安分，每天路过井旁，要在井台上玩耍，还常常把井绳往井里续，续着续着，付增来打水了，一看一群孩子在玩井绳，张口就是大骂，骂的还非常难听，本来他该叫我们叔叔，不叫叔叔也就算了还骂人，并且骂的是上一辈，于是我就嫉恨在心，决心一辈子不理睬他。回家后我给父母讲起付增骂人的事，并隐去我们续井绳的情节，母亲说付增傻，父亲说，你们不怪，他在傻也不会轻易骂人，这事一晃就过去了。
其实付增真的傻，他母亲死得早，懂亮又为他娶了一个后妈，后妈不会生育，对付增很好像亲生一样，可是付增就是不买后妈的帐，经常骂他的后妈，他后妈一直迁就他就是因为他傻。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那是我小学毕业后正要上初中的时候，那是一个夏天，我们家好容易从生产队里分来十几斤麦子，刚从石磨上磨下十几斤白面，队里又分了几斤韭菜，母亲做了一锅韭菜白面卷尖，那是农村最好吃的面食，我们家当时五口人，一锅卷尖有六七条，刚刚揭开锅，母亲把卷尖拿出来，付增来了，付增挎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几根菜瓜，当时懂亮哥在他的生产队里看瓜，付增给他去送饭，懂亮说；：给你大爷家送点菜瓜吧，付增为我家送瓜，正好赶上我家吃饭，付增放下篮子，坐下来，父亲让他吃饭，嗨！付增一连吃了三条，吃了我们锅里的卷尖的将近一半，当时我很反感，心里想付增就是傻。那是我们一家两天的口粮。他竟然吃得下！
后来，我们全家搬到城里，也失去了懂亮哥的消息，听说懂亮死时七十多岁，付增不孝顺也是原因。多年后，付增到城里捡破烂，不久患了癌症死了。在我的印象中，自从我离开家乡，聪明的懂亮哥和傻付增没有给我们找过任何麻烦，也许是我们两家处境变化距离拉大的缘故，但无论是聪明的懂亮哥还是啥付增都是我们的邻居，我们曾经有过不一般的友谊。
（22）赵先林
花园村是一个大型国有企业职工生活住宿区，村内95%的住户都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只有少部分是地方人搬进来居住的，因为花园村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社区，也吸引了不少外来的住户，赵先林本不是国有企业的职工，他是花园村南边一个村庄的农民，还是在国有企业刚刚在这里落户时，他就搬进来的，因为他是当地一个流氓地痞，在方园一带出了名，成为当地一霸。没有人轻易招惹他，他在别人的宽如中坐大，也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靠耍地痞手段发了财，成了当地一家富户。
赵先林的发家手段很简单，当年企业刚刚在这里落脚时，企业的职工们人生地不熟的，赵先林凭仗着他的地头蛇身份，靠坑蒙拐骗，靠强壮枪卸发了财，靠偷靠拿靠抢致了富。当时花园村正在建设，赵先林搞建筑，凡是企业的建筑活，必须先让赵先林干，只有他不干，别人才能干，别人干也得经赵先林的同意，赵先林不同意，谁也干不成，赵先林同意了，对方还要向他进贡出钱，否则，工地上的活谁也干不好。不管谁接的工程活都要由赵先林给对方供料，供料时，送一方土按两方计算，一吨水泥要两吨水泥的钱。如果是他介绍的供料方，他要从中间吃甲乙双方的中介费。企业所有的工程工地的活，赵先林都会Сhā手，稍不如意他会到企业的办公室破口大骂，再者到企业领导的门口撒野。因为赵先林的作为够不着量刑，企业的领导都让他三分。偶尔赵先林能犯了法律，在狱中住上半年三月的，出来后还是变本加利的给企业找麻烦，因此企业的人对赵先林一是迁就、谦让。二是敬而远之，躲不开的就好言相劝，由于企业的姑息养奸，赵先林养成了称王称霸的作风，由于赵先林的胡作非为，也引起了当地职工和百姓的愤恨，人们视之如瘟神，成了当地一个祸根。
赵先林有了几个臭钱，也不知道刘二贵姓，当初还在八十年代初期，人们买辆自行车还比较困难，赵先林就骑着摩托车四处飞奔，在他村里，越有人的时候他骑的越快，别人都在一路两旁端着碗吃饭他飞快的摩托车荡起的尘土，吓人的人赶忙站起来，别人的菜饭碗里飞进灰尘。他的摩拖车正飞奔而去，留下一阵飞尘和别人的一阵骂声。他骑着摩托车到集市人群中，若有人阻当了他的摩托速度，他就一顿臭骂，别人赶快躲开也不敢吱声，他去饭店吃饭，除了不支付饭钱或少给钱不说，如果饭菜上的慢了，他会把服务员和老板骂个狗血喷头。平时他还经常到企业机关里发酒风，骂的机关人员四处躲避，谁也不敢接他的话茬，更不敢动他，怕缠住自己脱不了身，赵先林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有一次，他与山西的一个商人做了一起买卖，骗了对方几万元钱，消失的无踪无影，后来山西人打听到他的下落，终于把他找到，把他骗到山西，人到山西后，几个人把他按倒在地，撬开他的嘴，打掉了他几颗牙，满嘴红肿不能吃东西，靠输液维持生命，因为坑卖拐骗他几次险些丢了命。
有一次，他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店里理发的人很多，店老板没有热情接待他，他感到没有面子，便在店里骂人，店老板也不敢吱声，正在理发的有一个乡镇的两个领导正在理发，看着他闹事突然要求停下来改时间再理，赵先林觉着不是滋味，便撵着两个领导骂，两个领导都是有修养之人，不给他一般见识，只顾着走，赵先林看着人家软弱可欺，撵了一百米还在骂，两个领导忍可忍要带他去保卫科评理，赵先林说：”保卫科都是我的孙子，我还怕他不成，去就去，说着毫不示弱的上了领导的车，上车后，领导的两个下属人员将赵先林挤在车厢里，便往派出所里行驶，两个下属人员也正年轻，力大无比，朝着赵先林嘴上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刚刚几巴打下去，赵先林服了软，开口道歉道：“领导，别给我一样，我是狗操的，我不是人，我不要脸，我是野种，没有教养，行吗？”车厢里的人那顾他这般道歉一会将他的脸打的青一块，红一块，顺嘴流鲜血，赵先林苦苦哀求也不起作用，到了派出所，下了车，赵先林双腿跪在领导面前领导求饶当初骂人的气势当然无存。此时，他的酒已醒了一半，一个劲的道歉，骂自己不是人种，是狗操的，驴操的，到了派出所后他享受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遇，除了挨打外，家里人还到处求人请客，同时还被罚了一千元才放他走。临走时，领导告诉他；“赵先林，你是当地一霸，已经恶惯满盈，如果敢在花园村称王称霸，还要修理你二次，另外，你的面相带有凶气，还有祸患在后头，如不改邪归正，还会有天灾人祸”赵先林只顾点头，领导看他不再意，又郑重告诉他，你还有天灾人祸，也许是一年，也许是半载，赵先林表示一定改邪归正。结果不出领导所料，在半年后，赵先林将近二十岁的大儿子因为看不惯赵先林平时的作风，以死相威胁，赵先林没有再意，大儿子一怒之下，喝药自杀了。赵先林痛恨不已，一是后悔没听领导的话，二是没有改邪归正。三年后，赵先林的二儿子也长大成|人，看到父亲虽然很霸道。没有敢惹但从邻居的眼神中看出别人对他家庭的鄙视，并以哥哥同样的手段威胁赵先林，二儿子说：“我也要喝药自杀，终于有一天，二儿子自杀了，全家剩下赵先林与妻子，和一个未出嫁的姑娘，虽然家里有钱，但连续失去了两个儿子，对他致命的打击，从此赵先林再也振作不起精神来，人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有人说：“恶有恶报”赵先林罪有应得。
如今，赵先林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一辈子没做好事，街坊邻居也不与他来往，生活非常孤独，他在苟延残喘，要在别人的蔑视中了断一生，在别人的诅咒中度过沧桑的晚年。 txt小说上传分享
(23)文七正
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七个年头，也就是一九八四、八五年，大部分国人已经逐步摆脱了贫困与饥饿，人们一旦不再寒冷和饥饿就开始了滋生新的欲望。那时，封闭了几十年的国人，有钱的想走出国门看看海外的大千世界，钱少的也想走出家门看看祖国各地的山水风光和其他外地人的风土人情，于是从一九八四年开始中国掀起一个旅游热，而旅游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由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的制度还不健全，有公款旅游的，有自掏腰包外出观光的，当时凡是公款外出的人不说旅游而是说外出参观学习，意思是学习外地发展经济的经验，学习外地推出的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优惠政策，而真正掏腰包的人也不多，大多凡是参观学习的有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开会的名义，有各级政府的官员，不是到外地开会就是参加什么博览会物资交流、文化流通等活动，参观也好，学习也好，旅游也罢，基本的去向都是祖国名胜的地方，有古迹的地方，沿海各地参观的对象也是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古城或者泰山、黄山、海南之类的，去戈壁滩、沙漠、西藏等偏远闭塞的人很少，只有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人们在三番五次看腻了沿海、庙宇、大山之后才想起了祖国边疆冷漠的大地，如西藏、新疆、内蒙古，在当时旅游Ｇao潮的时期，因为旅游也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1985年春天，当时还任乡党委书记的文七正在忙完春季计划生育Ｇao潮之后，手下的人多次向文七正建议让同志们外出参观学习几天，一来休闲几天解除一下疲劳，二来南方经济发达让同志们换换脑筋充充电，回来后搞好经济发展。由于同志们的多次要求，党委政府的其他领导也多次讲情，文七正也恩准了大家的要求，于是党委研究出一个方案，党政副职带队各带各的管区工作人员，地点由各管区的负责人商定，条件是外出的人员每天三元的生活费补助，住宿报销，但不能超过每人每天50元，方案制定后领导们各自带着队伍出发了，有去秦皇岛的，有去山东青岛烟台、威海的，有去上海广州的，有去海南广西的，大队伍出发后党委秘书向文七正建议：“文书记，这一段时间县委政府的领导都出差学习了，你在家待着公干也不多，不如趁机会也去充一下电。”文七正在同志们的鼓动下也产生了外出的念头，于是留下乡长在家值班，他带了几个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派出所长、武装部长出发了。这次他们出发的目的地是广西桂林等地，他们一行八人乘飞机、坐火车来到广西，先是游览了桂林山水，准备再到南方北海。一天他们来到南宁，正是傍晚时分，他们选择了一家上中等宾馆准备住下，党委秘书在吧台登记时，服务员要出示每个人的身份证，文七正就来到吧台前掏出身份证放在吧台上，女服务员朝文七正看了一眼后，想了一会儿，不停的将目光放在文七正身上，尤其是一直观看文七正的面容，把文七正看的很不好意思，随后服务员又看了看站在文七正身边的派出所长和武装部长，因为他们都穿着警服和军衣，分明是保卫人员，服务员猜定眼前站着的文七正肯定是个大官，其他人员都是警卫员和搞服务的，服务员把所有的人员搜视过几遍后，眼睛盯在文七正的身份证上，知道他是河南滑县人，把身份证看了很久，又把目光返回到文七正身上，之后对文七正说：“首长，你住50元一张的床位是否有点差？”文七正说：“单位有规定，住宿不得超过50元，我们不能破坏规定。”服务员说：“象您这样的官，谁管您呢？”文七正说：“越是领导，越是带头执行纪律。”服务员投以十分佩服的目光，之后服务员又问：“首长，你祖籍不是河南滑县吗？”文七正说：“是的。”这时服务员十分惊讶的说：“不错，您就是国务院总理—*。”文七正一听笑了说：“你认错人了。”服务员不这么说人们还没有发现文七正的长相与*相仿，服务员这么一说，随行人员一瞅文七正真与*总理长的相仿，大伙都笑了，服务员接着说：“您就是*总理不会错的。”文七正说：“姑娘，我不是*总理，如果总理外出考察省市领导会不陪着吗？我能自己带这几个人出来吗？”服务员：“也有道理，您是微服私访，当然是不让各级政府知道啦。”文七正说：“你没有看我的身份证吗，是文七正不是*。”服务员说：“微服私访总理能带着真的身份证吗？一个身份证还不好办吗？”不管文七正怎样解释，服务员认定他就是*，文七正说：“姑娘，我真的不是赵总理，我和总理是老乡，家离的很近，不一个公社，他是赵营，我是桑村乡的。”文七正越是这么说服务员越是深信不疑，文七正嗨了一声道：“傻姑娘，别的不说，从年龄上也能看出来，我四十多岁，总理六十多岁。”服务员：“首长保养的好，当然比农民显得年轻。”文七正没有办法：“你愿意说我是谁就是谁吧。”这时站在一边的派出所长对服务员说：“你可别声张，安全上出了事你可担不起。”武装部长一边也打圆场说：“你们宾馆安全吗？卫生条件怎么样？”这时服务员有点严肃了，尤其提到安全问题，她真有点害怕因为是她认出了总理，出了事肯定脱不清，服务员腼腆的说：“安全卫生都没问题。”党委秘书在吧台登记之后，一行八人上了楼，各自进了各人的房间，服务员倒有点后怕，马上报告了宾馆的老总，此时老总匆匆忙忙赶到宾馆，听了服务员的汇报，要服务员不要声张，他悄悄地走进文七正的房间看了看文七正心里想：“这不是*是谁呢，他咋能这样呢，上去握住文七正的手：“首长，有什么事尽管安排。”文七正说：“忙您的，你也可能认错了人了。”老总说：“是，首长。”宾馆老总和文七正寒暄了一阵后就告辞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叫来了几个其他的领导研究了一下，一是晚上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二是今晚不再接收新的客人，三是集合所有的保安全夜站岗，保卫首长的安全。
晚上八点半钟，宾馆老总来到文七正的房间，告诉文七正：“首长，为您准备了一顿地方便餐，希望您能够赏光。”文七正说：“经理，我告诉你我可不是*总理，我给你说清楚了，吃饭可以我付费，交朋友也行，你不能用招待总理的标准招待我，我和总理是老乡，总理可不认识我，我不能拿着总理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老总说：“知道了，我不会按国宴招待您，这里也没有这个条件。”文七正参加了宾馆老总准备的晚宴，私下里有人告诉老总：“是否给市委、省委打个招呼？”老总说：“人家不承认是总理，我怎能给市委汇报，既然是私访他就不愿见地方官员。”所以在宴会上，只有河南滑县来的客人和宾馆里的老板等若干人，在吃饭的时候，一边用餐喝酒、谈话是由广西话与河南话相互沟通的，语言障碍极大，最后老板叫了一个宾馆内普通话最好的小伙子在宴会上当了翻译，在席间文七正不断的打听广西的风土人情，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习惯等，这样更引起了宾馆人的怀疑，晚饭将要结束时，文七正安排秘书结账，来了一个服务员一算总费一百元，文七正想“好便宜呀，这分明是故意给少算了。”秘书结过帐和文七正一帮人回到房间，宾馆老总又派人送去了南方的水果等，自己亲自说：“缺什么尽管说。”老总走了，有人问老总：“是不是*？”老总说：“有95%的可能，不过人家不承认，咱也不能公开，出了事咱也担不起。”有人说：“这咋能收首长的钱呢？”老总说：“越是大官越正规，他们不会贪图这样的小便宜。”
到了夜间，文七正起来小解，隔着窗外往外一看大门口到处站满了保安，他知道宾馆怕出万一，派所有的保安为他们站岗放哨，文七正把秘书叫醒，让他看看窗外的风景，还带着睡意的秘书一看满院子保安高兴的笑了。
第二天一早，文七正把所有的人叫醒，提前赶路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别闹出大事来，大伙起床后到吧台结过帐，找了一辆中巴车正准备上车，宾馆老板走过来非要送他们，文七正说：“我们还来呢。”说罢上车走了。
上车之后，大伙不再喊他文书记，都呼他赵总理，因为他享受了总理的待遇，大伙也跟着风光了一天，从此，文七正就有了一个“总理”的称号。
（24）副所长韩志忠
韩志忠是个解放前的转业军人，听人说建国前他在部队当兵曾经是个副团长，全国解放后转业分配到粮食局，粮食局又把他下派到白堤乡当了一个粮所副所长兼统计员，那时候人们的干部不分级别和高低，一个堂堂团级干部下派乡级当粮所副所长是哪个级别？县粮局局长才是科级干部，一个粮所副所长说足了只不过是一个付股级，可是当时的人没有现在的人认真，当时有一句俗话叫做“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这样一句话就可以把所有闹情绪的人打发掉。韩志忠是个革命军人，还是团级干部，转业后没有留到县城不说还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小乡镇，他不但没有情绪还非常满意，在乡粮所一干就是二十几年，既是副所长还是统计员。不过，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什么东西都和奇缺，一个人能在粮食部门工作还是很幸运的，因为那时大多人都吃不饱，可凡是在粮食部门工作的不但能吃饱还能吃好，别人粗粮不够吃，粮所得一般工作人员也能吃上大米白面，所以，一个副所长，别看官不大，可非常能吃得开，别说一般工作人员，就连乡里的乡长书记也高看他几分，因此韩志忠当副所长一当几十年也很心安理得。
1975年前后，国家干部行住队，韩志忠以住队的的名义住在我们村，我们村一个大队四个自然村一共一千多人，分又十个生产小队，韩志忠在我们村一住就是几年，在村里也混熟了，大家都叫她老韩，老韩因为是军人出身，脾气非常不好，不但对下级发脾气，发起火来谁都不怕，他因为和公社党委书记意见不一致曾经大打出手，还骂了上八辈，因此都知道韩志忠天不怕地不怕。当时我年龄小对韩志忠并不了解，听大人说老汉是个很抠的的人，他的老家是我们的临乡，他的村离我们村只有十几里路，平时他很少回家，因为每次回家要给村里人让出一盒香烟，所以没事没非得不回家。他老家在黄河滩里，1975年黄河上水，县乡要他们村从黄河滩迁到大堤以里，这样他需要搬家，搬家不是一件小事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可韩志忠在村里为人不厚道，很少有人给他帮忙，再说全村都搬家，谁也顾不上。韩志忠就打起俺村的注意，他给大队干部下达命令，叫我们大队派出几十名劳力给他搬家盖房子，大队干部二话没说，在十个生产队里抽调几十个壮劳力到十几里外的东楼村村给他搬家盖屋，凡是被抽出的劳力，队里给开工分，韩志忠管饭，这在当时是一件美差，都争着去干。因为给粮所所长家盖房子不但能吃饱还能吃好的。到了东楼村，首先把在黄河滩区的老房子拆掉，再把梁檩、砖瓦等一一搬到大堤以西，这样整个搬迁过程，每一件东西都要过十几米高的大堤，工作量很大，体力也很重。民工们干一天累的晚饭吃不进去。所以有人就想打退堂鼓，可是如果这样大队干部是饶不了这些苦力的。可是韩志忠是个抠门，舍不得让劳力吃，吃饭时还分档次，技术工吃白面馍，一般的民工出力最大吃的是粗细混杂的窝头，这些民工很生气，于是就给她搞破坏，他们用车子推着一车砖和瓦过大堤，故意把车子掀翻，还老远就嚷嚷着：“ 毁了毁了”说着说着把一车大瓦翻在地上，一车瓦烂了一半，当时一片瓦一毛多两毛。人们故意毁坏他的东西。后来盖房的东西不够用，他又花钱买了许多。人们才出了气。于是韩志忠在我们村是老抠出了名的。
其实，韩志忠抠门也有它的道理，他的孩子多，全家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可是许多人不理解，因为他是粮所的副所长。村里人说：不管你怎样，别人给你干活你得叫别人吃饱，这是没啥可说的，你不但瞎看人，把人分成几个等次，真是狗眼看人低。从此他在群众眼里没了威信。他在叫人帮忙，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几十年过去了，无意中突然想起老韩来，于是写下韩志忠一点文字，以示对他的怀念。
(25)祸水北引--李局长
苟东希是个官迷，一辈子有两个爱好，一个是想当官，二是喜欢玩女人，苟东希因为喜欢女人，也玩了一辈子女人，可是想当官这个目标始终未能如愿，有人说苟东希真行，他玩女人不怕老婆知道。有一次，他在宾馆里嫖娼，被公安逮了个正着，公安要对他进行罚款或拘留，他选择了罚款，因为身上没有带那么多钱，就打电话让老婆送了伍仟元赎他，此事传扬出去，他还落了一个不怕老婆的美名，可他在仕途上并没有那么幸运，不但没有当成他理想中的大官，反而成了几届领导手中的玩物。
和苟东希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官迷，可一辈子没有官运亨通，这倒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人说苟东希不算好人，有人说苟东希算是恶棍，有人说苟东希是个痞子，人们惹不起躲的起，有人说苟东希是块膏药，一旦贴在身上，不揭下一层皮也要污你一块黑，有人说苟东希是个八毛，有人说他是个二裘，有人说他不熟，也就是欠一把火的意思。有人说他是一坨臭屎，好鞋不会踩他，有人说他是个无赖，有人说他是跳梁小丑，其实这些评论也有些偏差。其实苟东希并不那么简单，不管他品质好坏，还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既然有能力为什么当不成官呢，答案是有能力的人并不一定都去当官，也许苟东希不幸运，改革开放那阵子提拔干部得有文凭，最低也要是个中专毕业生，苟东希年龄可以可没有文凭，当然不是首选，后来，领导发现他是个苗子，想提拔他，就让他在一个位置上进行考验和锻炼，可结果他没有经得起考验，个性太强，谁也领导不了，这样就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为什么没提成，用苟东希的话说是因为没有给领导送钱，假若给领导送5万元钱，官就提成了，苟东希的话有点言过其实，改革开放初期的前二十年，给领导送礼也是礼品，几乎没有送钱的，苟东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把仇恨记在了领导身上，因此，见了领导就破口大骂，后来当时的领导退了，苟东希多次寻衅滋事，弄得老领导很不舒服。可后来呢，领导来了一茬又一茬，换了一届又一届，都没有重用他，开始新领导不了解他，私下了解他的情况，后来领导一听他的名字，不是摇头就是不语，因为谁也不想沾上一个无赖，眼看苟东希五十多岁了，还当着一个无职无权的科长，他有怀才不遇的长叹，不久，调来一个李局长外号叫李小眼，李小眼小他几岁，第一次见苟东希就不顺眼，有的人进谏劝李小眼提拔使用苟东希，李小眼装聋作哑机关基层的班子调整了两次，还是没有苟东希的事，苟东希有点坐不住了。四处求人给李小眼透话，并亲自出面毛遂自荐，这都没有打动李小眼，后来有个位子腾出来，李小眼征求一些人的意见，一些人推荐了苟东希，李小眼不情愿的让苟东希当了一个基层的局长，苟东希当上了局长不知道刘二贵姓了，远离了所有的朋友，自己整天打牌喝酒玩女人很快成了孤家寡人，在苟东希当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李小眼就想免他的局长，单位有个姓策的副局长说：“这样动人太不严肃”此事就搁了下来，不久，苟东希在单位要弓虽暴一个女职工，被女职工告发，李小眼又想免他，不知什么原因对他没有处理，在苟东希当局长刚刚一年时，机会来了，苟东希本来想向李小眼摆动，说自己是如何 吃苦，工作如何困难，成绩如何之大，身体如何不好，意思是带病坚持工作，想叫李小眼表扬他，在全系统开展学习他的活动，可苟东希多说了一句话，被李小眼抓住了把柄，苟东希说：“李局，给我换个轻松的工作吧，我谢谢你”李小眼明知这是假话，没有回答他，第二天就召开党组会，免去了苟东希的局长，叫他到机关做了一个闲职，苟东希听说后大为光火，就开始向李小眼发难，组织人员围攻李小眼，扬言要袭击李小眼，李小眼是个外地人，对苟东希的威胁有点恐惧，但他装作镇定，第一次向苟东希谈话，对苟东希反威胁，如果你敢胡闹，我派人查你的经济问题，这一招还真灵，把苟东希唬住了，苟东希平静了一些日子。
半年后，李小眼想进步，省里派了考核组对李小眼进行考核，李小眼怕苟东希给他使坏，又找他谈了一次话，谈话的内容很婉约，说免他职务另有原因，是你没有把老乡的关系搞好，自以为精明的苟东希一听就知道，策局长是他的老乡，就把所有的恨发泄在车局长身上，李小眼祸水北引达到了目的，自己被提拔进步到了省直机关当了处长，随后又考核策局长，准备提正县，苟东希就找考核组反映情况，说策局长洗过桑拿，洗过脚，给省里某些人送过礼，考核组人员叫他提供证据，苟东希找不到证据就说我可以拿党性做担保，可以拿人格做担保，考核组问他，策局长给省里送礼，都送给谁了，叫他拉名单，他拉不出来，叫他举证，他说送礼时他一同前往的，考核组说你送礼也违犯纪律，他送礼你提不出名单，算是无证据，苟东希告了一阵子，策局长照样提了，可他的威信彻底垮了，单位里没有人理他，成了孤家寡人，可是那个祸水北引的李小眼仍在省直单位冠冕堂皇的当着处长，可是，人们送他一个外号—超级政治大骗子。书包 网 想看书来
（26） 章书记的一天
梨子乡和白岗乡是土地接壤，村庄毗邻的两个乡镇，两个乡镇的土地相互交叉，两个乡镇的村庄互相交错，因此，两个乡镇的村民因为土地经常发生摩擦，也引起了两个乡镇领导间的不快，尽管摩擦不断，矛盾常有，可并没有影响到两个乡镇主要领导间的关系，但牵涉到利益的时候，也会把官司打到县委书记章大口那里。
梨子乡有个村庄叫刘长治，刘长治的村和白罡乡的杨村相邻，刘长治的村民外出到乡里，去县城有一条唯一的小路，路很窄，两边都是白罡乡杨村的土地，所以想把路拓宽也很困难，需要两个乡的领导交涉。
前些日子，省里、市里、县里要求村村通公路，并修成柏油路或者水泥公路，可刘长治的村民只有一个唯一的出口，就是那条小窄路，乡里是最后解决刘长治村通公路的土地，两个乡镇领导通过协商，把路给修通了。可是因为土地被村民刘棒槌承包，刘长治所拓宽的路面全是白罡乡杨村村民刘棒槌的责任田，修路时既占土地又挖土，给刘棒槌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当时乡里 同意补偿刘棒槌的损失，可路修好好，没有人管了，刘棒槌就开始上访，开始到乡里，乡里没有解决又到县里，市里、省里。北京开奥运会的时候，刘棒槌仍扬言要去北京上访，这可吓坏了各级的领导，省里压市里，市里压县里，县里压乡里，责令他们必须把问题解决好，可是白岗乡的书记汪章锁认为，土地是梨子乡占的，这钱应该由梨子乡出，梨子乡书记郝书记认为，上访的群众是白岗乡的，责任应该由白岗乡负责，因此，两个乡镇就扯起皮来，问题不解决，刘棒槌一直告状，弄的县委书记章大口非常生气，章大口通过给信访办这个口向两个乡镇下达通牒，出了问题要拿两个乡的书记是问，因为上访的是白岗乡的群众，白岗乡的书记汪章锁比较上心，就找梨子乡的书记郝书记谈判，他说路是你们乡用的，这钱应该由你们梨子乡出，郝书记说，这是你们乡内部的事情，我们乡政府没有这笔钱，于是问题又搁置下来，而刘棒槌继续上访，汪章锁害怕受批评，就拦住刘棒槌不让他找县委，并问刘棒槌要多少钱，刘棒槌是个农民，也没有敢多要，说赔他七千元就行了，汪章锁又一次找到郝书记，提出七千元两个乡各出3500元，郝书记不同意，因此，两人想到县里，找领导做个了断。
这一天，正好是章书记接访，在章书记的接待室里，坐着村民刘棒槌和两个乡的党委书记，章大口听完刘棒槌的要求和两个书记 的介绍，很不高兴的说：“你们两个都是副县级党委书记，因为七千元的事跑到这里打官司，这不是跟我添乱吗？你们不为我分忧，还添乱是啥目的？现在我拿一个意见，刘棒槌要的钱也不多，不就是七千元吗，既然双方都不想出这个钱，我看两个乡，每个乡出七千元赔偿刘棒槌，给村里修路是政府的行为，大钱头省里已经出了，这个小钱两个乡政府负责，每乡出7000元，以后有什么问题，两个乡各出一半，不管再出什么事，都由两个乡政府承担。”章大口说完问刘棒槌同意吗，刘棒槌双手一抱：“章书记是个大清官”章书记说回去给他们要钱就行了，章大口问两个书记有什么意见，两个书记说您说了就这呗。就这样，两个书记出了接待室，汪书记说，这也叫断官司，郝书记说：“这官司断的是个Diao啊”出门后唯一露出笑脸的是刘棒槌。
回到乡里后，白岗乡的汪章锁考虑到，章书记断的是一万四千元，给他一万也就行了，于是就给郝书记打电话：“老伙计，你们乡五伍仟元吧，剩下的我解决”郝书记很高兴也就答应了，可是当工作人员给刘棒槌送这一万元的时候，刘棒槌不答应，他说章书记说了一万四，少了不行，我还要上访。汪章锁又拨通了郝书记的电话说一万元拿不下来，你们还得添钱，郝书记说，你说好的，我们拿五千，剩下的你保底，我们不管了，白岗乡的汪章锁怕受到批评，终于多出了几千元的冤枉钱，才算息事宁人。
事后，有人问章大口，你咋这样断官司，章大口说：“他们两个乡不是经常哭穷么，苦的比黄连还苦，他们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凡是不扎不出血的人，扎时就得手狠”有人问这对你有啥好处，章大口说那老百姓会喊万岁的，这一手，那刘棒槌会到处宣传我是清官。
(27)林付部长
林之文做梦也没想到，将近五十岁了竞当上了共和县的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并且分工专抓干部，在一般人看来抓干部的副部长可是一个肥差。官职虽然不大，但每天和组织部长生活在一起，不断地给副书记汇报工作，有重大人事调整时，也少不了给县委书记进谏。因此，这个本来副科级的位子，是一般正科干部也望尘莫及的。别说是渴求进步的科员和后备干部，就连在任的正科级干部，乡镇长，党委书记和各局委的局长主任们也不敢轻看。即使所谓的正县，副县级人大政协的主任副主任，主席副主席，也要看着他的脸说话。因为他手里握着一定的权力。每年一度的工作考核和干部选拔的考核，都要过他们这里的一个关口，想进步的后备人选当然是恭敬有加。就是县里的副县长等一些达官贵人也常用得着他，因为谁家都有子女，亲戚和朋友，说不定那一天用上他，无论年度考核和干部任用，考核前全靠他在会上的引导和启发，汇报材料也得他汇总和上报，在汇总材料和给县委汇报时，他可以说他好，也可以说他坏。他只要想保护你，考核中的反面意见他可以删掉不汇报。他不想用你，在汇报时就可以多汇报缺点和问题，少汇报优点与成绩。所以，林之文这个副科级的干部，职务不高有权，地位不高实惠，在他任职的几年中，成了人人尊敬，人人巴结的重要对象之一。
前几年古阳县每年都要动几次干部，乡镇里的领导要求进城的，想进步的领导要求提拔的，县里的青年干部要求下乡镇任职的接连不断。由于人多职数少，人们纷纷找领导，跑门路，拉关系。有门子的去找县长、书记、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一般的人找不到关系的都找林之文副部长。没关系的人很多。林之文的家经常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跑调动的，跑提拔的，找他安排工作的，人马轰轰，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在官场上，跑关系，联络感情，有一个规律，一般是两个季节，一个事前。两个季节就是指的春节与中秋节，这是联络感情，加深领导的印象，不代表求事。一个事前就是人事提拔变动之前，这个时候是成败的关键，逢年过节时是让领导不要忘记自己的名字，平时隔三差五在一起吃顿饭，是加深感情，显示才华与人品。干部变动前找领导串门是一锤定音的时候，但因为要求进步的多，职位少，事前的活动也要看筹码的轻重。
林之文家里经常人来人往热闹惯了，也耐不住寂寞，有一年，县委书记要提拔，没有敢轻易动人，来林之文家串门的人也有些稀少。他开始按耐不住冷落的心情，就四处吹风说：“快动人了”，并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干部将要调整的消息。与县委主要领导有关系的人知道底细，自然不吃这一套。而对于那些进步迫切的一般人来说，可谓是一个机遇，他们不敢错过天赐的良机。首先要找林部长打探消息。在打探消息的时候，少不了要带些贵重礼物，高档烟酒或现金之类。时间长了，林之文的家里虽然几十间楼房，也容不下这源源不断的礼品。高档的烟酒有的通过熟人送了代销店和商店，但为了及早卖出去，价格便宜了许多，市场180元一瓶的酒，120元给了商店，因为商店也要剥一层利润。可如此多的东西一个商店也卖不完，有的商店老板嘴不严，还把这事给泄露出去，林之文听到后很生气，心里想，本来200元的东西，一百多元给你，你批发就批发不过来，这么大的利润，你还给泄露秘密，一怒之下，和老婆商量，自己开一个食堂。把家里收来的礼品通过食堂经营的方式销出去。开业那天，通知了全县各单位和部门。意思 是告诉全县所有的干部自己开了食堂，以后消费往这里来。开业那天人们除了带些纪念品外，还带些礼金，虽说吃饭免费可比埋单还贵几倍。开业头几天，生意十分红火，门前人马轰轰，可过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冷了下来，因为在那里吃过一次饭的人就不会来二次，有人说这里开的是黑店，一是菜的价格高，二是烟酒多是假货。林之文经营食堂很有一套，经常和客人打马虎眼，因为在这里就餐的多是看他的面子，不来吃一次饭见了面没话说，所以尤其是在林部长在食堂的时候故意来这里吃顿饭，表示看得起他，熟人在这里吃饭，他会给客人送一瓶茅台酒或五粮液酒，给客人打开瓶，每人倒一杯。不打开瓶往往客人会不喝，在结帐时退回去，只要一打开瓶，真假也能退了。在结帐时给客人算上，在结帐时，本来别人点了八个菜，他会送个汤，结帐时也要把汤钱算上。并给多算几个菜钱，客人碍于面子，也不好意思说。有的万一说出去，他家人会说把别人的菜错记在这帐上了。有一次，客人结帐时，本来是一桌的钱，付帐时成了两桌，当客人问时他会问台上的会计，自己的女儿会说，隔壁的那一桌不是和你们一块的吗？当别人不认帐时，他会改过来收一桌的钱，其实隔壁早已结过帐走了。
林部长的食堂有几个火红的时候，一是节日前，人们送红包送到饭店里来：二是考核干部时，考核组不带基层单位来吃饭无法向他交待。所以，每当年度考核调动干部时，食堂的生意火爆。每当熟人来吃饭，林部长必定来倒酒，倒酒的目的也是将家里的酒卖出去。有人开玩笑说：“你的茅台是假的。”他也会开玩笑说：“你们给我送假的，我不让你们喝假的吗？”虽然双方都是玩笑，实际上也都有含义，食堂开了几年，生意虽不算好，但他会变着法经营，也将自己家里的烟酒以高价销售了出去，也赚回了一笔钱，虽然名声落得不好，但名利不能兼得。转眼几年过去了，县里换届选举，因为林部长这个特殊的地位，组织上考虑他到人大当副职，是副县级干部。林部长权衡再三，没有申报，因为他知道，人大常委会这个闲职虽是副县，可是个清水衙门，还不如当这个副科级干部。所以，他没有参与人大副职的竟争，继续当他的副部长。不久，为了广开财路，他又开了一个建筑材料的门市，给建筑工地供应建材，门市开张后，邀请了所有的建筑商在他的饭店里请客，可这一块并不像饭店那样如愿。因为，建筑市场都有大官把持着，为建筑商供应建材的都是些干部的子弟，他根本搭不上手，因此建材门市开了半年，自动关闭转让了。
林部长一边当着管干部的副部长，一边经营着不太景气的食堂，虽不怎么兴旺，倒也赚了不少钱，这套是靠他自己的本身的地位和影响来招览顾客。从中把自己的礼品烟酒通过食堂卖出去。凡是不求他办事的，不求上进的人没有一个去他食堂吃饭的。只有那些要求进步，需要过他这个门槛的人，才免强来这里就餐，以讨林部长的欢心。
两年后，林之文五十多岁的时候，组织上调动老干部，由于年龄关系，他退了地线，不再管干部了，头一天宣布退二线，第三天，他的食堂也关了门，有人说，做什么卖买光靠地位，不讲质量也不行。
(28)文丙斋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