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扬眉吐气，其最核心的东西是我们的科技，北大虽以文科闻名，但北大的理科也是相当的了得，只不过在宣传方面不象文科那么张扬。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科技的发展会实实在在的反映着国家的综合国力，因为科技要的就是资金。同时投入与产出的长时间­性­，让我们又不能一下子就看到结果，再加上资金的量非常之大，科技成果又离老百姓比较远，就如我们现在时期的SARS，有多少人会关心我们这个非常时期的科技攻关，又有多少人知道除了白衣人士，奋斗在危险前线的还有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甚至他们的工作更危险。在这个非常形式化的社会里，没有新闻热点，怎么可以为你做免费宣传。国与国的竞争，和学校与学校的竞争是相同的，除了人文以外，就是钱的多少。1922年爱因斯坦与北大擦肩而过，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他，是在中国的上海知道这个消息的，本来他要来北大做演讲的，而日本这时候发出了邀请，而且费用非常高，于是他选择了去日本，而我们这一错过，就与之从此无缘，尽管我们后来也答应了他的费用请求，但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及一些莫名奇妙的耽搁，爱因斯坦总是收不到我们的答复，于是他就走了，我们科学差距就此拉大。钱不是最主要的，但却是最基本的。科学是要做出来的，可这一切需要钱。第一位华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有这么一段话值得我们记下来：“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中好的地方。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中国的教育是容易出人才的，关键是创新，一个创新比获得一个诺贝尔奖要重要。”这才是一个拥有非常完全人格的人的见地。创新的源泉来自于哪里呢？是灵­性­。灵­性­不是指头脑，而是指灵魂，完全的灵魂才能塑造完全的人格，完全的人格才会拥有一个健全的头脑。巴赫是西方古典音乐之父，他专为教堂写音乐，演奏音乐，他的音乐绝对是一种灵­性­的展示，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却不能理解他作品的含义，称他的音乐作品中宗教题材的音乐太世俗化，可见其作品内的人道主义­性­质与世俗的格格不入。创造总要付出代价，巴赫的成名不是在生命中，而是在他死以后，人们突然间才找到了上帝的音乐，突然间才发现巴赫与音乐都是孤独的，难怪在他临死前一年他会失明，原来神­性­赋与了他的灵­性­。同时我们也看到创造的道路上，不论是音乐还是科学都是一样的艰难，但支撑必须坚持下去的理由就是崇高的理想。巴赫是个非常复杂的人，因为他生活在非常复杂的时期，同时他运用音乐的技巧又是多种多样的，有哲学、数学、逻辑，还有天文学，全才的他，成了一代音乐“富豪”，成了后来音乐家的典范。为什么让中国降生一个巴赫，因为我们需要灵­性­和创新，让这个巴赫从事中国的科学工作，引领着中国的科学界，然后为中国的科学注入一支强心剂，不是为了得一个诺贝尔奖，而是带动一大批创新的人才。祈求上帝的赐福。以上只是我的一个乌托邦理想而已，这个想法是极其不现实的，一个人拯救不了一个国家的科学，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应该看到科学的进步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是人与人合作，是人与人的竞争，是人与人的创新，还有一个完善的管理机制，一个国民的素质，一大批健全的人格，还有一股社会­精­神：创新与创造。杨振宁在北大演讲已经快十年了，爱因斯坦与北大失约也将近100年，我们科学的进步在哪里呢？大批的人才都去了美国，北大成了学生留美的预科班，这种现象在50年代的德国、法国、英国多了去了，他们称这个为“脑力流失”，大家也是吵来吵去的，可后来大家就不吵了，到了70年代、80年代，国家的经济好了，回流现象就多起来了，所以这种争吵真是没意义的，难道你不相信，有一天，这些人当中会为我们带回一个巴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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