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远比欧洲人更加崇尚并遵循柏拉图关于“教育使人善良，而善良人行为高尚”的断言。他们认为，教育是通向威望和权力的必经之路，认为有学识的人必能负责任地为大众利益办事。对知识的这种崇拜在亚洲随处可见。写下来的文字，甚至有字的碎纸片，都要妥加保存，这不仅由于在亚洲各地文化中起过巨大作用的哲学、道德和宗教方面的典籍本身的重要性，而且也由于读写能力和知识水平是取得世俗成功的最可靠最光彩的道路。即使在日本中世纪或武士支配的早期近代社会上，儒教传统也使人们对这一观念深信不疑；很多武士都掌握了经典学识而成为“有身份的勇士”。在宗教色彩比中国更浓重的文化中，特别是印度和信佛教的东南亚，读写能力和知识同样造成了祭司和僧侣的荣耀地位；他们在地位等级中甚至高过统治者，就像###教区的古兰经学者那样。印度婆罗门集学者和祭司角色于一身，而佛教国家的僧侣职业从来最受尊敬。学者、祭司和僧侣可免除体力劳动，法律对他们的惩罚也不如对其他人严厉。对农民劳动及农业的价值和重要性的褒奖不过是空口应酬，真正的奖赏和地位全到了不必参加体力劳动的人手里。甚至亚洲的国王和皇帝也得尊敬博学的圣贤和正直的学者。免除有教养者的体力劳动体现在服饰、生活方式和他人的尊敬上。有关行为规范的法令禁止地位低的人（包括商人）穿高贵者、武士、僧侣或祭司的华美服装或长袍。青春期的印度婆罗门被授予一根带在胸部的圣线，在精心安排的梵语仪式上宣称他作为“再生族”的特殊地位。社会有义务通过定期捐赠和施舍来支持僧侣和祭司，资助他们的寺庙和祭典。僧侣、祭司们的活动也确实与普通人的生活有关，包括婚礼、孩子起名、丧葬和宗教节日庆祝。从知识阶层提拔起来的官员也穿独特服装并享受专门的特权，如免除体罚。特别是中国，广大人民出于对官员可怕威严的服从，把他们当成皇帝的直接代表来尊敬。产生了官员的中国高贵者，穿的是学者风范的蓝色拖地长袍，从臂弯处下垂着宽松的长袖。身着这样的长袍，根本不可能完成任何体力活动，因此它实际上成为免除他们体力劳动的标志。有教养的高贵者们还常常让指甲长到可怕的长度，有时甚至用特制套子加以保护，也是为了突出这一点。顾恺之（344～406）所作宫廷画《女史箴》。一位女教师正在给她的学生们写指示。这些学生都是宫女，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这些宫女都被期望成为有文化知识、精通几门艺术的才女。（l Copyright The British Museum）高贵的上等人分三级，反映了三级科举考试。只有通过了第三级考试的人才能候选当官，但通过了下面两级考试的人也被承认为学者，可以过上高贵者的生活方式，穿高贵者的服装。他们中的很多人当上了下一代候选者的老师，主持私办或公办的学校，教导男孩子读写汉字，在严厉管束下学习儒教经典，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准备。大多数上等人并不做官，而成为无官职的地方显贵，他们成为老师、争端仲裁者或地方事业主持人而受到地位较低者的服从。所有亚洲文明国家的商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读写能力，因为他们不但要与国家和地方的官僚主义打交道，而且也需要记录、算账及长距离通信等等。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确曾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无疑能读经典的或通俗的诗歌和小说。我们没有可靠办法来估计传统亚洲社会的读写推广程度，它可能高达总人口的25%以上，这至少在最基本的读书和写字能力上大大超过18世纪末之前的欧洲。读写普及率在1600年后的日本要高得多，到18世纪前男人中间可能达到50%。而在缅甸和泰国男人中（主要在佛教僧侣中间）的普及率至少为40%。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汉字十分难学，而且还是日本、朝鲜和越南书面语的主要基础，那么即使25%的普及率也是相当惊人的。中国有学识的上等人集团，以及其他亚洲社会的类似精英们，大概从未超过人口的大约2%。除这些外，有文化的人还应该加上商人和小贩（往往有最起码的读写能力）、各类办事员和文牍员，以及某些乡村的###。妇女尽管不上正规学校，但有些人可向兄弟或父亲学习或偶尔通过自学而能读书写字。最好的例子是令人尊敬的一批亚洲女作家，其中包括世界最早的心理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即著名的紫式部夫人。像紫式部夫人那样的宫廷妇女，有闲暇去学习读书写字，她们有文化甚至精通音乐、绘画和舞蹈，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在东南亚的佛教国家，有人要求所有年轻人至少当两年的僧侣，使得任何时候的僧侣数量（包括原来的）达到人口的10%～15%，这些僧侣几乎全都有文化知识。印度的婆罗门，作为惟一的祭祀执行人和伟大经传的记录人，则必须是有文化的。纸和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前者在公元1世纪前（汉代），后者在8世纪前（唐代前期）。活字印刷出现在公元1030年的宋代。这些发明很快传到朝鲜和日本，也慢慢传到印度、东南亚、###教地区和西方。印度教、佛教和###教的经书及其注释的重要性，使得甚至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就已经由文牍员抄写了大量副本。与西方一样，印刷术的推广大大增加了读书人的数量，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加强了各类著作的流通，先是在中国，然后逐步扩及亚洲其他地区，其中包括了经典作品、哲学和宗教典籍、诸如印度《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那样的史诗传说以及取材中国、日本及朝鲜古代传说中英雄事迹的类似史诗和记述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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